籽，每次妈妈做鱼的时候都会单独拿个小碗替我装上鱼籽，说鱼籽补脑，虽然一个鱼籽就是一个生命，可我吃得还是津津有味。现在呢，河边贩卖青蛙的人早就不见了踪影，改名为“牛蛙”的生物在每个餐馆被集体“水煮”，卖鱼的小贩总是在卖鱼前，把鱼籽掏了出去，能吃到漏网鱼籽的可能性比中彩票的可能性还要小。
每天晚上幼儿园都会组织小兔崽子们坐在板凳上看《新闻联播》，当别的孩子打打闹闹、哭哭笑笑的时候我却用心地记住了1991年发生的每件大事：1月17日，美国发起“沙漠风暴”，入侵伊拉克；6月12日 ，白白胖胖的可爱老头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12月21号苏联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签署阿拉木图宣言，成立独联体，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12月25日 ，我们的老大哥苏联解体……
1992年
幼儿园里欺负我的小兔崽子叫张三丰，我认真地在本子上写下了几个字“坏蛋张三疯”。他放到古代就是一小霸王，放到现代就是一黑恶势力！他抢我的玩具，跟老师打小报告，率领其他小兔崽子孤立我。
虽然现在这些手段通常出现在小男孩喜欢一个小女孩却不知怎么表达，只能先用暴力吸引其注意力的偶像剧里，但我四岁的时候对张三疯的厌恶之情宛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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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长大了，听妈妈说张三疯在蓝岛商场卖电器呢，我要死要活地给家里换台彩电，只为了趾高气扬地以更恶势力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
我发现欺负过我的人都没我混得好，所以我警告所有人不要欺负我，会中蛊惑的。到了现在，不用我警告，也没人敢欺负我了。
每周回家的机会只有一次，我总是想尽办法周一不要回到幼儿园去，为此研习出了“苦肉计”……装肚子疼；“调虎离山计”……骗爸爸出门办事；“空城计”……藏在衣柜里；“无中生有计”……编造幼儿园对我的迫害；但统统被我爸的“走为上计”化解……拽着我的领子就把我送上了车。
但更多的时候爸爸用一瓶喜乐就把我哄得晕头转向，那是四岁的我所品尝过的最可口的佳酿，比什么乐百氏、优酸乳、喜乐多好喝一百倍！
喜乐那时候不到五毛钱一瓶，现在三块钱四瓶，猪肉那时候两三块钱一斤，现在二十三十块钱一斤，工资那时一千就是大款了，现在低保线离一千块钱越来越近了。
喜乐恒久远，一瓶永流传。
惟一一次“苦肉计”就要成功，是喝完喜乐后我开始不停地肚子疼。我及时地向爸爸汇报了这一情况，却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坚持把我扔在了幼儿园，直接导致我疼得越来越厉害，拉了一晚上的肚子，引来了狼外婆的一通埋怨。最后的调查结果是……那瓶喜乐是假的。
随即，我国的造假事业就从那瓶喜乐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幼儿园有个强制的规定就是“午睡”，厚重的床垫一拉，小木床上一躺我就感觉与世隔绝了。狼外婆很仁道地要求我们用最舒服的姿势来入睡，但我自以为舒服地把一只腿抬起来，另一只腿搭在床沿，却依然辗转反侧。隐约中听见狼外婆和女巫的谈笑风生，她们织着彩色的毛衣，谈论着某个小兔崽子的大款家长，关心着港台连续剧里的俊男美女……听着听着，我也就睡着了。
那时我认为午睡是件浪费生命的事情，而现在我明白午睡是生命中最奢侈的事情。
幼儿园对于“幸福”的标准就是拥有独家玩具。彩色的积木能最短时间搭建起最奢华的城堡，却也能被一个手指所倾覆；雪花叉片能构建出各种小动物的形状，拆的时候也最费力气；培乐多彩泥是小兔崽子们身份的象征，我们用劣质的工具制作出各种美味的糕点，假模假式的搞起了家庭聚餐；极少数的女孩会有芭比娃娃，把身上漂亮的衣服穿了脱脱了穿，掠过娃娃的完美曲线，幻想着那就是长大的自己。
经历了小班、中班、大班，小学前的最后一堂课我摸着其他小鬼的头说，你们要听长辈的话哦！可是，如今的我再也寻不到幼儿园的玩具，再也记不起每个狼外婆势利的神情，再也提不起兴趣用碎花布头给芭比娃娃做衣服了。
那些我们以为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我们念念不忘中被遗忘了。
1993年（1）
从这个年头开始，我正式迈入了小学生的行列，开始了我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也是从这个年头开始，我有了两个家。
