喝彩，手拍痛了。
十年后，我对她《谈放逐中的写作》有点议论批评，龙应台立刻闻过
则怒说：你没长进。我有点错愕。如果要“有长进”，大概只有鼓掌不断。
不过，一直拍已痛了的手掌，又怎能算“长进”呢？什么叫“人身攻击”？
龙应台当然不会不懂。自己犯了人身攻击却反指别人如此，这算什么？拙文
谈“侨选立委”及华裔外国人介入台湾选举或不当的政治表态，说那“不啻
外国人干政”，不对吗？其人既不与本土人民共祸福，又不纳税，凭什么伸
手涉足？凭什么支持这，反对那？至于并无政治野心、纯粹做文化与社会批
评者，只要有根据，说得中肯，即使是当年批评有人情味而没公德心的那位
真正的外国人我们还不是赞赏感激？《野火集》不是大为畅销吗？有谁说过
“外国人”就不准批评？何况龙应台到现在仍是中国人。
“拥抱苦难的人民”，如索尔仁尼琴；“使命感与牺牲奉献”，如史怀哲；
“改造社会”，如胡适、梁漱溟等等。也许他们都自以为是，但我们没有责
难人人非如此不可。我说过，人若厌倦现实，而志不在改造社会，自觅桃源，
只为自我完善，也有可敬吗？龙应台怎么把“改造社会”说成“改造人民”
呢？假如要好好回应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一文，恐怕要写好
几千字。该文太情绪了，而且扭曲拙文，我实在没耐心逐句来反驳。我想龙
应台以及有心的读者，若肯比对从《干杯吧，托马斯·曼！》到《自卑》三
篇文字，当会晓得，龙应台的态度实在不大公道。
事实上，拙文重点在真“放逐”与不算“放逐”两者的分辨。龙应台
不满拙文所言，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那些不曾受迫害，完全是个人意愿与选择
而居外国的人也可称“放逐”？《自卑》一文避开我所讨论的“放逐”与“非
放逐”，岂非另一个不公道？媒体英雄以其本事名利双收，并无不对不妥。
回到掌声所在地来做点公关，也无可非议。但若说这只为台北的烧饼油条而
回来那样单纯痴情，便太矫情。至于说自己若想入美国或德国籍，是易如反
掌；之所以未入，“只是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而已。”这样的大
话，实在更不应该说。
龙应台得天独厚，聪明慧敏。她过去十年的写作，不论社会批评或文
化批评，其感性之笔，时有振聋发聩之功，非常可佩。她对台湾的关心与爱
心，绝不是只为“卑微的个人服务”；“使命感”、“奉献”。。不正是你使我
们拍痛了手的原因吗？你说呢，龙应台？
第18 节 诗人刚走，马上回来
我生活在一个传统无所不在的国家。在这里，两百年前的人栩栩如生，
好像只是出门到巷口买个报纸，马上回来；他桌上的茶还热着呢。
1997 莱》诗被舒柏特谱成歌曲，连中国的孩子都会唱。1997 年，德国
人用一整年的时间在纪念诗人两百岁的冥诞：海涅朗诵节、海涅学术研讨会、
海涅音乐会。
1997 上，在书店的玻璃橱窗里。舒柏特的传记被制成书籍、录音带、CD、
广播剧、电影。整个德语世界从城市到乡村的音乐厅里，响着舒柏特的小夜
曲，交响乐，民歌。1997 年是舒柏特两百岁的冥涎。
1998 是这位剧作家一百岁的冥诞。他的剧本在大大小小的剧场巡回演
出，他的作品在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中让专家们争来辩去，他的生平轶事占
据一版又一版的文化副刊。与布莱希特有关的书甚至被搬到台北的国际书展
中去占一个特别尊贵的位子；中文读者对他当然不陌生，布莱希特的《四川
来的好人》在世界文学里太有名了。
1999 日，比庆祝海涅、舒伯特、布莱希特都要认真而隆重：明年是歌
德两百五十岁冥诞。法兰克福，歌德的出生地，将是张灯结彩的大舞台。
市政府已经拨下约一百万美金预算，觉得还不够，转向企业界募款。
德意志银行马上捐出六十万美金，商业银行也贡献了十几万。别的捐款源源
而来。明春4 月，“歌德的散步”开始庆典的序幕；人们从歌德的老房子出
发，沿着莱菌河，踩着歌德当年的脚印，走到他爱去的“磨坊”酒馆。古意
盎然的酒馆就在河边，有老树垂柳围绕，几乎一石一木仍是旧时颜色——好
像歌德离开他桌上喝了一半的啤酒，只是去买份报纸罢了。散步途经的延绵
数公里，会有一路的户外雕塑展和画展，还有歌德诗歌的即兴朗诵。
两百年前行路不易，歌德算是个大旅行家了，坐在马蹄达达颠簸不堪
的驿车里，游艺欧洲。1999 年的“诗人之旅”将由火车把歌德的崇拜者从
法兰克福载到歌德曾经云游的城市：斯特拉斯堡、苏黎世、意大利的佛伦
那。。。8 月28 日，歌德的生日，是整个庆典的高潮；“歌德文学奖”要颁
发，朗诵会要举行，法兰克福要变成一个歌德城。事实上，一整年都是歌德
年：社区图书馆会举办各种歌德讲座和诗歌朗诵，博物馆有各形各色与歌德
有关的特展，现代美术馆预备把整栋建筑的外表画成歌德风格，其他美术馆
将联合起来展出“1770 年的欧洲”，把歌德时代的艺术、音乐、文学、服装、
建筑、家具，也就是说，把两百年前孕育了歌德的整个文化史和生活史呈现
出来。
平常，有学问没学问的德国人就喜欢动不动背上几句歌德的格言作为
教养的装饰，玻璃书柜里当然得摆着精装的《歌德全集》；明年可真的要烦
死人了，举国上下都要谈歌德，谈他的情诗和抒情诗，谈他的妻子和情人们，
谈他的浮土德和魔鬼。但是，我究竟是真的厌烦呢，还是嫉妒？让我想想，
和歌德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有哪些？纪晓岚、袁枚、姚鼐、龚自珍、李汝珍
（《镜花缘》）、陈端生（《再生缘》），然后，当然还有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
的冥诞有谁记得有谁庆祝呢？难道他们不是到巷口去买报纸，茶还热着？我
承认我嫉妒，而且有点儿莫名的辛酸。
（原载1998 年4 月14 日《文汇报·笔会》）
第19 节 小城思索
——1——是一个萧瑟的秋天，我决定出去走走。带着一个破旧的行囊，
到了法兰克福火车站。火车站里熙来攘往。年轻人歪坐在地上，背靠着塞得
鼓鼓的登山背包；老年人小心地推着行李车；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们紧抓着
手提箱和当天的经济新闻。二十个月台，数不清的可能的目的地：汉堡、柏
林、维也纳、布拉格、罗马、巴黎、哥本哈根。有一列车正在开动，我急奔
过去，攀上车门。好极了，两个小时以后就下车，不管它停在哪里。
坐定了才知道，这是开往柏林的列车。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我这样发现了魏玛。
——2——1770 国，各有各的军队和法律、公爵和农奴，彼此还玩着远
交近攻的游戏，战乱连连。国与国之间交通不方便，货物来往得重重缴税，
连时间都各行其是。西方的法国和英国已经感觉到革命即将来临的隐隐地
震，讲德语的这些小国家还在山坳坳里继续着保守的封建传统。作物歉收时，
成千上万的人要死于饥荒。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半数的孩子活不到十岁。
成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五岁。格林童话里那么多后母和孤儿的故事，
不过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时代反映。
阅读人口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而为了对付这百分之五，统治者还
得有各种控制手段。诗人舒巴特写诗抨击贵族的荒淫无度，被符腾堡的公爵
驱逐出境，后来又诱他回国，囚禁了十年。席勒在符腾堡被禁止写作，“乱
邦不留”，只好逃到另邦去发表作品。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在莱比锡
被称为“毒草”而上了禁书名单。但是统治者对思想言论的箝制只是他权力
的一小部分罢了；想想看，他还能够将他的属民卖给外国当炮灰，每战死一
个兵他可以赚得五六百塔勒。恩格斯描述当时的社会：“政府的搜刮，商业
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
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在这样暗淡的天空下，魏玛小城，
