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欣说：“谢谢你，我喜欢梅茜，你要替我告诉它。”
我点点头。
她前脚走，店长后脚冲进来，喊：“老板你个狗逼，又送酒，本店越来越接近倒闭了！”
我说：“没啊，人家给东西了，你看。”
欣欣送我一张照片，是她的全家福，男孩女孩抱着一条大黑狗，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照片背面有行清秀的字迹：一家人。
3。旅途需要二先生
但是事后想起来，一趟旅途最深刻的，反而是这些哭笑不得的片段，他们也许就是人生旅途中那些辉煌的山寨景点。
去看《人再囧途之泰囧》，笑得前仰后合，回来写微博大加赞扬，对于好好讲故事、认真编段子的导演，就该做个免费宣传。当我笑得满脸眼泪的时候，有个富二代朋友，也是满脸眼泪，不是笑的，而是唏嘘得无法自拔，看完电影连喝三场，浑身抽搐口吐白沫，一边吐一边哭着说：“家庭事业不能两全，徐铮你懂我！”
每部片子总有人能看到属于自己的点，喜剧的背后往往是至深的悲凉，早年看《大话西游》我也曾和泪共唱《一生所爱》，不过《人再囧途之泰囧》跟美国那些公路片一样，让我想起的是那些无法回首的旅途，以及旅途中身边的二货。旅途的精彩，就需要这样的二先生。
首先介绍我的助理，是的，她就是个二先生。有时候常想，此人作为助理，唯一功能可能是为了体现我的伟大。去年去北京，天很冷，风很大，她提着旅行箱施施然托运，一脸沉着。反常的平静让我心感不安。着陆，取行李。她不见了。
茫茫人海，渺渺旅途，她总能发挥瞬间消失的超能力。正当我准备弃之而去的时候，在托运的转盘那里发现了圆滚滚的身影。她目光炯炯，用真爱的目光看着每一只从出口流出的箱子，时而叹息，时而雀跃然后叹息。终于她扑了上去，迅疾地，毫不犹豫地，扑到了一个箱子上面。
那只箱子饱经风霜，贴满各种标签，显示它的主人漂洋过海，人生跌宕，和我圆滚滚的助理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但她就是理直气壮地拎了起来。在我质疑之后，她还恬不知耻地撬开箱子显示她的所有权。
结果自然是傻眼了，她掀了一件衣服：“咦？”
又掀了一件：“奇怪。”
直掀到底朝天，说：“怎么都不是我的。”
箱子的主人站在旁边，最终没有告她，也许是同情我，因为我几乎是僵在了当场。
随后去吃饭，朋友专栏作家都市放牛带来女友，助理哈哈哈笑着进场，开口就打招呼：“老牛你带对象啦？”都市放牛说：“是啊，你还是一个人？”她说：“对的，因为我不像你，饥不择食。”全场只剩下她洪亮的“哈哈哈”，其他人的脸色都是紫的。
碍于面子没法儿换助理，只好尽量避免带她出去，但是一个伟大的二先生总能吸引同类。
没有统计过我身边有多少王宝强，我只知道有的会提前两小时进站最后误机，有人路线规划到小卖部最后GPS（导航系统）瞬死，有人冲我咆哮，你丫怎么没带牙膏——我住他家里。
更多时候，二先生是成群结队出现的，尤其是在旅途中。上次一个人去云南，路遇丢手机丢钱包丢人的，眼巴巴等着你拣。旅途中的人不见外我知道，这也太不见外了。晚上回酒店的时候，足足带回了一个加强排。
别说旅途中的意外往往带来别样的精彩。不管用，我也曾被带迷路领略过原始丛林的壮美，也曾跟着去尝最本土的小吃坐在养鸡场吃泡面，那瞬间的可笑之感被巨大的恼火淹没，当时根本无心欣赏。
但是事后想起来，一趟旅途最深刻的，反而是这些哭笑不得的片段，他们也许就是人生旅途中那些辉煌的山寨景点。
写于丽江，一个二先生身边。
4。末等生
对这个世界绝望是轻而易举的，对这个世界挚爱是举步维艰的。
末等生慧子，以男生的方位画一个坐标，跌跌撞撞杀出一条血路。
2012年，我在曼谷郊边的巧克力镇，招待高中同学王慧。
这是家迷幻如童话的饭馆，白色房子静谧在草地，夜火灯烛倒映在河流。
王慧留着大波浪，浅妆，笑意盈盈，经过的老外不停地回头看她。
次日我要坐火车到春蓬，而她直飞香港，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聊太多。也不用聊太多，一杯接一杯，互相看着，乐呵呵地傻笑。
我说：“慧子，你不是末等生了，你是一等兵。”
1997年，王慧坐我前排，格子衬衣齐耳短发。
有天她告诉我，她暗恋一个男生。我问是谁，她说你猜。