1993年9月1号，我正式开始了在五四大街四号院的生活。那本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道路扩建就拆成了不规整的大杂院，我从楼房搬到了一间十二平米的半地下室的房子里，那间房子也是我爸爸出生的地方。
我有必要来描述一下那间房子的布局，本来只有六平方米，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几个亲戚愣是接出了六平米的空间。屋子的一半空间是被一张三人床所占据，其实也就是一张双人床横过来摆，我的脚刚好杵在衣柜上，而妈妈爸爸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再接出两个椅子的长度，不然脚就会垂在半空。
由于是半地下，屋内的空气总是很潮湿，墙皮斑驳，会在大家睡觉的时候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爸爸就找来塑料布，把家里所有的墙都贴上了透明的塑料布。潮湿的地缝里总会爬出一些可怕的生物，蜈蚣、臭大姐、潮虫，那些在自然课上闻所未闻的生物真实地在我眼前的塑料布里爬来爬去。爸爸总是用塑料拖鞋小心翼翼地摁死它们，力气恰到好处，既要保证一击毙命，又要保证不会把塑料布摁破，省得黄色黏稠的液体渗出来。每次看见爸爸处死的尸体，我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总害怕那些昆虫的亲朋好友们会顺着它们的踪迹找上门来寻仇。所以每次爸爸执行完死刑，我就负责善后，拿着珍藏的七龙珠贴画覆盖住他们丑陋的遗体，眼不见为净。
这个小平房缺乏一切娱乐设施，除了一台老掉牙的海燕牌收音机，连个能自动发声的东西都没有。我就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录音机、没有录像机的十二平米度过了六年的光阴。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不知道最近流行那个歌星，不知道拨外地电话还要加区号。能够陪伴我的只有那些昆虫们的尸体，还有满柜子泛黄的图书。
屋子的外面就是一棵大枣树，住在小院的第一个夏天，爸爸爬上屋顶，用竹竿拨弄着树叶，一粒一粒诱人的大青枣就噼里啪啦地往地下掉，全院的男女老少都眼巴巴地看着爸爸，期待着这免费却是最新鲜的水果。
我在地上仰望着爸爸，觉得他的形象渐渐模糊掉，而超人的样子却在我脑海里慢慢清晰起来，那些枣就是他发射的一颗颗糖衣炮弹。刚开始只是零星地几颗，当爸爸开始努力摇动树枝时，大枣就像流星雨一样往地下砸，别人都拼命低头捡的时候，我却拿红色的塑料脸盆遮住脑袋，拒绝着糖衣炮弹的攻击。
可是从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枣就变得又少又小，偶尔捡到几颗还要当宝贝似的藏在兜里。再过了几年，那棵枣树根本就不结枣了，爸爸也失去了当超人的机会。
是我家的烟筒给枣树做了绝育手术，每到冬天，厚重的浓烟就从烟筒里往枣树上冒，缠绕着枝条盘旋而上，在空中打了几个漂亮的蝴蝶结然后慢慢地消散了，带走了枣树生儿育女的能力，从此以后那不能孕育生命的树变得平淡无奇。多少年后，当我再经过那棵枣树的身边，满怀愧疚，我们不经意间的伤害，却剥夺了它一生绽放生命的权利。
那年发生在我身边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隆福大厦的火灾了。我家住在皇城根天子的脚下，离北京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庙……隆福寺只有几百米的距离，隆福大厦就是在寺庙的基础上建造的。那时北京大型的商场并不多，隆福大厦由于历史悠久、商品齐全成为东城区人民的购物的理想场所，我每天吃完饭就跟妈妈散步到隆福大厦，买支钢笔、买块橡皮、买本漫画书，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去。1993年8月12日，入睡没多久的我们就被尖锐的火警声所吵醒，近百辆消防车从我家门口呼啸而过驶向隆福大厦，等全院的人披好衣服涌出家门的时候，火势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头顶的天空都被映成了一片红色。那场大火整整烧了八个小时，出动了86辆消防车和828名消防员。昔日门庭若市、雍容华贵的大厦霎时间成了一片断壁残垣，我躲在妈妈的怀里，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神，每天都要光顾的商场瞬间就灰飞烟灭了，楼下超市里还有我最爱的漫画书，那些机器猫一定顶着竹蜻蜓逃出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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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
