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不利，随时能够避开战斗，从突击下逃脱。当敌人仍然拥有四通八达的后方和不受限制的退却道路时，只在一个方向起作用的撞击，不能迫使他们以其主力在利于进攻者、不利于防御者的地点接受战斗。敌人可以放弃空间，躲开突击，可以加速移动，一昼夜走25—30—40公里，甚至利用铁路撤退军队，而进攻者却要被迫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其进攻速度最多达到每昼夜8—12公里。德军在1914年、红军在1920年虽然都已深入敌人国土，却都未能彻底消灭敌有生力量，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单面撞击的这一特性来解释。每当进攻者出动自己的“撞击集团”对敌人主力实施突击时，敌人只要认为在那种条件下战斗不利，总能躲开突击并退却。
初始战役之后，“撞击集团”即便超越正面其余地段一翼，也不能指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敌人还拥有不受限制的退却道路，因此不可能合围和消灭敌人哪怕一部兵力。实施这种样式的突击，只能在狭小的战术范围合围敌人的小部队。只有对受到狭小正面和不利的退却方向限制的敌人作战，才能取得大的战果。
对占领宽正面和拥有四通八达后方的敌人，只有在向交叉方向行动时才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这种突击样式如果以足够的兵力实施，那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战绩：它即便在现代条件下也能导致完全合围敌人重兵。
当然，这种突击样式需要较多兵力。在这里，我们实际上要实施两个突击，其中每一个都要在足够宽的正面组织，要使实施突击的军队不会很快受到两翼包围并被击退。为使各突击集群毫不迟延地相向推进，钳制敌人，必须以足够的兵力实施每一个突击。此外，保障一个突击集团两翼所需的兵力，会比保障在不同方向行动的两个集群所需的兵力少。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建立两个突击集群——一个在80公里正面进攻（2个突击集团军），另一个在40—50公里正面进攻（1个突击集团军），比建立一个在120公里不间断正面进攻的突击集群更为有利。只有在可能以一个方向的突击把敌人逼到无法通行的地区（中立国家边界、大海、无法通行的山脉）情况下，单面撞击才是有利的。
沿交叉方向进攻，不仅从那种战役产生的战果角度看是有利的，而且从实施战役的各个集团军的供应和配置角度看也是有利的。此种战役样式允许依托较大范围的铁路网，进行具有较广阔包围效果、受战线不稳定影响较小的配置。机动两个集群，也比机动被迫沿1—2条铁路线开进的一个突击集群更加灵活，更加方便。
采取两种突击样式——单面撞击或沿交叉方向突击，其最主要的行动目标都是敌人的有生力量。不仅突击方向和这一方向后来的改变取决于当时该战区的敌人主力配置或集结的地区，而且进攻者的行动速度也完全取决于敌军行动的性质。上面列举的进攻战役中的推进指标并不是军队行动的标准。这些指标只有助于总司令在计划和保障战役时采取措施。军队则应争取最大的战果，进行最大限度的推进。敌人将特别努力固守掩护其退却道路或新锐兵力集中的最重要方向、最重要地点。进攻者的艺术在于确定这些方向和这些地点，并及时和足够迅速地将全部兵力压过去，以前出到敌军翼侧和后方，切断其退路，破坏敌人建立的新的兵力部署。这一时节的战斗行动要极其迅速，极度紧张，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
尽管军队的重量增大，但就是现在也完全可以达到上述战役指标限度内的那种机动性。如果没有在某些地段过量堆积军队，如果军队后方没有出现混乱不堪的状况，如果军队本身及其辎重队和服务机关都有很高的素养，如果他们受过迅速和大纵深推进的训练，如果领导（首长）善于应付各种情况，那么，即便在现在这样的军队编制下，即便在现在这种辎重增加和后勤人员较多的情况下，也能达成高度的战术机动性。
骑兵和摩托化部队要具有特别高的快速性和机动性。现在骑兵要考虑到防御的稳定性已经增大，要考虑到火力密度已经提高。但是，这不是说骑兵已经被挤出战场，不是说骑兵要依附步兵或得到步兵的庇护。相反，这些条件要求骑兵带着新兵器和新作战方法出现在进行现代战役的战场。它应该拥有足够的兵器去压制仓卒转人防御的步兵火力，它应该善于徒步作战，并且不比步兵差。骑兵应加强足够的炮兵（包括榴弹炮）、轻型快速坦克、搭乘汽车（最好是越野汽车）的机枪部队，在突击集群暴露的迂回翼侧行动，实施远距离（约75—100公里）推进，逐次切断敌人的退却道路，对敌人配置在该正面的主力实施战术合围。战略骑兵这种积极的、远距离的前方行动，还应同时保障为方面军和集团军首长进行的地面侦察。
