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 第8部分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络、设备器材的统合指挥系统。兵站除了部队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还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运送、宿营、交通、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诸资材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铁路运输

日清战争开战前，日本国内铁道线全长3；200公里，铁道网延伸到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火车头417辆，客车1；550辆、货车5；583辆。本岛的日本铁道、东海铁道、山阳铁道线贯通东北青森至广岛的大半个日本，国铁、私铁的支线与各道县连接。日清宣战后，国铁东海道线、横须贺线、北陆线；私铁日本铁道、九州铁道、北海道炭矿铁道、总武铁道都投入了军队的运输业务。只有新发田和金泽的铁道尚未竣工，出征兵联队只能徒步行军至最近的敦贺车站乘车。

1894年7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战时铁道运行时刻表，命令铁道局昼夜通行军用列车，从最初的3列增加到10列。7月23日，运输通信长官根据各师团的出征计划，向铁道局和私铁道会社发出“运兵注意书”。7月30日，政府作战方针决定，各地铁道全线开动，输送各地驻屯部队和军需物资，前往广岛诸沿岸的港口集结。战时出征兵员的调运，每日军列满10列负荷。停战凯旋归国时，因船舶时刻变动及检疫延迟等原因所致，以每日军列6列向各地疏散。1894年6月—1896年3月，铁路共发送出征人员24万人，马3。6万匹；送还回归人员15。1万人，马2。1万匹。战时繁忙的铁路运输，军需输送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使天气不佳或出现机械故障，都能按时完成原定的运送计划，保障了战时兵员和军需品的调达。战争末期，日本国内铁路运输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1895年7月25日夜，丝崎和尾道间的铁道因海浪冲垮路基，造成一列运送伤病员的军列脱轨，坠入海中。全车323名伤患者和26名医护者，当场死亡8人，重轻伤93人；列车机组人员当场死亡3人，负伤1人。

※※虹桥读吧
第23节：兵站体系（6）　

海上运输

日清战争是日本近代大规模越海作战的第一次尝试，海上运输成为渡海战争的最大课题。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决定征用民间船只运兵，从日本邮船会社征得汽船12艘，从大阪商船会社征得汽船2艘，其中军需物资及通信物资用船4艘，计24；487吨。当时日本拥有日籍汽船378艘191；491吨；外国造汽船64艘109；817吨。国产内航船106艘52；817吨；近海航船208艘28；786吨。船队航线，北路到海参崴；南路到夏威夷、南洋诸岛；西路到朝鲜、上海、香港、孟买等地。由于船只征用难以适应作战需要，陆军大臣决定增购1；500—3；000吨位的汽船10艘，计18；099吨。7月12日至9月17日，汽船陆续交货，全部贷与日本邮船会社，投入军需运输。

8月下旬，日军赴朝兵力输送量激增，陆军征用船只数达到40艘73；726吨，海军拥有的6艘汽船全部配与巡洋舰补给使用。10月，海军另外追购6艘汽船29；036吨，其中5艘归属海军，1艘归属陆军，全部贷与民间会社运行。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民间航运业者纷纷求购汽船，业界出现相互竞争的局面。10月，第二军花园口登陆作战，民间提供征用船63艘113；372吨；1895年7月，海外部队回归及台湾作战，民间增加提供征用船38艘，民间船只合计101艘195；197吨。日清战争军内外征用汽船总数为，陆军112艘212；636吨；海军24艘45；750吨；另外征用帆船7艘4；619吨，专门用于向国内运送缴获的兵器、弹药等战利品。战时军事运输结果显示，日军渡海作战的船舶吨数明显不足。在兵力、物资运输缓慢的情况下，日军仍然取得花园口、荣城湾登陆作战的成功，主要应归结于联合舰队取得制海权，确保了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

运输通信支部

战地输送任务，由兵站开设的运输通信支部担任，负责将战斗兵力和物资送至指定作战地域。1894年6月8日，宇品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输送先头部队混成第九旅团。6月15日下关的兵站兼停泊场，接受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第九旅团在朝鲜登陆后，兵站监部开设“现地临时运输通信支部”，运送部队前往朝鲜京城，临时运输通信支部的任务一直持续到第一军登陆。10月4日，第一军开设现地运输通信支部，掌管向大同江方面的输送业务。27日，南部兵站监部在渔隐洞开设运输通信支部，负责耳湖浦、大东沟、大孤山方面军用物资的登陆运输。11月13日，第二军兵站监部在花园口柳树屯设立运输通信支部，负责人马、军需品的登陆及患者的送还业务。1895年，运输通信支部在旅顺口设立出张所（派出所），执行旅顺半岛作战军前往山东的运送任务，并随军在登陆地龙睡澳设置出张所。3月1日运输通信支部从威海卫返回旅顺口，会同柳树屯运输通信支部筹备直隶决战。4月初，旅顺口运输通信支部分别在耳湖浦、大孤山、营口设出张所，为辽河平原作战提供支援。近卫师团台湾作战时，在基隆设立运输通信支部，逐次在淡水、澎湖岛、安平、打狗等处设置出张所。1896年3月31日，运输通信长官部宣布关闭这一支部，剩余业务移交台湾临时陆军运输通信部继续完成。

