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决不会差的，因为我和同学们对起答案来，他们答得都不如我准确。可是我想，我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一个月就要花您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和零用，这还不算，就是毕业出来，甚至留校教书，结果还不是和您一样！
“我已经和我的开出租汽车的老同学们学会了开车，还考取了执照。我去开出租汽车，一个月连工资、奖金带小费，要比您这副教授强多了。我不上大学了，为着我们一家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我决定去开出租汽车了……”
小菲说得委婉一些（她和小鲁是双胞胎。脾气却不一样），她说，“爸爸，您听，我的在一个餐馆当服务员的同学们都劝我，说我的身材好，年纪轻，文明礼貌方面更不必说。我去当餐馆服务员，连衣服都不用愁，有高领旗袍和高跟皮鞋穿，收拾个房间、端个盘子什么的，都会干得出色。我每月挣的不会比哥哥少，也许还会有外汇券呢。我们一家每月有了五六百块钱，妈妈的病也好治了，阿姨也好请了，您还教您的书，就算是消磨日子，过您的教授瘾吧！”
他们为我们的家计，想得多么实际，解决得多么彻底！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真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吗？”面对两个孩子，我心头翻涌着异样的滋味。
1987年7月13日急就
远来的和尚……
我叫钱清，他叫钱宓，我们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国认识的。
如今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一身笔挺的藏青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却戴着一条黄色绣着金龙的缎子领带，似乎显得俗气，这就是钱宓。他也许看着我这一身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觉得寒伧呢。
我是四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得了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又得了美国东部一所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去进修的。因为成绩还不错，得到了系主任威尔逊博士的欣赏，我跟他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又留我在系里当了他的助手。
也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我的妻子艾帼。她是台湾人，可是对于大陆祖国的一切，十分向往。她学的也是生物，和我接触很多，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总是追着我问关于北京的名胜古迹，说是“要能回去看一看多好！”她还说：她的名字本来叫“帼英”，因为热爱祖国，自己把“英”字去掉了，因为“艾帼”，叫上去就是“爱国”。那时台湾和大陆还绝对不能来往，我本来就从心里喜欢她，就和她开玩笑说：“除非你和我结婚，我就能把你带回去。”她红着脸打了我胳臂一下，她一向很拘谨，这种表示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我就大着胆子，拉着她的手说：“你如和我结婚，回到大陆，就不能回台湾去了。”她还是红着脸，低下头去说：“我台湾家里，上有兄姐，下有弟妹，我的父母是不会太想我的。”就这样，我们在美国结了婚，一年后我们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纪中”，一个叫“念华”，也是艾帼给她们起的名字。
也就是这时，钱宓从国内来了，他是自费留学的，也想学生物，知道系里有中国老师，便来找我，拉起同胞的关系来，亲热得了不得！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就推荐一个急于找工作的女生，帮他补习。这个女生叫琳达（她的母亲是个黑人，她长得却完全是白种人的样子，白皮肤，蓝眼睛，一头浅黄的卷发，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她便姓了母亲的姓），钱宓和她不久就恋爱上了，钱宓家里大概很有钱，因为我们看见琳达戴上了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他们结婚后，钱宓还花了一大笔钱，把琳达的母亲送到芝加哥她的兄弟处去，因为他怕朋友看见他有个黑人的“丈母娘”。）
钱宓结婚后，两年中间也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琳达，一个叫露西，她们常到我们家来玩。我们在家里都说中国话，琳达和露西都听不懂，因为她们的父亲，从来不教她们说中国话，哪怕是简单的一两个字！但是纪中和念华上的都是美国小学，她们可以用英语交谈。
