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按规定,住校生必须在开学典礼的前一天返校,而宁玮却是在开学典礼时匆匆赶到的。我问她为什么迟到,她吱唔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原委————
宁玮的确是头天下午乘上返校的公共汽车的。但行车途中,公路阻塞了,等了很久,一直没有通。
天色渐渐晚了。公共汽车上的旅客纷纷拿出糕点、水果等当作晚饭吃了起来。宁玮也从提包里拿出煮鸡蛋吃了起来。这时,她突然发现一位四五十岁、戴着帽子、穿着半新不旧的棉袄的农村妇女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手里既没有糕点,也没有水果。宁玮想,可能她没有带吃的吧?
于是,她便又拿出两个鸡蛋递给那人:“阿姨,你吃鸡蛋吧!”
那人似乎有些惊讶。车里的其他人看着这一切,似乎也很惊讶。
宁玮直接把鸡蛋塞进那位妇女的手里:“拿着吧,都是出门人,不用客气!”
那人很感动,接过鸡蛋,但硬要付钱给宁玮,宁玮坚决不要:“我不要你的钱。这蛋是自家的,不是花钱买的。”
车上的人都看着这温馨的一幕,不少人感慨:“这姑娘的心多好!”“现在这种人真是不多见!”
可车厢里居然有一个痞子模样的人怪声怪气:“啊哈!活雷锋,也给我一个嘛!”
宁玮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但是,那位妇女站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车厢里的大多数人也对那痞子吼了起来:“你想干什么!!”
结果痞子没声了。
那位妇女和宁玮聊了起来。原来,她也是农村人,是去乐山看她一个亲戚的。
阻塞的公路终于开通了,但车到乐山已是深夜,那位妇女怕宁玮不安全,一直把她送到乐山一中,但学校大门早已关闭。于是,那位妇女主动把宁玮带到了她亲戚的家里……
讲述完这一切,宁玮自责地说:“我如果前天赶车或者昨天上午赶车,也许就不会迟到了。”
面对她那颗水晶般的心,我还能说什么呢?
以前我们不少教育论者谈到教育,总是把学生当作空荡荡的容器,而所谓“教育”就是教师往这些“容器”里面装“高尚的思想”装“美好的道德”……但我从教多年,在和学生深入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其实,在很时候很多方面,学生的心灵倒比我们教育者纯洁得多也高尚得多!“学历”、“阅历”、“经历”等使我们“成熟”起来,也冷漠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确应该向学生学习!
那么,教育者真的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吗?不,在有些时候,面对有些学生,教育的灌输也是必须的;但面对多数学生,特别是像宁玮这样的学生,我们要做是“保持”、“扶持”与“引导”:让学生保持一颗童心,扶持学生美好道德的萌芽不断健康生长,引导他们面对复杂甚至有时显得比较阴暗的社会现实,让“纯真”更坚强也更机智!
宁玮后来对好友赵琼谈起返校“奇遇”时说道:“我当时一看到那位妇女,我就觉得她像我们乡里的好多父辈的农民,他们朴实善良,他们真正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啊!比起来,我们这一辈人很幸运,我们在城里读书,父母们却在乡下辛劳,用他们的汗水供养我们。或许包括那位中年妇女的儿女不会再像父辈那样辛劳,但正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翻身,他们可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真的,我一看到她,就像起了我的父母……”
宁玮朴实无华的言行,感染了她的同学。毕业前夕,赵琼在作文中写道:
宁玮对乡村有一种特殊的炽爱之情。她爱花,爱草,走过一块小小的菜地也要蹲下去仔细瞧瞧那每一根嫩芽。她是那样深深地爱这她的父母姐弟,爱着她的乡村家园!也许是为了把这种感情化为行动,她发奋地学习,认真地工作,真诚地待人。高中三年来,无论是当班干部还是当室长,或者是为学校管理广播室,她都尽心尽力而且严格认真。她抓紧每一分钟时间学习,上课积极思考并主动发言。她在课余给同学们带来欢乐:为同学们剪漂亮的纸花;在晚会上以清纯的歌喉为大家唱《洪湖水,浪打浪》;在太阳岛,她俨然像个特级厨师,给大伙儿煮好吃的饭菜……因此,她受到同学们深深的爱戴,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同学们选为三好学生。
然而高考结果下来了:宁玮落榜!
