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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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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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确实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她?!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她在一九九0年十月一号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来电话,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不都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她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我苦斗那样哭天不灵、叫地不应。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这两年她常说:“我这个小老太太,怎么生了两个这样的女儿?”
   言语里满是苦尽甘来的况味。还有对自己居然创造了这样两个人的自得。
   她所谓的“这样”的女儿,就是她常对胡容说的“她们都很争气,我再受多少苦也是值得的”女儿。
   当然也有一些迷惑。自己那样一个忍气吞声的人,怎么生了两个这样不肯忍气吞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她把唐棣也算做她的女儿了,她是完全有权力这样说的。

  ※  ※ ※

   我告诉她,唐棣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开有工厂,她可以借工作之便经常回来看看。
   妈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按照我们的愿望实现了。”
   “唐棣说她年底回来,您手术完了再把身体调养好,等她回来,她要带您吃遍北京的好馆子。”
   她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我对妈说的这些话,妈都如数家珍地对她重复过。
我又尽量找些讨妈喜欢的话题。
   “妈,瞧您生病也会拣时候。秋天正好做手术,天也凉了,不容易感染,躺在病床上也比较舒服;我才五十四岁而不是六十四岁,完全有能力来支撑这场手术;我手头上的稿子也全清了,无牵无扯,正好全力以赴;赶巧宋凡同志能帮上这个忙,不然谁知道要等多久才能住进医院;您每次病好出院都能住进一个新家……”
   或是谈妈的宠物:“您的猫可真行,那天它吃食的时候脑袋一甩一甩的,我想,它在干什么呢?仔细一瞧,它在吐馒头丁呢。原来它把馒头上的鱼和肝嘬完后就把馒头吐了。”这时,妈脸上就会漾出些许的笑意。
   或是谈我们未来的日子,“咱们新家的地理位置相当好,离前门、西单都很近。比西坝河热闹多了……”
   “楼下有街心花园吗?”妈很关心这个,因为她每天得到街心花园去散步。
   “有个小花园。不过我还给您个任务,每天让小阿姨陪您到前门法国面包房去给我买个小面包,不多买,就买一个。这样您就每天都得去一趟。既锻炼了身体,也等于上街看看热闹。咱们家到那个面包房还不到一站地,按您过去的运动量,走一趟没问题。”我得说是给我买面包,我要说给她买,她就没有那个积极性了。
   “过马路也不用愁,刚好楼下就是地铁的通道,反正有小阿姨扶着您,上下地铁通道没问题。”
“新房子的楼梯陡吗?”
   “不陡,上下很便当,楼梯还挺宽的。还有电梯,您愿意坐电梯或是愿意走,都行。”
九月十九号,星期四,我最后签字同意手术。
   手术订在九月二十四号。我默念着这几个字的谐音,心里净往好处找补地想:这就是说,妈至少会活到九十二岁才去世。
手术方案有过反复。
   原定的手术方案是经蝶。如果采取这个方案,手术时妈的颈椎就要后仰九十度。这对老年人很危险也很痛苦,所以需要全麻,而全麻又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死亡。这是一。妈的瘤子又大部分长在蝶上,如果经蝶并不能将瘤子完全取出。这是二。
最后还是决定开颅。
   甲戈大夫和王集生大夫都是多次做过这种手术的主治大夫了,但是他们一再对我和妈说,“为了老人的安全和让老人放心,手术由罗主任亲自主刀,我们在旁边做他的助手。”
   我很明白。也很感激他们的这份心意。但凡有些真才实学的人,谁愿意甘败下风?
   甲大夫向我说明了手术方案。半麻醉,加针刺麻醉。加镇静催眠。由于老人对痛疼的反应不很敏锐,这个麻醉方案通过手术估计没有问题,而且比全身麻醉安全多了。甲大夫还建议,术后不必住到监护室去,那里虽有机器监护,但是一台机器看六个病人,万一护士不够经心,还不如就在病房给妈单独请一个特护。妈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很安静。只要妈那边一进手术室,病房马上就进行消毒。这样护理起来可能比监护室还好,手术当晚由甲大夫值班,发生什么问题自有他在。
我觉得他考虑得很周到,便决定按他的意见办。
   决定手术后的这段时间里,妈还不断给我打气:“我的皮子可合了,肉皮上刺个口子,不一会就长上了。”
   我接受了妈的鼓励,因为我怯弱的心正需要这种支撑。
   妈的皮子确实很合,可是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在脑子上动刀子和在肉皮上刺口子怎么能同日而语。