在美国的十几年，匆匆过去了，在威尔逊博士的苦留和祖国母校的敦促下，我还是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这时钱宓又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在我任教的这所大学里替他找个位置，他笑着说：“我听他们都亲昵地叫你‘钱’、‘钱’的，也许他们会让我这个姓‘钱’的顶了你的缺。”
我腻烦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去同威尔逊主任说说看。”我们一家就忙着收拾回国了。
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年来，他回国来了好几次，在蒋介石未死之前，他是回大陆一次，也必到台湾一次，也都说是探亲访友，也想法到各大学去演讲。蒋介石死后，他就不去台湾了，专跑大陆。据我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信中说，他自称是国内大学请他回去讲学的。他每次回来总要通过外事部门以美籍华人教授的身份请见政府领导，于是报纸和电视上，也有政府领导接见他的短短报道和镜头……
他对我倒是很殷勤的，这时正问着我们的近况，我说：“我还是教我的书，艾帼在生物试验室里当了个副教授。纪中是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现在正教着中学。念华是医科大学毕业了，正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实习。”同时我也问他，他笑说：“琳达是个地道的美国式的贤妻良母，我的两个女儿都和美国人结了婚，对方都是商业界人士，至于他们做什么买卖，我也没有细问，反正她们都过得不错，因为她们都不必出去工作。”
艾帼把整治好的茶点端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们正要开始吃茶，外面的汽车喇叭响了。钱宓赶紧扔下茶巾，站了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去受领导的接见了……你见过这几位领导没有？”
我也笑着站起来，说：“我一个普通的教授会有被召见的荣幸？只不过在开政协会议的时候，在台下静听他们的报告……”钱宓也不知听见没有，脚步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们把他送上了车，艾帼关上了院门，回头撇着嘴对我笑，“这真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
1988年4月28日晨
落价
我们家的老阿姨回安徽老家去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对我说：“宋老师，我这次回去，可能不来了。我总觉着在您家里干活，挺轻松、挺安逸的。我的侄女昨天从乡下来了。她刚念完初中，她妈妈就死了，她爹又娶了后妻，待她很不好，尽叫她下地干农活。我听说了怪心疼的，就托同乡把她带来了，想让她顶我的缺。她什么都会，又有文化，比我强多了。”说着从身后拉过一个二十岁左右、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姑娘来，说她叫方玉凤，又催她说：“你快见见宋老师，她就是你的东家！”小方腼腆地向我鞠了一个深深的躬。
那时我还没有退休，我女儿小真大学刚毕业，也在中学里教书。家中里里外外的事也不少，有小方来帮忙，我很高兴。
小方虽然瘦弱，却很利落麻利，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都十分喜欢她。她也因为久已没有家庭的温暖，在我们这个简单的小家庭里，似乎又得到了和睦融洽的“家”的滋味。小真总把自己穿过的衣服，一年四季给小方换上。她俩就像姐妹一样地亲热。每天晚上小真还教她英语、数学等，鼓励她去考中专。
两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小方很难为情地来对我说：有个同乡介绍她到一家面铺当售货员，每月工资有一百九十元，奖金在外。她几乎流着眼泪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可是我若想上学，不攒一点学费不行……”这时我已经退休了，足可以料理家务了，因此我和小真都连忙说：“这个我们了解而且也替你高兴，你去吧，有空常来走走。”
小方真地像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来。本来在我们家两年，她已经丰满光鲜得多了，这时再穿上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更是十分漂亮，我们都笑说几乎认不得她了。
她每次来，都带着果品，尤其常送些新鲜的南豆腐，她说：“从书上看到老人骨节疏松，最好吃些带‘钙’的东西，除了牛奶、鸡蛋之外，最好的是豆制品了。你们上街买菜时，不容易碰得到好豆腐。”当我们辞谢她时，她还对小真挤眼，笑说：“我的工资比你们都高，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我们也只好由她。