日清战争期间，运输通信诸机关从1894年6月至1896年3月31日，从内地发出的人员约360；100人，马约35；900匹；向内地回送的人员271；500人，马约20；200匹；以及发送、回送大量军需用品。

战时炊事供给

宣战前夜的1894年7月31日，日军颁布第33号敕令，规定战时人员、马匹的供给条例——《出征人马粮秣定量》。其中野战粮秣规定，战时供给分“寻常粮秣”和“携带粮秣”两种。“寻常粮秣”是战时粮秣的总称，包括后方安全地域的供给标准“完全定量”和前线供给标准“携行定量”。“携带粮秣”指战场作战单元携带的口粮。步兵大队携行粮食中，各兵员随身携带两天的定量，主食为精米6合或干面包（约900克），副食有盐或咸梅干、鱼菜干等。“大行李”携带1日定量、兵站纵列携带3日定量，兵员“携带粮秣”合计总量为6日定量。


第24节：兵站体系（7）　

各大队的大行李编制内设有“炊事班”，使用野战炊具随队携行。主要炊具包括：铜平锅、铁竈、担桶、担棒、米扬笊、杂器袋、菜刀差、洗米桶、洗米棒、汤桶、七岛表、饭运垫、饭运笼棒、饭运雨披、砧板、切鱼刀、切菜刀、开罐器、大小杓子、大柄杓、五合柄杓、饭量面桶、雨披、薪割器、炉搔、焦起、竹簓、竹网杓子、钓瓶、饭团用白布、麻绳、爪钩、斗、升、合、秤、木制碗筷、三升焚锅、铁叶锅、大锅、铁中锅、铜中锅、二斗焚锅、铜小锅、煮扬笊、饭扬笊、饭焚笊、龟甲笊、杂器笊、铜网杓子、金网杓子、藤网杓子、汁杓、角面桶、筛子、饭骨柳、菜骨柳、饭菜包布、饭包纸、饭包蓙、汁桶、茶桶、手桶、饭柜、饭蒸器、茶碗、皿器、菜台、水桝、水漉、漉水布、杂具包布、桐油纸、防寒纸、标旗、标灯、提灯、烛竿、篝台、灯笼、手镰、钓瓶绳、磨刀石、木槌、四斗樽。马匹用炊具：手入袋、根栉、铁栉、毛栉、木栉、杂巾、马粮囊、水与器、麦袋。

战地的饮食由炊事班集中制作，然后再分配到各作战单位。集团配餐方式便于统一管理，也暴露出战时难以应对突发事态的缺陷。7月29日大岛旅团进攻牙山成欢时，还遇到了这样一起不测事件。当时，前线共有4；000名战斗人员，三餐共计12；000份。送粮队输送8；000份的咸菜饭团时，途中遇到险恶湍流，道路阻断无法逾越。炎热天气下，饭团闷在食器内发生变质，部队面临断炊的危机。情急之下，送粮队幸运地找到一口水井，在战地赶制饼米蒸饭团4；000份配送各部队，才暂时解决了大部队饭食供应的紧急事态。

民间对战争的支援

战争后援包括来自后方民众的支援。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收到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捐出的大量金钱和财物。1894年7月14日，陆军大臣设置陆军恤兵部，专门处理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事务。恤兵部发布接受捐献金和寄赠物品的告示，对捐赠形式进行了具体指导。例如，捐献金不满1圆者不予受理，对多人联合捐赠不足1圆者例外。同时规定寄赠品的种类和体积，确保不会妨碍运输机构和兵站勤务，要求民众按指导规则有的放矢地捐纳。各地接到的金钱类捐献立即交纳中央金库，物品类由官衙统一发送至指定的地点。全国范围的捐赠活动，从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日清和谈为止。1895年5月31日，陆军大臣发布了停止对清国作战捐赠活动的公告。《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大举向台湾增兵，8月19日陆军大臣发出向台湾战场捐赠活动的布告。11月中旬台湾平定，陆军恤兵部发布通告，于12月10日关闭恤兵部，停止受理一切捐赠。

