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人誉为“神童”的程桦，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奇耻大辱”？果然，全校集会一结束，我刚准备和他谈一谈的时候，他便和我大吵大闹起来：什么“我并没有违反纪律”呀，什么“你冤枉了我”呀，什么“你成心让我出丑”呀，等等。
见他情绪激动，我知道是谈不出什么结果的，便对他说过几天再谈。他却倔强地说：“没什么好谈的！”
那几天，我也在冷静反思我对他的教育。说实话，就一般教育原则来讲，我强硬地把他拉起来在大庭广众之下“示众”，的确有些过火（当时我也在气愤之中，未能控制住自己）；但是，对程桦这样的“尖子生”，我以为这是一种“歪打正着”的“受挫教育”。试想一下，如果程桦在成长过程中，连一点委屈都不曾受过，连一次“打击”都不曾有过，他将会形成怎样脆弱的心理素质和畸形的人格形象？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呢！
我决定利用这次冲突，和他进行一次认认真真的心灵交流。几天后，我把他请到我的家里……
当时谈心的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基本的谈话要点，我至今没忘。我和他谈起了我的中学时代。我读高中时，成绩很好，尤其是写作拔尖，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爱，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对我甚至可以说是“偏爱”：不但在学习上对我很关心，连生活上对我也特别关照（那时我住校，她甚至还帮我缝被子）。也许是听表扬听多了，也许我真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总之我渐渐得意忘形起来———有一次我借口开玩笑，居然嘲笑班上一个年龄较大、成绩不好的农村同学，当面对他说：“你反正都学不好，还是回家去安度晚年吧！”结果在班会课上，我被张老师骂得“狗血喷头”：“李镇西！你简直被我惯坏了！你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你有什么资格嘲笑自己的同学？你不就是有个城镇户口吗？你不就是考试成绩多那么几分吗？……”当时我感到无地自容，觉得张老师太绝情。但现在想起来，张老师那是对我的真正关心与帮助，因为从那以后，我随时都提醒自己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我还给他算了一笔账：在全国，并不是所有适龄儿童都能读上书，换句话说，小学毕业的人也只是同龄人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大部分）；而在这一部分人中，并非人人都能够读上初中，也就是说，读上初中的也只是一部分人；再看，现在全国远远还未普及高中，那么，能够读上高中的人，在同龄人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而能够读上像乐山一中这样的省级重点高中的人更是少数；在已经读上重点高中的同学中，像程桦这样的拔尖学生也是极少数———这样一算，程桦这样的学生，无疑是处在同龄人的金子塔尖！那么，这类学生在比同龄人享受更多荣誉的同时，实际上也就肩负有更沉重的使命！如果我们国家的这少数学生，都没有理想或对自己要求不高，那我们的民族真的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记得当时说到这里，我很激动；程桦的表情也十分真诚严肃）由此看来，包括老师和家长在内的教育者，对这些同学的要求高一些严一些。不是很自然很应该的吗？为什么得不到理解呢？
我和他谈得最多的，是“超越自我”这个话题 。我列举了许多杰出人物的事迹后说，古今中外一切有作为的人，无一不是在青少年时代便比同龄人更加成熟。这个“成熟”，一方面是指目光远大，富于理想；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在能够自己同自己的弱点作痛苦而顽强的斗争，所谓“战胜自我”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意思是身处逆境，能够锻造一个人的巨人品格，能够造就一个时代英雄。但是处于丰衣足食的和平时期，青少年哪里去找“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机会呢？我认为，这就只有靠“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在“战胜自我”中超越自我！如果“顺其天性”，我们好像不是不可以放纵一下，不是不可以懈怠一下，甚至好像“潇洒走一回”、“游戏人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程桦，你应随时提醒自己，别人可以这样，我不可以，因为我今后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这是李老师对你的希望，也是你父母对你的希望，更是我们的国家对像你这样的学生的希望啊！”