  ※  ※ ※

   九月二十二号星期日是中秋节。我和妈两个人难得地在一起过了这个节。要不是妈生病住院,我还不能这么明正言顺地同妈在一起,过上这么一个实在是算不了什么节的中秋节。
   自从再婚以后,每到年三十先生和妈吃过年夜饭,就把妈一个人撂下,陪先生到他那边去住。
   也设想过妈和我一起到先生那边去,或先生在我们这里留下来。可是妈不肯到一个她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去和我团聚,先生也不愿意在一个他觉得不方便的地方留下来,我又不能劈做两半。
   最后还是自己的妈做出牺牲:“你还是跟他到那边去吧。”
   我只好陪着先生走了。并且自欺欺人的想,反正大年初一一早我就会赶回妈这边来;好在妈对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有兴趣……她该不会太寂寞吧?
   我想妈懂得我的心,就是我不在她身边,她也知道我爱她胜过他人。
   我终日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的妈着想,老是觉得“来得及,来得及”,妈的日子还长着呢,好像妈会永远伴随着我……我甚至荒谬地觉得,妈还年轻着呢。虽然我知道谁也不会永远活着,但轮到妈身上却无法具体化。
   所谓的为他人着想,不过是牺牲自己的妈,为自己经营一个无可挑剔的口碑。我现在甚至怀疑起一切能为他人牺牲自己亲人的人。
   可是妈先走了,想到那许多本可以给妈无限慰藉,欢愉的、和妈单独相处的时光却被我白白地丢弃了,那悔恨对我的折磨是永远平息不了的。
   更多的时候,我会怀疑起来,万一我想错了,万一妈不懂得我的心呢?我不敢想下去了。
   我甚至想到鲁迅先生写的“阿Q”。在强者面前微笑,在弱者面前逞强的势力、自私。
   妈虽不是弱者,却因爱而弱。在这人世间,谁爱得更多,谁就必不可免地成为弱者,受到伤害。
   每逢佳节倍伤情,可能是我和妈的一个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情结。
   本来人丁就不兴旺,更没有三亲六故地往来。从幼年起,就跟着妈住她任教的小学单身宿舍。在食堂开伙,连正经的炉灶都没有一套。馋极了眼,妈就用搪瓷缸子做点浑腥给我解解馋。一到年节,看着万家灯火,就会倍感那多盏灯火里没有一盏属于我们的凄凉。我们那个家就更显得家不成家。少不更事的我还体味不深,就是苦了妈了。
   渐渐地就不再枉存,或说是妄存过节的想头,不管人家怎样地热闹,我们则关起门来,早早上床、悄悄睡觉。
   后来发展到三口人的三世同堂,还有了带厨房厕所的单元房,像个家的样子了,也有了过节的兴头。可是,自从那年节真正的彩头、第一代人的心尖、第三代人唐棣出国以后,又剩下了两口。这比没有过三口人的鼎盛时光更让妈伤情。而我再婚以后,一到年节,简直连两口都不口了。妈一个人守着普天同庆、鞭炮齐鸣的年夜该是什么滋味?!
   我陪着先生走是走了,可心里连自己也不知道地就给后来埋下许多解不开的情结。凡是妈为我做过的、牺牲过的一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切,在她走后都无限地弥漫开来,罩着我的日子。