文科班一共十八个男生，我连猜十七次都不对。只能是我了！这下我心跳剧烈，虽然她一副村姑模样，可是青春中的表白总叫人心旌摇荡。
这时候她扭捏半天，说，是隔壁班的袁鑫。
不带这样玩儿的好吗？隔壁班我去你大爷的！
香港回归的横幅挂在校园大门。
7月1日举办《祖国我回来了》演讲大赛，我跟王慧都参加。四十多名选手济济一堂，在阶梯教室做战前动员，学生会主席袁鑫进来对我们训话。
他走过王慧身边，皱着眉头说：“慧子，要参加演讲比赛，你注意点儿形象。”
慧子一呆，难过地说：“我已经很注意了啊。”
她只有那么几件格子衬衣，注意的极限就是洗得很干净。
后来我知道她洗衣服更勤快了，每件都洗到发白。
袁鑫和一个马尾辫女生聊得十分开心，从中国近代史聊起，一直聊到改革开放。最后袁鑫对马尾辫说，加油，你一定拿冠军。
慧子咬着笔杆，恨恨地对我说：“你要是赢了她，我替你按摩。”
我大为振奋，要求她签字画押，贴在班级黑板报上。
当天通读中国近代史，一直研究到改革开放，次日精神抖擞奔赴会场，大败马尾辫。
晚自习解散的时候，在全班“胜之不武”的叹息声中，我得意地趴在讲台上，等待按摩。
王慧抿紧嘴唇，开始帮我捏肩膀。
我暴斥：“没吃饭？手重点儿！”
王慧怒答：“够了吗？会不会捏死你？”
我狂笑：“哈哈哈哈毫无知觉啊，难道已经开始了？用力啊少女！”
其实，当时她的手一捏，我如被雷劈，差点儿跳起来，脑子里不停在喊：……疼疼疼……这是被碾压的感觉……疼啊我靠……咔吧一声是怎么回事……我的肩胛骨断了吗……疼死爹了啊尼玛……小时候干过农活的女人伤不起……啊第三节脊椎怎么插进我的肝脏了……我快挺不住的刹那，慧子小声问我：“张嘉佳，你说我留马尾辫，袁鑫会觉得我好看吗？”
我不知道，难道一个人好不好看，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吗？
1998年，慧子的短发变成了马尾辫。
慧子唯一让我钦佩的地方，是她的毅力。
她的成绩不好，每天试题做得额头冒烟，依旧不见起色。可她是我见过最有坚持精神的女生，能从早到晚刷题海。哪怕一道都没做对，但空白部分填得密密麻麻，用五百个公式推出一个错误的答案，令我叹为观止。
慧子离本科线差几十分。她打电话哭着说，自己要复读，家里不支持。因为承担不起复读的费用，所以她只能去连云港的专科。
我呢？当时世界杯，高考期间我在客厅看球赛，大喊：“进啦进啦！”我妈在饭厅打麻将，大喊：“胡啦胡啦！”
荷兰队踢飞点球，他们低下头的背影无比落寞。我泪如雨下，冲进饭厅掀翻麻将桌，搅黄老妈的清一色。
后来？后来那什么第二年我又考一次。
1999年5月，大使馆被美国佬炸了。复读的我，旷课奔到南京大学，和正在读大一的老同学游行。慧子也从连云港跑来，没有参加队伍，只是酒局途中出现了一下。
在食堂推杯换盏，她小心地问：“袁鑫呢？”
我一愣：“对哦，袁鑫也在南大。”
“他怎么没来？”
“可能他没参加游行吧。”
慧子失望地“哦”了一声。我说那你去找他呀，慧子摇摇头：
“算了。”
我去老同学宿舍借住。至于慧子，据说她是在长途车站坐了一宿，等凌晨早班客车回连云港。
对她来说，或许这只是一个来南京的借口。花掉并不算多的生活费，然而见不到一面，安静地等待天亮。
慧子家境不好，成绩不好，身材不好，逻辑不好，她就是个挑不出优秀品质的女孩。
我一直想，如果这世界是所学校的话，慧子应该被劝退很多次了。
生活，爱情，学习，她都是末等生。唯一拥有的，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咬着牙齿，坚持再坚持，堆砌着自己并不理解的公式。
无论答案是否正确，她也一定要推导出来。
2000年，大学宿舍都在听《那些花儿》。九月的迎新晚会，文艺青年弹着吉他，悲伤地歌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我拎着啤酒，在校园晃悠。回到宿舍，接到慧子的电话。她无比兴奋地喊：“张嘉佳，我专升本啦，我也到南京了，在南师大！”
末等生慧子，以男生的方位画一个坐标，跌跌撞撞杀出一条血路。
2001年10月7日，十强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战胜阿曼，提前两轮出线。
一切雄性动物都沸腾了，宿舍里的男生怪叫着点燃床单，扔出窗口。
一群男生大呼小叫，冲到六栋女生宿舍楼下。