航空兵应在持久战役中极其紧张作战。要求它在向前移动机场的同时，采取有条不紊的（侦察和战斗）行动。
在进行初始战役时，大量航空兵在交战战场上空作战；初始战役后，它要再次扩大活动区域，敌人沿铁路、通过行军和乘汽车到达战役地区的新锐兵力将成为其观察和攻击的目标。应将在卸载站或行军中发现的新锐兵力一直置于空中观察之下，以及时向首长提供能确定敌新锐兵力集合地区、因而也能确定地面和空中力量尔后行动的新目标的情报资料。但是也不能忽视正在实施退却的敌军部队。综合分析以下两种资料便可揭开敌人决心的秘密：第一，新开到的预备队向何处移动；第二，原在战线的军队向何处、何方向、以何种队形退却。这些资料能够勾画出应该成为航空兵每日观察目标的那些地区。
敌人开始退却后，航空兵应再次分散自己的力量：对退却之敌的观察完全由军队航空兵担任，对新开到敌军的观察由集团军航空兵担任。
轰炸航空兵的作战重心在初始战役后也应逐步转移。在追击的头几日，其行动目标是敌人退却兵力。轰炸航空兵与地面军队一起“敲打”在战线上被击溃的敌人，对行军中、渡口、军队集结地的敌人实施攻击。从发现新一波预备队到达之时起，轰炸航空兵就要将自己的攻击转向这些军队，转向铁路，系统地破坏这些军队的卸载站或对其施放毒剂。航空兵的任务是：后推敌预备队卸载站，延缓其集中时间，从一开始就以强大的空中袭击挫折敌新开到的部队的士气。
敌人新的航空兵兵团也将与新到的陆军部队一起出现在战役地区。其歼击航空兵会得到增强，新的轰炸部队会逐步出现。自然，这些新航空兵部队的机场也会成为进攻者轰炸航空兵的行动目标。进攻者会再次面临保卫自己后方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保卫铁路修复作业地区和终点卸载站的问题。不过，歼击航空兵的基本任务仍然是从空中保障进攻军队的基本集团和自己的机场。后勤目标只能由高射兵器保卫。所有这些任务，都应在前推己方机场的同时有计划地时遂行。
航空兵应根据进攻总速度前推自己的机场。当军航空兵机场与战线的距离不大于25—30公里，集团军航空兵机场与战线的距离不大于50—75公里时，他们与（部队、集团军）司令部才能保持可靠的联络。根据这一情况，军航空兵过2—3日，集团军航空兵过4—5日即应变换机场。
这样的行动速度要求整个航空兵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即便战役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也谈不上任何正常的休息。某些飞机，某些中队，整个整个大队，或者遂行侦察、轰炸、掩护这个或那个方向的例行任务，或者转移到新的机场。通常只能把非飞行日当成休息日，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在飞行日进行短时间的休息。
一个月的紧张战斗将使航空兵付出很大代价。战争经验表明，这些代价在物质方面可达30—40％甚至60％，在飞行员方面可达20—30％。这些数字决定了物力和人力的储备量，此种储备在战役开始前就应预作准备，并逐次向前输送，以防部队被耗尽。
纵深如上所述、正面达250—400公里的连续战役的打击对象，不仅是配置在这一正面或作战过程中可能开到战场的敌武装力量。这些战役还将波及敌国广大居民，并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参加作战。在某些国家，这些战役将波及该国全部居民和各行各业；在其他国家，则将波及相当大部分的居民和行业。由于这些原因，那种战役的后果便由纯军事因素转化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因素。由此可知，政治不仅在最初选择突击目标和方向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能在战役实施过程中对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在战斗行动波及的居民中正确安排政治工作，能在很大程度上优化战斗结局。
在战役进程中，进攻者大规模变更部署会遇到很大困难。他们将远离铁路车站，而由这些车站本来可以沿铁路开始进行100—150公里的战役调动。这一时节汽车运输又将完全忙于前送工作。
在4—6个行程的地带，一切变更部署都只能以行军方法进行。当然，这种状况只能影响变更部署的速度。在技术上不排除、而是完全可能进行大胆的横方向调动，就像辖4个军的克卢克集团军在9月①头几日在马恩河地区进行的那种横方向调动。就是现在，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能进行诸如集团军正面变换那样的部署调整——这种正面变换要求在一昼夜、最多两昼夜中行军50—70公里。
