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
并持之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
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
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范
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满合理的。为了不致沦
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
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
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
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
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纪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
给阁下一个警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
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
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
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
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
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
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
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
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
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
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
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
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相信许多人
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
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
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
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
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
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
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
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
月20 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
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质素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
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吾爱吾土——李珏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
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 月14 到了中国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
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地写了《吵架》
（原刊于1993 年10 月31 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 年12 新加坡的
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
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
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
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
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
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 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
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
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惰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
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
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Stone，
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流士（Sibelius）的“Finlandia”。
和平之歌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
射，且天色也蓝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
地同样献上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劲草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
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
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
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
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
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
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
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
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
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
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
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
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
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
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
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
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
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
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
华人！”
第2 节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前言：慎思明辨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
年10 月10 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
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
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
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
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
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
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
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
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
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
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
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
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
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
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
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
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
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
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
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
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
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
在《联合早报》。
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
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
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 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
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
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
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
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
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
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
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
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
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
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
——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
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
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
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
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
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
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
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
“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
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
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
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
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
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
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
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
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我承认我伤了新
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
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
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
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
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
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
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
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
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自由与安全是否
绝对矛盾？——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
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Lingle（林格尔）的
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 月24 日，
才看见Lingle 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
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
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