我在对面七栋二楼，看到他们簇拥的人是袁鑫。
袁鑫对着六栋楼上的阳台，兴奋地喊：“霞儿，中国队出线啦！”
一群男人齐声狂吼：“出线啦！”
袁鑫喊：“请做我的女朋友吧！”
一群男人齐声狂吼：“请做他的女朋友吧！”
望着下方那一场幸福，我的脑海浮现出慧子的笑脸，她穿着格子衬衣，马尾辫保持至今，不知道她这时候在哪里。
2002年底，非典出现，蔓延到2003年3月。我在电视台打工，被辅导员勒令回校。4月更加严重，新闻反复辟谣。学校禁止外出，不允许和校外人员有任何接触。
我在宿舍百无聊赖地打星际，接到电话，是慧子。
她说：“一起吃晚饭吧。”
我说：“出不去。”
她说：“没关系，我在你们学校。”
我好奇地跟她碰面，她笑嘻嘻地说：“实习期在你们学校租了个研究生公寓。”
我说：“你们学校怎么放你出来的呢？”
她笑嘻嘻地说：“没关系，封锁前我就租好了。辅导员打电话找我，我骗她在外地实习，她让我待着别乱跑。”
去食堂吃饭，我突然说：“袁鑫有女朋友了。”
她有些慌乱，不敢看我，乱岔话题。
我保持沉默，她终于抬头，说：“我想和他离得近一些，哪怕从来没碰到过，但只要跟他一个校园，我就很开心。”
一个女孩子，男生都不知道她的存在，她却花了一年又一年，拼尽全力想靠近他。无法和他说话，她的一切努力，只是跑到终点，去望一望对面的海岸。
就如同她高中做的数学试卷，写满公式，可是永远不能得分。
上帝来劝末等生退学，末等生执拗地继续答题，没有成绩也无所谓，只是别让我离开教室。
看着她红着脸，慌张地扒拉着米粒，我的眼泪差点儿掉进饭碗。靠。
2004年，慧子跑到酒吧，电视正直播着首届超女的决赛。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慧子举起杯子，对着窗外喊：“祝你幸福！”
那天，袁鑫结婚。
我看着她笑盈盈的脸倒映在窗玻璃上，心想，末等生终于被开除了。
2005年，慧子跑到酒吧，趴在桌上哭泣，大家不明所以。
她擦擦眼泪：“他一定很难过。”
传闻，袁鑫离婚了。
那天后，没见过慧子。打电话给她，她说自己辞职了，在四川找事儿干。
2006年，一群人走进酒吧。看见当头的两个人，管春手里的杯子“哐当”掉在地上。朋友们目瞪口呆，慧子不好意思地说：“介绍一下，我男朋友袁鑫，我们刚从四川回南京。”
我的头“嗡”的一声，没说的，估计袁鑫离婚后去四川，然后对他消息灵通的慧子，也跟着去了四川。
坐下来攀谈，果然，袁鑫去年跟着亲戚，在成都投资了一家连锁火锅店，现在他打算开到南京来。
袁鑫跟搞金融的同伴聊天，说的我们听不太懂，唯一能听懂的是钱的数目。同伴对袁鑫摆摆手，说：“入五百万，用一个杠杆，一比六，然后再用一个杠杆，也是一比六，差不多两个亿出来。”
袁鑫点点头说：“差不多两个亿。”
管春震惊地说：“两……两个亿？”
我震惊地说：“两……两个亿？”
韩牛震惊地说：“比我的精子还多？”
慧子也听不懂，只是殷勤地倒酒，给袁鑫每个朋友倒酒。她聚精会神，只要看到酒杯浅了一点儿，就立刻满上。
他们虽然聊的是两个亿，结账的时候几个男人假装没看见，慧子抢着把单埋了。
2007年。慧子和袁鑫去领结婚证。到了民政局办手续，工作人员要身份证和户口本。
慧子一愣：“户口本？”
工作人员斜她一眼。袁鑫说：“我回去拿。”
袁鑫走了后，慧子在大厅等。
她从早上九点等到下午五点。民政局中午休息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工作人员给她倒了杯水。
慧子想，袁鑫结过一次婚，他怎么会不知道要带户口本呢？
所以，袁鑫一定是知道的。
也许这是一次最后的拖延。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拖延到无法拖延才离开，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只要自己不流泪，就不管别人会流多少泪。
慧子站不起来，全身抖个不停。她打电话给我，还没说完，我和管春立刻打车冲了过去。
慧子回家后，看到袁鑫的东西都已经搬走，桌上放着存折，袁鑫给她留下十万块。还有一张字条：其实我们不合适，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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