①指1914年9月。作者所举战例称为马恩河交战（或马恩河会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联军与德军于1914年9月5日至12日在马恩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遭遇交战。9月5日，德军第1集团军右翼与法军第6集团军先遣部队在法国乌尔克河地区遭遇，司令克卢克觉察其右翼和后方受到威胁，便由马恩河阵地调两个军向西北横向移动，增援乌尔克河地区的右翼。此举虽然改善了乌尔克河地区的德军态势，但同时导致马恩河地区兵力空虚，使德军正面受到严重威胁。法军由此打开宽达50公里的缺口，迫使德军全线后撤，输掉了此次交战。——译者注
任何需要将军队调到其他正面（地段）的战役调动，都要求预先将军队后撤到距离达100—150公里的若干铁路站，就是说，仅仅向各铁路站集中就需约一个星期时间。铁路可在军队到达卸载站前做好那种运输准备。
新战役的开始，取决于补充人员和物资损失、集中新弹药储备及完全修复铁路和土路的时间。
铁路是需要最多时间、又关系到所有其他问题的最薄弱的环节。
指挥问题
决心。军事行动是由装备相应技术兵器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决心应该以一定的物质器材为基础，因为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指出，“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①。如果说，战术受到战术兵团（师和军）正规编制及为其行动制定的条令规定的某种限制，那么，对战役法而言，统帅在定下决心时应该遵循的任何规定和原始数据，都还没有制定或得到承认。这一领域完全依靠统帅的“天才”、“直觉”、“灵感”。从旧俄军经验中，可以看到根据长官随心所欲的“直觉”、“灵感”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军队指挥问题所引起的一切致命后果。定下无数没有根据、得不到物质器材保障、流血很多而胜利很少的决心，是俄国将军们一切活动的写照。其实，对战役法不仅需要而且可能进行一定的计算论证。汇合成战役的一定的战斗行动，需要十分确定的物质器材和人的努力。现在一切工作的目的，都是确定那样一些原始数据，它们应该在计算该战役所需人力物力时正确指导战役思维。
①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全句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页。——译者注
但是，如果把战役法看成一种会计学是错误的，把战役决心变成简单的乘法是不正确的。每种具体情况需要多少物质器材，不但取决于武器的性能和反映正面宽度的数字，而且取决于敌人正面的战役战术密度、敌阵地工程构筑、我军和敌军及其指挥人员的素质。后面这些情况是变幻无常的。军事领导人的艺术体现在正确考虑所有这些可变情况要素的战役意义，准确地确定完成具体任务所需的物质和人力资源。
战役决心不仅体现在正确选择突击方向和样式，而且体现在正确组织将帮助统帅完成任务的那些兵器和集团军级兵团。应该确定各兵种（特别是炮兵、坦克、航空兵）的数量，这些兵种应编进集团军，应该把它们分配到各步兵军，既保证首次突击行动毫不停顿，又保证在作战过程中必须予以加强的方向对军队进行不间断的加强。
集中指挥的级别。对人数达200—300万、在总宽度达1000—1500公里的正面展开的武装力量的指挥，要按战役领导的职务等级区分为三级：大本营、方面军、集团军。
早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战争经验就表明，没有方面军级指挥机构，就不可能指挥总共辖70个步兵师、仅在300—400公里正面展开的那些集团军。德军大本营在向马恩河进攻期间，实际上失去了对各次战役的坚强指挥，而采取让一个集团军听命于另一个集团军司令的办法来代替方面军级指挥，而且不得不在决定性关头把定下有关尔后战役实施决心的大权，交给实际上不担负责任的总参谋部军官亨奇上校。尔后战事进程迫使双方（德军和法军）转为方面军（集团军群）指挥。俄军面对两个不同的敌人和两个互相分开的战区（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方面军级指挥。
像法军、我们红军甚至波兰军队等，未来如不建立方面军级指挥机构是不行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广阔的战场不允许实行大本营到集团军的直接指挥。在此条件下，大本营不可能实施坚强的领导，而没有这样的领导，要使大量集团军级兵团在行动中保持协调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像罗马尼亚军这样的人数较少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