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
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
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
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
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
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
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刘培芳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
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
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
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
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
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
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
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 年代中期的一次世
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
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
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
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
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
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
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
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
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
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
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
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
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
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
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
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
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
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
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
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
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
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
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
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
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
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
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
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
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 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
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
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虽然新
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
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
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
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
主旋律，那么，包合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
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蔡再丰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
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
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的分析和讨论，甚
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
士所提出的问题。
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
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
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
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
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
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
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
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
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
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
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
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
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
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
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
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
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
财宝，还有亲情。。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
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
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
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
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
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
谁“写得真”、“写得善”！
新加坡人的心事——徐宗懋龙应台女士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转载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引起读者的强烈责难，龙女士很奇怪为什么
读者的基调相当一致。
她觉得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一是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
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下，不同基调的声
音不敢冒出。其实，新加坡报刊不论英文或华文，常会将国外刊物对新加坡
的批评转载，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编辑负责人心里很清楚，在
一个做出批评通常需要小心翼翼的国度，他们敢刊出这些国外批评文章，是
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激起新加坡人的愤怒远超过共鸣。
如果有一篇国外批评真正能点中许多新加坡人内心的深处，能激起广
泛的共鸣，甚至产生某种颠覆效果，那样的文章他们通常不会刊出来，但会
在内部流传，或者私下拿一份影印给你，然后赞美说：“这篇文章写得真好！”
编辑们对于真正能说中新加坡人心事的批评其实是挺尊敬的。
所以，我相信龙女士文章激起新加坡读者几乎一致愤怒的反应，是真
实的。如果比较了解新加坡政治和文化操作方式，便会知道，与其说龙女士
的文章激起新加坡人强烈的反应，还不如说她的文章又一次成功地被新加坡
报纸拿来当成绝佳的反面教材，作为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小看新加坡政府的能耐。你说他们怕批评，可是
每年美国国务院有关新加坡的人权状况报告，他们却敢全文地刊在报纸上，
然后逐条指出其中的错误，其法律上的专业程度常让对方哑口无言。他们敢
这么做，是因为心里很明白，这种人权报告对新加坡内部毫无杀伤力，其外
行程度反而成为可资嘲弄的对象，有助于巩固新加坡政府治理国家的威信。
至于面对西方媒体的挑战，那更是小case，李光耀先生可以轻易挑出其中
基本背景资料的错误，有时候还笑人家连字都拼错。‘最近西方媒体一写到
新加坡，态度谨慎多了，上次一份刊物提到李显龙升官跟他老爸有关系，随
后立刻修正，作出道歉，承认自己“毫无根据”。如果西方媒体都能以同等
的谦虚态度对待其他的非西方国家，这个世界会公平很多。在这一点上，李
光耀很值得尊敬，他有很大的贡献。
新加坡人不批评新加坡吗？当然批评！而且骂起来一样很凶。你到咖
啡店听听那里的政见，的士（计程车）司机对RoadTax 大吐苦水，医疗费用
太高啦！公务员想下海做生意啦！
政治方面，朱为强抱怨当国会议员好像在服兵役，刘程强重振南大精
神，成为当年华校生反对精神的现代象征，至于讲一口漂亮牛津英语的萧添
寿煽动群众的激情演出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称病流亡美国，政府却在
美国雇了私家侦探拍了他和女友在大街溜达的照片。前总统蒂凡那酗酒、非
礼少女的丑闻曝光，电视播报员正经八百地叙述这段黄色经历。佐菲利违反
交通规则被法庭罚款，有人抱着腰笑到肚子痛。。。这一切都很精采，不是
吗？在新加坡从事反对运动很不简单，勇气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条件，最重
要的是反对者的品行几乎要完美无缺，否则没两下子，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
漏了十块钱的税，或电话费没交，或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别人的捐款放在自己
的口袋里，或者用公家的邮票寄私人信件，这些会被详详细细地揭出来，让
你支支吾吾，脸红了，那时光是面对四方投来的奇异眼光就够受了，还讲什
么政治大道理！你也可以揭露对方的黑幕，但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否
则一场毁谤官司下来，可以让你卖掉房子也赔不完。
老天！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是在跟圣人作对，除非你是另一位圣
人，否则足以心虚得晚上睡不着觉的。
新加坡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一群优秀无私的领导人才，加上
人民的勤奋努力得来的。两百七十万的人口，三大种族，各有其种族、文化、
风俗的认同。基本的国家认同严重分歧。事实上，过去根本没有这个国家，
哪来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最早林有福政府贪污腐化，再多执政几年，新加坡
就彻底完蛋了。人民行动党上台，顶住了局面，但内在的分裂动力仍然很强
大，1964 年的种族暴动令人胆战心惊，新加坡政府发觉自己竟然指挥不动
马来警察，他们另有效忠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
做出一些限制，这个国家还能存在吗？是的，他们有理由这么傲，但犯了一
个错误，就是以切断华人语文文化的根来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新意识。这整整
伤害了一代人的感情，到今天伤痕还是这么深，以致还有这么多人仍怀着受
委屈的恨意。这是新加坡社会真正的伤痕，也就是各族曾被迫放弃自己一部
分的灵魂，以共创新国家的新意识，这种以政治力量强制达成的转变带来莫
大的心灵挣扎和痛苦。
这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最可议之处，因为一旦砍掉文化的根，这个社会
便失去了它的精神灵魂，那时乌节路的百货公司、淡滨尼的新型组屋、莱佛
士酒店的重修，甚至圣陶沙岛上的山下奉文投降的蜡像馆都只是空空洞洞的
躯壳而已。没有文化的连系，你如何跟下一代说明什么叫做日军的“大检证”，
他们摊开双手，说这事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60 年代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