这以后，程桦的发展当然也有过反复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良好的。特别让我欣慰的是，程桦的思想之翼在重新起飞后，变得更加矫健；他富于个性的思想在继续飞翔：《血的证言和泪的反思》、《读〈神圣忧思录〉有感》、《对教育投资的担忧》、《做平凡岗位上的伟人》……一篇篇文章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令我和同学们赞赏。
他又参加了一次作文大赛，但这次他敏锐的思想却没能使他获奖。这次的题目是《写在郭沫若的故乡》。面对题目，程桦再一次让自己的思想展翅飞翔————
“郭沫若无疑是我们故乡的骄傲，但是，作为他的家乡人和后辈，一味拜倒在郭沫若的脚下而仰视巨人，是没有出息的。一个只有勇于超越前人的民族才是有活力也有希望的民族。因此，今天我们对郭沫若最好的纪念，莫过于以郭沫若不迷信权威的创造精神，超越郭沫若！”
听说评奖时，这篇文章引起争议：多数评委对程桦的思想观点极为赞赏，但个别人却认为：“这娃儿太狂了！”总之，在我的印象中，最后我好像没有得到程桦获奖的消息。
然而，令我欣喜的是，程桦仍然执着地以“超越郭沫若”的精神奋然前行————
从高一下期起，他的学习成绩再次名列年级前茅；到了高二，他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到了高二下期，他当选为学校团委副书记，并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最后，到了高三毕业的1990年，他因品学兼优而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大学本科毕业时，他又因发展全面、成绩优异而保送读本校研究生，专攻“美国经济”。
今年春节，程桦携女友来看我，送我一本书：《微软的秘密》。我翻开扉页，上面赫然印着：“翻译 程化等人”。
———当年的“程桦”现已更名“程化”了。
附：程桦来信
说明：本文写好我寄给程桦，请他看看，以核实一下事实。很快，我便接到他的回信。
亲爱的李老师：
您好！
我是在三天前收到您的来信的。由于这几天忙于找工作，所以回信晚了一些。
关于我当前的一些情况后面再说吧。首先我想感谢李老师多年来对我的教育，您对我的那些教育和培养将使我受益终身。我看了您寄来的稿子，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代，一切都仿佛发生在昨天，使人感叹光阴的飞逝。
稿子中有几个地方不太准确：
一、 我转学到乐山一中的时间是1985年秋（1985·9）。
二、 《写在郭沫若的故乡》一文最终还是获得了“乐山市沫若杯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一名，当时《乐山日报》登出过获奖名单。而不是“没有获奖”。
三、 高二下期，我当选为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团委宣传部部长，而非“团委副书记”。
不太确切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么几处。
另外，我觉得您对我影响很大的几件小事，您并没有写出来：
一、 刚转学来时，第一次的作业本上您写了“欢迎您，程桦同学！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这让我感到了很大的温暖和鼓舞。可以说，以后对您的尊敬都是从作业本上这个句子开始的。
二、 有一次班上写作文，好像是可以缩写课文《奇特的激光》，也可以写幻想激光在未来的用途。我写了缩写课文这个题目，得分不低。但是，您后来找到我，告诉我说，全班除了我，所有的同学都选写的是写幻想的题目，并告诉我应该加强对自己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力。
三、 我当了文学社社长之后，大概是初三前的那个夏天，我一篇作品也没有写。其实我是想写的，就是拖拖拉拉的坏习惯使我迟迟动不了笔。您知道后批评了我，并且告诫我应该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直到现在，当我想偷懒时，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努力做到办事不拖拉。我很高兴的是，现在我办事已经完全不拖拉了。不过有一点不好的是，事情似乎有点过头了———我现在是班上较有名的急性子之一。
我想说的是，也许李老师没有特别意识到这几件小事对我的影响，也许您已经忘了它们，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确实是深刻的。
至于我现在的情况，我想有那么几点可以证明李老师当年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并没有白费工夫：
一、 我研究生期间成绩是班上第一名。
二、 研究生期间，我担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并主持开办了“知识女性”、“中国企业家精神”等讲座，效果不错。
三、 我已入党，本月中旬即将转正。