捐献金和寄赠物作为明治二十七八年度临时岁入交纳国库，恤兵部接受的献金总额2；209；770圆70钱5厘，献纳人数2；164；686人，寄赠物品的估价为708；634圆33钱6厘，寄赠人数949；128人。另有外国人34人捐赠，金额879圆62钱5厘。日本动员全体国民的力量支援了战争，作为一个尚不富裕的国度，国民的国家意识却惊人的进步。国民对战争的态度虽曾各执己见，但是在国家战争意识统领下，民众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战争。日清战争中，大和民族内在的凝聚力震惊了西方社会，欧美人在赞美声中开始警觉这一崛起的民族。　


第25节：情报战争（1）　


2。3　情报战争

清国的情报事情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在《用间篇》里最早提出了“间谍”的概念。并将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类型，强调间谍活动须任用极为睿智的亲信；采用极端秘密手段；执行最机密任务的原则。间谍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的成就推动了国家的组合、分裂、再生的过程。清朝时，间谍活动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间谍的手段主要应用在官场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清国的国家机构及军事体系中均未设置专门的情报机构。长期坚持锁国政策的清朝政府，唯我独尊，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少有积极的兴趣。官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对外窗口，仅限于派遣公使一途，而外交使节除了施外交礼遇外，在间谍活动上无甚大的作为。尤其在国家战争危难之时，非但没有准确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甚至严重泄漏各级军政机密，影响了国家中枢对战争的决策。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驻日公使汪凤藻，他在任十八年而碌碌无为，最终因战争前的诸多失职被朝廷免官。
清国忽略情报收集对战争的指导作用，导致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战争前和战争中，在清国国内的日本间谍活动猖獗，而清政府几乎没有实质而有效的对策。相较而言，清国情报工作反应迟钝，作战中枢多次出现人为造成的情报事故，甚至连媒体也胡乱报道不确实的战争信息，使战争的决策和民众对战争的认识产生错误判断。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也极度欠乏情报观念，常凭主观经验臆测或偏听偏信来指挥作战。西方国家外交官在战前曾多次向清国提示战争的危机，发出同情和善意的劝告。可是这位固执的清国老人不相信日本决心与清国开战，一心寄望通过列强周旋来化解清日两国危机，致使清国错过了前期备战的最佳时机。

清国国内长期以来存在大量的日本间谍和清国奸细，他们以各种身份搜集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日本刺探情报的意图最初没有引起清国政府重视，相反清国为炫耀本国军事实力，向日本公开展示本国的军事秘密。1893年4月，清日战争前一年，日军参谋本部川上操六次长亲自前往朝鲜和清国实地考察，从朝鲜釜山、仁川、汉城，再到清国芝罘、天津，用一个月时间对朝鲜和清国的军事现状进行了评估。李鸿章视川上操六为座上宾，采用炫耀自家实力打压对方的一贯做法，向潜在的敌人敞开了秘密，给川上的来访提供了各种方便。川上一行在天津参观天津机器局；走访武备学堂；观摩步兵战术操练；登上北塘炮台观看炮兵操演；还利用郊游的名义，对天津周边地形进行了观察。日本间谍明目张胆的情报活动，引起清国地方政府的注意，抓获了一些日本奸细。但是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唯恐引起外交纠纷，态度暧昧，处置宽容，甚至以礼相待，将嫌疑者释放。

清日战争爆发后，打击日本间谍的呼声四起，忧国之士纷纷上书，向政府提出反间谍建议。清国政府为此制定了反间谍活动的相关办法，（1）照会各国公使馆，反对西方国家在租界内隐匿日本间谍。（2）各地方官衙实行保甲制，捉拿日本和清国奸细，并严惩不贷。（3）各地官府发布缉拿告示，用高额悬赏的办法展开揭发日本间谍的群众活动。　（4）禁止清国国内的日本人戴假发穿清服，冒充清国人者一律按间谍治罪。清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反间谍行动，虽然破获了几起间谍案，斩杀了一些嫌疑人，可是清国政府吏治腐败，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且贿赂成风，敌特间谍活动仍然猖獗，反间谍战外紧内松，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清国情报战曾经有过四次严重的过失。第一次，“丰岛海战”时，在出兵增援朝鲜和外交周旋问题上，李鸿章的情报源混乱，坚信驻日公使馆汪凤藻的说辞，错误判断日本国对清作战的决心。在日军完成战斗部署的情况下，清国才开始增兵，致使海战惨败，运兵船被击沉。各路增援朝鲜的部队赶到平壤时，成欢战斗已经结束多日。第二次，“成欢之战”时，败将叶志超向朝廷呈报虚假战报，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