人口不过六千，究竟怎么变成一束光，吸引聚集了德语文化的各邦菁英，使
山坳坳里的德语文学突然提升成气势磅礴的世界文学？1770 年，维兰德来
到魏玛。1775 年，歌德来到魏玛，1776 年，赫尔德来到魏玛，1779 年，席
勒来到魏玛。
维兰德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出版了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
意志信使”，写出了德语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启蒙小说和第一个不押韵的诗
剧，第一个大量翻译了莎土比亚的作品，给德国文坛带来极大震撼；他的翻
译直接影响了赫尔德、歌德、席勒的写作。赫尔德可以说是狂飙突进文学运
动的理论导师。他提倡对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打破重来，让形式去配合自由的
思想；他主张任何伟大的世界文学都必须先植根于民族本士。作为康德的学
生，赫尔德承继了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对情感的强调和对古典主义的批
判又酝酿了狂飙突进文学与浪漫主义的发芽。在斯特拉斯堡时，一个修法律
的学生每天来和他讨论文学与思想，他对年轻歌德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
维兰德和赫尔德都是德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举足轻重的人物。
来到魏玛的歌德才只26 岁，一个有法学博士头衔的畅销小说作者。前
一年才出版“少年维持的烦恼”轰动了欧洲；意大利教会买了所有的译本，
放了把火成堆烧了。多愁善感的年轻人抱着书，穿着维特式的衣服，做出维
特忧伤的表情，去自杀。1775 年携至魏玛的行囊里，已经藏著浮士德的初
稿，诗剧“普罗米修斯”和剧本“铁手骑士”。歌德当然不会知道，他将在
这个小城里生活五十七年，歌哭于斯死于斯。而街上引车卖浆的老百姓和宫
廷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
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
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
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
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
著作，1794 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 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
烂的古典时期；1797 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
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3——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
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
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
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1770 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
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
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
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
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 塔勒的年薪，
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 塔勒，歌德的薪
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
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
为18 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
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
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
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
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
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
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
实：1724 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 年郎坤因《三国演义》
而革职；1738 年禁“淫词小说”；1753 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
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
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
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
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 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
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
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
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
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
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4——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
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
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 分钟，
找到洪堡街36 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 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
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间跳跃穿梭。也许在寻找干果。
没想到房子里面比外面庭院更冷清。一个访客都没有，管理员百般无
聊地坐那儿，好像已成静物陈设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