现在，我正在找工作。我找工作的目标当然首先是想留在北京。在北京这几年，我深深感到了首都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我未来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由于我今后的目标是要在信息行业中图发展，所以，占据这个地利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找工作刚刚开始不久，因此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消息。以后如果有了，我一定会告诉您。另外，您对我的择业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我也非常愿意听。
就写到这儿吧！
代问万老师和晴雁好！晴雁一定长得更漂亮了！
顺祝
李老师全家新年快乐！
学生：程化
1997年12月11日
⊙杨嵩：在顺境中不断战胜自我
杨嵩与程桦是高中同班同学，但是，当程桦在市初中作文大赛上“激扬文字”时，杨嵩还只是本校同年级另一个班的不太懂事的“小调皮蛋”。
“小调皮蛋”的确是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本来初中我并没教他，但是初三快毕业时，教他们班的语文老师病了，于是学校便派我去给杨嵩他们班代了两个星期的课。在上课时，班上的同学都很专注，毕竟毕业考试已迫在眉睫了。但我发现最前排有一个年龄、个头看起来都和班上其他学生差一截的小男孩，表现很特别———他很少说话或干扰别人学习，但总是不停地搞小动作：不是在草稿本上画画，就是折纸飞机之类的玩艺儿，或者把钢笔、圆珠笔拆了修修了拆……总之，一到上课，他就忙个不停，似乎他总有做不完的事。
我和他的班主任谈起这个小男孩。班主任说：“你说的肯定是杨嵩！这个学生脑子特别聪明，九岁就读初中。他是从上一年级因病休学降到我班上来的，现在才12岁半！他性格比较内向，不是很爱说话，就是‘阴到费’（方言，“暗中调皮”之意）。有时，甚至上课都悄悄溜出教室玩！唉，娃儿是很精灵，但我怀疑他有‘多动症’……”
我当时想，幸好我只是代他几天课，要是我班上也摊上这么一个“阴到费”，那才够我伤心啊！
然而，几个月后，我接任高一一个新生班班主任，在我的新生名单上，“触目惊心”地印着二个字：杨嵩。
据我校一位与他同住一个院子的老师讲，杨嵩是“哭死哭活”要到我班上来的：初三毕业前夕给他们班上了几堂课，我对他印象不太好；他却对我产生了崇拜之情，说我的课讲得好，特别适合他的口味……于是，暑假里，当他得知我将担任高一班主任，而他又没有分在我班上时，他便在家一次次哭闹着纠缠其父母，要他们到学校“做工作”，希望能把他调入我班。经过其父母的一番口舌努力，他总算如愿以偿。
而我却有些哭笑不得：“唉！杨嵩啊，杨嵩……”
但有一点我是懂的，那就是杨嵩及其父母对我真诚的信任。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并在心中发誓：我一定应该对得起这分沉甸甸的信任！
然而，刚进高一的杨嵩确实太调皮了：贪玩，好动，酷爱打乒乓球———每当下课铃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紧握球拍跃出教室向操场边的乒乓球桌冲刺。上课（至少是上我的课）也不太认真，很少参与课堂活动，从不发言，只是坐在自己位子上忙自己的“活路”。
不过，每次考试，他的分数总不会太低，毕竟他的确很聪明。
像这样的学生，我还真拿他没办法！
但是，有一次，在我的语文课上，杨嵩终于让我看到了希望。
那堂语文课，我给学生读《文汇月刊》上的一篇报告文学《16岁，在金字塔尖》。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复旦大学少年班的事迹：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班孩子们，在同龄人还只知道在妈妈怀里撒娇时，他们已经把目光对准了下一个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因而以常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贪玩欲望，顽强地在求知的山路上攀登着。
当时，我一边读，一边联系我班学生的实际评论着。整个教室十分安静，但我能感受到此刻全班学生的心灵都正在受到震动。其中，杨嵩的神情我至今不忘：他身子前倾着，情不自禁伸直了脖子，一动不动，两只眼睛一直凝视着我，眼里闪烁出激动的光泽……
当天放学时，平时很少主动和我说话的杨嵩找到了我：“李老师……”“什么事？”我和蔼地问。“能不能……能不能……把，把您今天……”他欲言又止。“哎呀！爽快些嘛！”我拍拍他的肩膀，“都是小伙子了，有什么尽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的。”他的话终于连贯了起来：“李老师，能不能把您今天读的那篇报告文学，借给我拿回去再看一看？”
我当然很乐意地把那本《文汇月刊》借给了他。
过了几天，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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