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主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然而，被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以后，竟也就对裴延龄说的，森林好像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也不置疑了。
谎话大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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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鬼话连篇，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到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比之这个裴延龄，在粪土下发现百万有余匹段杂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裴延龄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
长安城闹虎（1）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物之啸窜山林，频繁出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虐，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头，百姓遭殃的。
这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看到，一个个蔫头耷耳，没精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物，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强者，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头。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道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物时，必然会马上想到的。
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牛，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处，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阳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射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食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
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
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
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很荒唐，很离谱，很骇人听闻，很不可思议。尤其安史之乱以后，首都军民，已如惊弓之鸟，稍有###，满城恐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虎大爷，正不疾不徐地，从春明门大摇大摆地进来。
虽然首善之区的平头百姓，算是小民。可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什么大世面没经过？没见过？身毒国进贡的长颈鹿，波斯国进贡的火狮子，诏南国进贡的郁林象，天竺国进贡的白犀牛，都从这条大街走过，或笼或槛，或骑或驯，总是有人驾驭着，制服着，哪像这头信步而来的老虎，有点市容卫生巡视团，或门前三包检查组的架势，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可把长安市民给“虎”住了。
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
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的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
长安城闹虎（2）
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
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
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列祖列宗牌位前，打起盹来。
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
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
“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旧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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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
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
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
元载（？—777），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
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的气味，尽管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阴影，成了他一辈子的病态。据《旧唐书》：“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山。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新唐书》说得更详细一点：“元载字公辅，父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
当然，别看不起这个假冒伪劣的发家史，对他很有实用价值。后来，他混迹官场，正是这个“元”姓，才能拉下脸来，投靠肃宗的嬖臣李辅国，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权贵的距离，也一下子拍屁拍响一步登天。“五郎大人，论亲戚关系，我还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姥爷呢！”
“这是从何说起？元先生！”
因为元载“性敏悟，善应对，肃宗嘉之”。李辅国本也高看一眼，听他这一说，不由大悦。原来这个太监，因拥立有功，肃宗还都后，不但予以重用，格外赐他娶妻元氏。元载得以混进府邸，成为娘家人，得以与当道者“相昵狎”，在“权倾海内，举无违者”的姑丈栽培下，中了头彩似的，想不发迹也不行了，便一天胜似一天的飞黄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