有一天，她拿来了一架小长方形的白色蓝面的收音机，放在我的书桌上，说：“这收音机才十八块钱，不到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你们早晨起来听‘新闻和报纸摘要’不比订那些报纸强么？从前我每次到邮局去替您订这个报、那个报的，我都觉得很浪费！其实那些报纸上头登的都是一样的话！”我一边赏玩着那架小巧的收音机，一边笑说：报纸上也不尽是新闻，还有许多别的栏目呢。而且几份报纸看过了，整理起来，也是一大摞，可以卖给收买破烂的，不也可以收回一点钱？”
小方打断了我，说：“您不知道，‘破烂’才不值钱呢！现在人人都在说，一切东西都在天天涨价，只有两样东西落价，一样是‘破烂’，一样是知识……”小方忽然不往下说了。
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心说：和破烂一样，我们是落价了，这我早就知道！
1988年5月11日晨
干涉
晓岚手里捏着一摞“杨谦教授启，上海柳缄”的航空信封，呆呆地坐在父亲的书桌旁边。
爸爸临时到沈阳开学术会议，去了两个星期，这是两个星期内从上海来的信，一共是四封，摸上去都不薄，而且字迹十分娟秀，好像春风里摇曳的柳枝一般。
爸爸是经济学教授，是个学术权威，他已经七十岁，过了退休年龄，可是学院里还请求他带几个研究生。
爸爸和妈妈是大学里同班同学，恋爱结婚的，婚后又一同留校教学，生活十分美满。他们有两个女儿，晓岚和晓芬，她们也都结婚了。晓岚是和她的一同上山下乡的知青王卫东恋爱结婚的，有了一个八岁的儿子叫冬冬。晓芬和她的爱人李卓，是在大学里同班，恋爱结婚的。她们两姐妹婚后，都分住在各自的机关里。
爸爸和妈妈的宿舍是大学高知楼里一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他们夫妻的卧室是比较大的，放着有“席梦思”褥子的双人床，大穿衣柜，五斗柜等等，对面朝北的一间，是老阿姨住的。客厅的右边是他们的书房，比卧房小一些，两张书桌对面放着，如同一张大方桌，沿墙是好几个书柜，客人来了都称赞房子布置得真好。
不幸的是妈妈于十年前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了，爸爸十分悲痛，还把妈妈的骨灰盒放在自己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来陪伴自己。他不会照料自己，晓岚一家便很高兴地搬来和他同住。爸爸把那间大卧室让给他们，自己住到书房里去。冬冬也由那个老阿姨带着住，在北屋里。爸爸每月的工资，一大半都交给晓岚作为家用。晓岚觉得日子过得又轻松又自在，她努力把爸爸侍候好，又悄悄地把妈妈的骨灰盒藏在墙柜里。
想不到在妈妈死去十年之后，爸爸到上海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回来，爸爸的精神活泼了起来，面色也红润了，说话也显得兴奋，而且还常常得到“上海柳缄”这种很厚很厚的信！爸爸是不是又和人搞恋爱了？晓岚从心底涌上一股酸涩的滋味。是替妈妈吃醋呢，还是看不起爸爸，仿佛他这样做有失身分？
她手里拿着那几封信，正在发愣，妹妹晓芬来了，她是来看爸爸的，听说爸爸临时到沈阳去了，又看见晓岚手里的几封信。晓岚便把自己心里的疑虑，告诉了妹妹。不料晓芬却很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妈妈走了以后，爸爸似乎老了许多，如今又有了对象，足见老来也需要贴身的、可以讲些老话的伴侣。此外，还有许多事，比如病痛，我们到底不能照顾得周到。我看这事如果有了眉目，你千万不要干涉！”
晓岚难过地说：“我不是想干涉，不过爸爸临老又恋爱结婚，他的学生们听见了，也会笑话……”
晓芬笑说：“你和王卫东恋爱的时候，妈妈还不同意，嫌他不是书香霸气书库出身，不是爸爸坚持说：‘不要干涉儿女的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吗？我看你还是……”
两个姐妹的谈话，就僵着说不下去了。
过两天爸爸从沈阳回来了，晓岚把“上海柳缄”的几封信给了他。他高兴地接了过去，看过了笑对晓岚说：“这位柳教授要参加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在上海开会时她接待过我，我想我也应该好好地接待她。”
晚上过道墙上的电话响了，晓岚不等爸爸出来便抢着去接，摘下了话筒，据说是从科学院招待所打来的，话筒里是一位女人很清脆的声音，问“杨谦教授在家吗？”晓岚说，“在，您贵姓呀？”话筒里说“我姓柳，从上海来的。”这时爸爸已经站在身后，把话筒接过去，晓岚一扭身便回到自己屋里，把屋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爸爸来叩她的屋门，笑着说：“刚才那个电话就是那位柳青教授来的，我想陪她在北京玩两天，再请她来家吃饭，到时你就准备一下，也叫晓芬夫妇来参加吧。”晓岚低着头，“嗯”了一声。
从第二天起，爸爸就天天出去，每天临走时都说：“我不回家吃饭了，你们不要等我。”
到了爸爸让她准备请客的那一天，晓岚一面腻烦地帮着老阿姨做菜，一边忧郁地想，“假如爸爸真的和柳教授结婚了，我们就必须把这房子让出来，回到那两间窄小的单元里，去过从前那种清寒的日子，连保姆也请不起了……我必须干涉爸爸的这段婚姻！”
在这天的宴会之前，她从墙柜里搬出妈妈的骨灰盒来，拂拭了一下，又摆在爸爸书桌旁边的书架上，还在客厅和爸爸的书房和卧室墙上挂上几张爸爸和妈妈不同时期的合影。
晓芬夫妇在宴会前半小时才兴冲冲地来了，还带来一大把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