其实,她就差那么几分,如果她是城市户口,或者他的父母稍微有点“头脑”与“社会活动能力”,或者她家里多少有一点“经济基础”,她完全可以通过“委培”或“自费”或其他途径踏进大学校门的。事实上,当时同班的不少同学分数比宁玮低得多,最后仍然通过各种门路上了大学————因为他们是“城里人”!
我决无半点鄙薄这些“城里人”的意思,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我喜爱的学生,我真诚地为他们最后还是如愿以偿而高兴。我之所以把他们与宁玮比较,只是想说明并突出宁玮的“不幸”而已!
宁玮返校看高考分数那些天,她和几位远道而来的农村同学就住在我家。面对她控制不住的眼泪,我虽然一遍遍苍白无力地劝慰她,但在心里再一次升起沉重的负疚感……
当年的10月,我收到宁玮的来信:
李老师:
您好!刚开学一定很忙吧?您新的一批学生听话吗?
几个月来,我如同大病了一场。想起高考,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多年来为我辛劳的父母,对不起老师三年来的培养。但想到老师您是那么关心我,我还是应该向您谈谈我的心里话和今后的打算。
李老师,通过这次高考失败,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是乡下人产生了自卑感。我的分数只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我有一个城市户口,我完全可以像班上其他同学一样读“委培”。这段时间我不止一次地感叹,命运对我为什么这样不公?请您不要以为我看不起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家乡。不,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出身农家而觉得比别人矮一截,而且现在,我对家乡的感情仍然没有变。但对在分数面前,城里人和乡下人却不能完全一视同仁而感到不平。当然,如果我在高考时能够再多考几分,使我的分数上统招线,我就能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同等的被录取的权利了。唉,还是怪我自己不争气啊!李老师,我是您最没出息的学生,辜负了您的希望,以后真没脸来见老师了!
本来,我可以再补习一年,而且我如果那样,我相信经过一年补习我是很有可能考上的。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这样做。但想来想去,我还是放弃了这条路。因为我的弟弟还在读中学,他的学习比我好,以后肯定比我更有出息。家里现在应该全力支持弟弟读书,我不能再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了。我已经19岁了,再让父母供养我,我实在不好意思了。我想出去找点事,既养活自己,也帮助家里资助弟弟。当然,具体干什么,现在还没有定,反正是出去打工。我虽没有什么本事,但有一双还算勤劳的手和能吃苦的精神。
李老师,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但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白过。我毕竟在您和其他老师的教育下学到了不少以后有用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幸运地成了您的学生,并生活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班级!我真想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写写我难忘的高中生活,甚至写一部当代的《青春万岁》。李老师,您放心,不管今后怎样,我永远会做一个正直的人,至少不能有愧于自己的良心。
祝李老师工作愉快!
学生 宁玮
1990年10月6日
我很快给她回了信:
宁玮:
你好!
来信收到。
如果我用“正确对待人生挫折”之类的话来安慰你,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你现在确实只有正视现实。我们对生活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愿望与憧憬,然而,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总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还不仅仅是指有的好,有的坏;更多的时候是意味着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独特的。这个世界如同一个大森林:有挺拔的乔木,也有繁茂的灌木;有参天的巨树,也有缠络的藤蔓;有鲜艳的花朵,也有翠绿的小草……但都在阳光下展示着自己一份独特的勃勃生机。也许,我这样说,抽象了一些,但我真的坚信,宁玮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平凡的,但决不会是黯淡的!
我从来从来就不认为没考上大学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尤其是对宁玮,我就更不会因为你高考落榜就对你另眼相看。你的朴实、善良与正直,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同学们也是永远忘不了的;而且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这些可贵的品质也许会为你带来一些烦恼,但更会使你赢得人们的尊敬与信任。当然,社会是复杂的,特别是现在社会风气、社会治安都不太好,你在外奔波一定要多一些心眼,多一份机智,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啊!