  ※  ※ ※

九月二十三号,星期一。
吃过晚饭,理发师来给妈做术前的备皮。
   我坐在灯的暗影下,看理发师给妈理去她从前世带到今世那千丝万缕的烦恼。不免想到,理去这千丝万缕的烦恼,手术前的事就全部结束了。好像所有的事也都跟着一了百了了。这景象何等的惨淡。
   我示意理发师,妈脑后还有一缕没有理掉的头发。理发师说,明天清早他还要再给妈刮一次头皮。
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妈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理完发以后,妈赶紧把前几天一再催我给她买的帽子戴上,我知道她不喜欢这种帽子,可是眼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帽子了,好在不会用上很久她的头发就长出来了。
她问我:“是不是很像你老爷了?”
我说:“是。”
她说:“真糟糕。”
   见过我们三代人的朋友都说,妈是我们三代人中间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和唐棣老是埋怨妈:“瞧您嫁了那么一人,把我们都拐带丑了。”
妈听了不但不气,还显出受用的样子。
   妈的漂亮是经得住考验的。一般人上了年纪就没法看了,可妈即使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眉还是眉,眼还是眼。嘴唇红润、皮肤细腻、鼻梁高耸。好些人问过妈:“您的眉毛怎么那么长,不是画的吧?”
或:“您擦口红了吧?”
   一想到妈那么漂亮的一个人,没等头发长出来就光着脑袋去了,我就为她委曲的掉泪。   我想她直到去世再也不照镜子,可能是想为自己保持一个完美的自己吧。
   理发师走后我把折叠床打开,我和她的病床并排放在一起。我们躺下以后,我像往常一样拉着她的手,往往她就这样地睡着了。
   这天晚上,我以为她一定睡不好。过去芝麻大的小事都可能让她彻夜不眠。
   可是她的手,很快就从我的手里滑出去了。她睡着了,而且睡的很沉。
明天妈就要进手术室了。
可是妈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一句也没有。
这是一个空白的夜。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在她交待后事的那个晚上,被她义无反顾地结束了。我觉得,我那连接在妈身上的脐带,这时才真正地切断了。
   我为她能安然地睡去松了一口气,也为她已经能这样淡然地对待生死、对待也许是和我的永诀而黯然神伤。
她还是妈,可又好像不是妈了。
人到一定时辰,难道都会这样吗?
   我尽力克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我怕一想,我的决心就崩溃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了。这对妈好,还是不好?
   我猜妈也犹豫过,也曾想要改变过主意。可她是个好强的人,从不干那出而反而的事,医院和大夫都做好了手术的准备,她若中途变卦,不就白白折腾了医院和大夫吗?
   我既然是她的女儿,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女,又何当没有这种考虑呢?
   那时她要是有一点表示,我立刻就会改变主意。可是妈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矢口不再提手术的事。
为此,妈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  ※ ※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
   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妈坐起来了。我问她:“您要干嘛?”
她说:“我要收拾、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了。”
   我心里一惊,觉得这话很不吉利。便对她说:“您上什么路!您是去做手术,什么东西也不用带。”
她才又躺下了,像个幼小的、听话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理发师又来给妈净了一次头皮,留在妈脑后的那一缕头发也就最后地消失了。
   七点多钟,那个姓周的护士来给妈插道尿管。我看见消毒包有两根道尿管,就对护士说:“请给我妈插一根细的。”
   因为有过插道尿管的经验,知道插细的要比插粗的痛苦少一点。可惜我只有这点经验,我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妈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了。或我要是能把妈将要经受的一切先经受一遍,也就知道哪些事该怎么做,而不会留下那许多的遗恨。插过道尿管之后,给妈打了一针镇静剂。不论插道尿管或是打镇静剂,妈都很安静。直到进手术室,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我又把妈满口的假牙摘下,包好。七点四十五分,手术室的护士就推着车来接人了。我一个人无法把妈抱上推车,只好求助于那些像我一样陪床的男士。
   然后我一个人推着车向电梯走去。这情景可以说是罕见。哪一个去手术的病人,不是前呼后拥在满堂亲属,或是机关领导、同事的中间?
   有两个病人的陪床家属动了恻隐之心,不但送我一兜食品和饮料,以备手术时间过长我在手术室外饮用,还帮我推车。
   我看了看那一兜有备无患的食品,才明白我是多么没有打这种仗的经验。可是我不明白,这种时候人们还会有饥渴之感吗?
   可我那时谁也不需要,我只想单独和妈在一起。此时此刻,只有我和她。
   不论在这之前我考虑了多少,事到临头,还是觉得手忙脚乱,心里没底,什么也没准备好,可就是再给我多少时间,我照样会感到没有准备好,照样会感到:为什么这样匆忙?
不过,我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又“什么”是这样的匆忙?
   似乎有一种我不能理喻的力量,将我一分为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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