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在天箭星座附近或者人马星座尾端观察到二至点，非常惊异，特别写信请
留驻中国的传教士发掘更多中国的天文知识。莱布尼兹对中国人看星星的智
慧也充满期待。当他知道17 世纪的中国人其实对星星没什么认识时，他说：
“他们是不是因为要编撰一个完满的天象故事，而无法对天体进行观察？”
那是1689 年。其实，如果莱布尼兹知道汤若望是怎么死的，他也许自己可
以回答为什么中国人无法对天体运转进行科学观测。
——4——1644 器和知识经由实验证明了中国天文学的落后。顺治对知
识的尊重使得汤若望可以不行三拜九叩之礼直接奏呈皇帝。他的时宪历取代
了行之已久的大统历和回回历。
二十年之后，杨光先指控汤若望谋反，证据是汤氏用的明朝历法为顺
治皇族带来灾祸。
汤氏弟子南怀仁等人被判杖刑一百，驱逐出境。汤氏本人亦面临凌迟
酷刑。一场及时的地震使他幸免予死刑，但他已饱受折磨，不久就死去。
研究星球，在西方是科学，在中国却属于政治学。私自学习天文者在
唐朝要处两年徒刑，在宋朝是斩首罪。宋太宗曾经搜捕了三百五十一个天文
学者，让其中考试合格的六十八人为国家司文台工作，剩下的二百八十三人
打成犯人，“黥面流海岛”。汤若望为星星而丧生，不是意外，更不孤独。
——5——汤若望死后七十年，1735 年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仍旧想知道
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美丽的天空下”，早期天文学如此先进，而现在这门科
学毫无进步？本身是科学家的巴多明神父提出许多看法：中国人“只顾眼前
实在的利益，而不在乎天空中有什么新发现”，此其一。
中国的天文学家害怕发现新现象，因为天上任何新现象都有政治意义，
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家却没有这种顾虑，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和鼓励，
此其二。如果有一个钦天监积极进取，他马上会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
地一致要求维持现状”，此其三。钦天监内外都缺少竞争，此其四。“要在中
国发展科学，不光是需要一个皇帝，”巴多明写着，“而是需要好几个皇帝鼓
励搞研究和付之实践的人搞新发明。设立足够的基金。。解除数学家们的衣
食之忧，使他们不致遭受那些不懂行、不会区分是疏忽还是操作错误，还是
原则错误的人的指责。”巴多明的批评写在1735 年。
在巴多明的时代，中国的钦天监其实用的都已经是欧洲传教士了。但
是我们看见，再过六十年，当马嘎尔尼率人马来晋见乾隆时，乾隆的首席天
文学家传教士可怜兮兮地哀求英国使团把英国历书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没有
足够的天文知识，而法国闹革命又断了后继的法国历书。天文学家面临着汤
若望的命运。
即使换了欧洲人来作天文研究，改变了的不是中国的科学环境而是使
欧洲人陷入与中国人同样的处境。思想与科学，仍旧为政治、为统治者、为
习惯服务。
——6——1948 沉寂麻木。他认为，政局虽乱，中国科学家却仍然应该
有所建树，至少在思想上应该闪着火花。他的说法马上遭到反驳。一位科学
家讥讽地说，如果美国研究者也得每天清晨提着篮子、带了身分证上街排队
买米的话，结果可能和中国一样。“科学事业的造就和成功，是社会秩序进
步和生活安定的自然结果，和火车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一样。”没有轨道，火
车何从？从巴多明到张君劢，这“社会秩序进步和生活安定”的轨道啊，磕
磕碰碰了两百年，辗转到了1997 年。
1997 人则议论纷纷：他若在中国的环境中生长、求学，可不可能有此
成就？为什么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总要到了西方才能大放异彩？为什么中国人
对非功利实用的基础科学不感兴趣？为什么为什么。。？奇怪，难道不知道
为什么？——7——今天，1997 年11 月6 日，被称为“当代英国哲学界真
正代表”的以撒·柏林死了。他写过深刻动人的马克思评传，提倡过两种自
由的界定，对当代西方历史做过最清醒的分析及批判。今天，我记得的，却
是他与伊朗学者亚罕的一小段对话：亚罕：你认为当今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柏林：我不认为哲学家有什么特别任务，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哲学。。提
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对哲学目的的一种误解。。就如同你问我当今艺术的任
务是什么，爱的作用是什么一样。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同样，爱的目
的就是爱。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亚罕：那么哲学的目的呢？柏林：哲学的目
的就是哲学。