我永远是你值得信赖的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对我说。真诚地祝你一路平安!
你的朋友 李镇西
1990年10 月15日
从此,在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心灵深处多了一份惦念与忧思。我常常收到许多学生来自大学的书信,每当这时,我总是忍不住想:宁玮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而每每这样想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宁玮刚进高中的第一个周末因想家而流泪的面容……
终于收到她的来信,已是第二年6月了。那时,我已调到了成都玉林中学。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她说她现在在北京西四的一家酒店打工,干得还不错。“老板挺信任我的!”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乐观。随信还寄了一张照片:天安门前的宁玮一脸灿烂的笑容。
这次我没有回她的信,因为我7月份就要去天津讲学,我打算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她。
那天,我在北京下车时,正好遇上瓢泼大雨,我真想在车站直接乘车去天津算了;但我还是想去看看宁玮,于是,在风雨中,我挤上了公共汽车……
当我出现在宁玮面前时,一向举止娴静的宁玮,居然兴奋得跳了起来:“呀!是李老师!”
接下来是我们滔滔不绝的“龙门阵”。我了解到宁玮确实干得不错,老板的确很信任她,最近特意安排她收钱管账。而且这里的打工妹、打工仔们都很敬重宁玮,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几位姑娘和小伙子都在远处羡慕地看着宁玮。
她去为我冲茶时,我无意地翻了翻放在桌上的《顾客留言簿》,上面几乎每一页都是对“宁小姐”的夸奖。
一晃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起身告辞,但宁玮硬不让我走:“我已经给厨房说好了,你一定得吃顿便饭!”我看她急得好像要哭了,只好说:“好吧,今天我就吃宁玮一顿!”
一桌丰盛的饭菜,简直让我不敢动筷子:“宁玮,你这……”
“没什么,不费钱的!”她又补了一句,“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
吃饭时,她提起当年我给她的五元钱,由此又谈到我对她的“关心”“教育”云云,颇有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到意思,我却笑了:“那我可赚了呀!”
我又提醒她在保持善良的同时,接物待人也应多长一点心眼儿。她点头称是:“您放心,我会注意的!”好像是为了让我真正放心,她又悄悄对我说:“老师,您看那个小伙子——”她眼色给我偷偷指了指远处正在忙活的一个英俊小伙子,“他正在追求我,可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大实在。”
在送我去赶车的路上,她突然硬塞给我一个东西:“这是我给小晴雁买的连衣裙!”还没让我反应过来,她又拿出一个黑色的皮革小包:“这是我送给万老师的!”连我女儿和爱人她都想到了!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告别宁玮后,我已不像原来那么担心她的处境了,相反我庆幸她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我相信她会在酒店继续干得很好的。
然而我想错了。两个月后,我又收到宁玮的来信,但不是寄自北京,而是寄自她的老家“四川省彭山县黄丰乡中和村四组”:
李老师:
您好!
自八月中旬后,酒家情况不怎么好,人心浮动,月底酒家只好转租给别人。我的工作也调动了,到了另一个大酒家(西直门立交桥南侧的“白天鹅大酒家”)上班。但过去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酒店来了几个顾客吃饭,他们吃着吃着不知为什么就吵了起来,后来竟大打出手。后来,一个喝红了眼睛的男子顺手抓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向另一个女人砸去!我见状赶忙扑上去拉那个女人,可是,盘子却砸在了我的鼻梁上,顿时血流满面。到医院一看,鼻梁骨折了……
于是,我只好回家养伤。
当然,回家后的日子是无聊的。我想重返学校补习,因为我现在毕竟挣了几千块钱,可以供自己上学了,我实在是想读大学;可是,小弟还在上学啊!于是,上学的机会又错过了。那天,我收到赵琼从大学寄来的信,还没看,我便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李老师,我很清楚我在家也做不了什么农活,父母也希望我出去继续找事干。我现在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重返学校,争取考大学;二是学个专业,挣钱养活自己;三是返京打工。究竟下一步怎么办,我仍拿不定注意。我很想到成都来看看您,望得到老师指点,可我现在的伤还未完全好。
我想,等桔子成熟了的时候,我再来看老师。
学生 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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