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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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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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
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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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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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
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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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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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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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