——8——仰望繁星万点，人啊，怎能不觉悟自己的渺小，相对宇宙的
无限；是对那宇宙的激动和探索使人的渺小进入无限。“日安不到？烛龙何
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
言？”星空下脱口而出的天问，是知识的开始，可是，得为了天问而天问，
才可能真正地认识星空吧，不管是透过诗的美学还是天文科学。
第10 节 人真的很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对付异议分子有许多套招：把他杀了或监禁起来
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结果经常是，异议分子反而变成群众的英雄或者
自由的象征。把他驱逐出境，他也许在国外大声嚷嚷，破坏当权者的名誉。
最聪明也最毒辣的手段，是把反对者“搞臭”：设计一个女人，一个旅馆房
间，一个暗藏的摄影机，几个拿着对讲机等在门后的秘密警察。当反对者疲
惫地从侦讯所出来时，他会发现所有的人都以闪烁诡异的眼光看着他：人们
心里充满绘影绘形的异色想像和义愤填膺的卫道激情。本来也许代表了理想
正义的政治异议分子突然变成一个龌龊下流的色情狂。没有任何辩解的机
会，他已经被判了不需要判决书的“褫夺公权”。东德解体之后，安全部的
档案全部公开。人们在里头读到一则又一则的“搞臭”记录。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有政治立场的公民是否就没有这种威胁？刚刚在
西班牙爆发的政坛大“丑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突然有一天，马德里的权力精英们——皇室贵族，政府首长，教会人
士，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全从邮差手里得到一个邮件，是一支神秘录影
带。谁挡得住好奇心呢？录影效果很差，暗濛溕一片模糊，但看得出是一男
一女的作爱实景录像，可能是从衣橱门上小洞偷拍所得。女人是黑人，没入
黑暗遂看不清眉目。男人可是清清楚楚的白人，赤裸的男性躯体上却紧裹着
女人的性感胸罩和透明丝袜。女人不断以淫秽的私语挑逗男人，男人发出各
种令人面红耳赤的叫声。
一个拍得极没水准的成人色情片？不是的，所有接到邮件的人，目瞪
口呆地，都认出了男人的面孔：那是拉米雷斯，西班牙最重要的保守派日报
“ELMundo”的总编辑！不到五十岁，一表人才的拉米雷斯是马德里政界炙手
可热的人物；他所写的政见和社论咄咄逼人，势若雷霆，往往影响西班牙政
局。他更是现任总理阿兹那的密友和智囊。他的名字总被印在最重要的国家
议题上，他的脸孔总出现在最严肃的电视讨论中。他是西班牙的意见领袖，
社会贤达。现在，人们看见了他赤裸扭动的身体，听见了他激情昂奋的叫喊。
出卖了拉米雷斯的是拉米雷斯的女朋友。她把录影机藏在窗帘后面，
录下了自己和拉米雷斯作爱的镜头。被警方逮捕时，她的供词更是惊人。是
因为有人出了两百万美金的价钱促使她布下陷阱出卖情人。钱从哪儿来呢？
谁的钱呢？拉裴尔·威拉出的钱！拉裴尔·威拉又是什么人？在西班牙，人
人都知道，威拉是社会党执政时代的内政部长。
人们的记忆由于威拉这个名字又醒了过来；是的，80 年代社会党的
Gonzalez 任总理时，曾经用特攻队去对付巴斯克主张独立的恐怖分子，杀
了二十八个巴斯克人然后又试图掩盖谋杀的事实。把这个以暴制暴的案子揪
出来而且指名要内政部长负责的正是拉米雷斯的报纸。社会党在连续执政一
十三年之后，留下不少贪污腐败的污迹，被拉米雷斯毫不留情地一一追击揭
露；社会党失去政权，保守党上台。拉米雷斯一直是保守党最能倚重的社会
资源。
女朋友口中吐出一串串的名字：帮她租房间的是前任政府的安全部的
一个头子；付了她定金的是前任政府的一个市长。。。
拉米雷斯仍旧写他尖锐辛辣的社论，但是避免在公共场合出现——报
纸上不再有他的照片，电视上不再有他的脸孔。他显然受不了人们闪烁诡异
的眼光。在那个眼光里，他永远是个没穿衣服的人！没有判决书，他已经被
褫夺了参与公共聚会的权利。
这么说，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当然是有的。同
样的强揭隐私，在警察国家是被合理化合法化的国家行为，在民主国家却是
必须惩罚的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在警察国家里，被统治者倾向于单一的、
不容忍异端的道德态度，因而容易同意或者默认统治者定下的价值标准，也
使得统治者轻而易举地可以把一个反对者“搞臭”；相对之下，民主国家的
特色是价值的多元。某一个党认为是“臭”的别人不见得同意。拉米雷斯能
够幸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多西班牙人会认为真正“臭”的不是拉米雷斯，
而是想把他“搞臭”的社会党人。也幸亏他活在一个已经民主的国家时，拉
米雷斯不会“臭”了，只是“糗”了。
糗得够呛够难堪，但并不致命。韬光隐晦一阵子再重出江湖，可以仍
是一条好汉。
警察国家和民主国家绝对相似的地方却是：唉，人真的很脏，不管在
什么制度下。为了争夺权力而使用最卑劣的手段显然是原始人性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并不使人变得干净一点点。它唯一做到的只是，承认人真的很脏而
以监督和制衡来防止脏的绝对扩散。尽管如此，若没有这个最低保障，我们
用什么来维系人的脆弱的尊严呢？总编辑们，请保重！
第11 节 清清楚楚的个人，在群众里
国际知名的德国汉学家WolfgangBauer 今年去世时，执德国舆论牛耳
的《法兰克福汇报》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说：Bauer 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
将他所研究的中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
这样一个在欧洲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评语，我读起来，却像吃饭时咬到
石头一样，感觉怪异。
假设北京大学的李教授过世了而中文报纸写着：李教授是个德国研究
专家，他的杰出成就在于他能够将他所研究的德国人看成个人，而不是一个
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我相信许多欧洲人要大吃一惊，不以为然，心里想着：
这怎么值得一提？我们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当然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
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这种反差充分披露欧洲人的双重标准。最荒谬的是
欧洲人自觉对“个人主义”这个东西有专利权，使他们有别于伊斯兰教民族，
有别于中国人，有别于整个非西方社会，好像“个人主义”含有一套固定标
准，放诸四海皆准。中国人是个“面貌模糊的群众集体”，这个印象大概在
“文革”期间更加强了：中国人不分男女，全穿着一样的蓝布衣，被称为“蓝
蚂蚁”，唱着一样的歌曲，笑着一样的微笑。欧洲人不会想到，在别人眼中，
他们看起来也相当“集体”：德国人都在车窗上摆个毛茸茸的玩具动物，英
国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夹克，荷兰人的厨房里全挂着白色的半
截的蕾丝窗纱。
在我眼中，每一只“蓝蚂蚁”可都是性格分明的个人。那个因为无书
可读而背了整本《圣经》，边种田边背《圣经》的学生；那个把小提琴藏在
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乐家；那个没有发表机会但孜孜矻矻皓首穷经的学
者——他们都穿着制服似的蓝布裤，但是套在制服里头的是人，人在与他的
命运挣扎、妥协、反抗。所有属于“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
都是“个人主义”的。
德国邻居告诉我，她听说，共产党在长征时，荒野地带死亡的人数远
远超过有乡有镇的地方，可见得中国人是非常“群体性”的；没有群体他会
因寂寞而死亡。我把这个看法转述给一位大陆学者。学者芜尔一笑，是的，
确实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于粮食不够。没有民居就要不到粮
食。
“饥荒会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国人。”他笑着说。
我站在上海最拥挤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绿灯一亮，
群众，不，“人潮”的汹涌推动像巨大的海浪。不习惯人潮的我马上觉得晕
眩，有一点要被淹没的恐惧。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不理解什么叫“面貌
模糊的群众集体”。在我身边推来挤去的“群众集体”，对不起，各有各清晰
异常的面貌，有的疲倦有的无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丽有的平庸。
许多人汇入街上流动的人潮，其实并不是为了来求取群众的体温和慰
藉，而是为了来寻找个人的孤独和自由。单位里的生活公式如此机械，配给
的住房如此狭隘，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密不通气，最美好的逃避空间反而是公
园里、大街上、河堤边，那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
群众里的个人互不相识因此互不干扰，提供给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内心
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国，看起来代表集体的群众其实反而是一种个人主义
的表露；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群众里头更孤独、更宽敞。
在一个懒洋洋的下午，漫步走进文庙。老人聚集在院落里，有的下棋，
有的练拳。桥拱上肩并肩坐着一整列老人，无所事事地低头打盹或仰脸晒着
太阳。若用镜头摄起来，这又是一个“集体图”：几百个老头，剪着一样的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