更奇怪的是，隆福大厦后来由国家出资重建，还在八层楼顶上盖了一座“大隆福寺”庙堂，希望重振旗鼓，但是那块昔日繁盛之地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彻底地偃旗息鼓了，只剩一对石狮独自品味着隆福寺的兴衰。
1993年的春节，北京禁止燃放烟花炮竹，逮到一个就狠狠地罚款，罚到他倾家荡产，于是那年的北京异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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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家成为奥运村的梦想在一夜间化为泡影，蒙特卡洛的两票之差，让父母和国人一起黯然神伤。
1993年，土鳖这种丑陋的生物成了宝贝，院子里的小朋友神神秘秘地喝起了一个叫“中华鳖精”的玩意，她说那是大补！
1993年去燕莎和赛特成了有钱人身份的象征，我每周回到另一个家就缠着妈妈带我去趟燕莎。里面的顾客各个腰杆子直直的，口袋里鼓鼓的，眼睛里红红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区分自己阶层的标志。每次去燕莎我固定也是惟一能够光顾地就是地下一层的进口食品超市，那些印着洋文花花绿绿的食品上的价签令人瞠目结舌。为了不空手而归，我都缠着妈妈给我买一个鲜肉陷粽子，那粽子经过微波炉的加热吃在嘴里特别的香，两块五的价格更能换来一个写有“燕莎友谊商城”的塑料袋，拿到学校去小朋友们都羡慕的要死！过了一两年，爸爸告诉我他亲眼看见那些粽子是一个农民伯伯用板车推到商场的库房里的。于是，我妈妈再也不允许我吃那粽子了，可我也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粽子了。
1994年（1）
我跌跌撞撞地迈入二年级的行列，也正式开始了琴童生涯。
估计是我爸觉得家里连个能发声的玩意都没有也太不像话了，于是决定让我自行发声！
小学里音乐老师一个个让我摊开手掌来看，又抻了抻每个孩子的手指，一人给我们一个单子，上面写着适合学习的乐器，我因为手掌比较肥肥大大的，所以老师不假思索地给我填上了三个字：大提琴。
我屁颠屁颠地就拿着单子让爸爸去了，兴高采烈地宣布：“老师说我适合学大提琴！”但我隐瞒的一个事实是，班上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这么一张单子。
我和我爸现去听了场音乐会才搞明白大提琴是个什么东西，然后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商量我是不是该学这个又笨又蠢永远给小提琴当陪衬的乐器。我妈主张不要学，怕耽误功课，也怕浪费钱；我爸主张培养孩子情操，万一培养出个音乐家呢；我主张学学玩，不好玩再放弃。
关键时刻我爸以替我写作业为砝码赢得了我这关键一票，我庄重地填妥了那个回执单，小心翼翼地递到音乐老师手里，有事没事就往音乐办公室跑，生怕她剥夺我学琴的权利。
从那一刻起，我就彻底地踏上了贼船，下也下不来。也从那时起，我知道老爸的话绝对不能信！
我的生活轨迹又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而发生了偏离，每天八点上课，五点下学，吃过晚饭后开始写作业一小时，练琴一个小时，九点准时睡觉。周六上午视唱练耳，下午休息，周日上午专业琴课，下午乐团排练。
这样有规律的忙碌生活我过了整整八年。
那平房里连张标准高度的桌子都没有，写作业的时候，一个掉了漆的棕色茶几就是我的书桌，一把木制的小板凳就是我的课椅。练琴的时候，小板凳放在茶几上，在缝隙处扣上爸爸自行车的车筐当谱架，还要时不时地提防车筐会不会突然扣下来砸到琴。吃饭的时候，茶几又顺理成章地充当了饭桌，名副其实地家庭多功能桌。
那把大提琴是我几年来噩梦的根源。
没几个月我就发现学琴并不是件“好玩”的事情，爸爸也没履行给我写作业的约定，我开始哭着喊着要放弃，但是我爸开始用武力粗暴干涉我的自主权。
学琴是一条贼船，上了就下不来。
从单纯的培养兴趣，到为了考级，再到为了小学升初中的特长生，大提琴被赋予了越来越过的功利色彩，我不是为了爱好而学，而是为了能凭借一技之长而搏出一个好未来。当我清楚的明白这一点时，我身上显露出了最原始的叛逆。
我开始学着反抗，用最简单重复的音阶练习代替复杂的协奏曲，用弓子把琴谱翻得哗哗作响，用眼神来表现出对老师水平的批判。我故意拧松了琴弦，故意撕碎了谱子，故意把手指划出一道血口，只为了能离这个又笨又蠢永远给人当陪衬的乐器远点，再远点。
为了学琴家里花费了全部的积蓄，价值几千的琴以及每节琴课上百元的学费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讲是笔巨大的开销。记忆中爸爸妈妈就没买过一件上百的衣服，一家三口没去过一间餐馆，我没有过一分零用钱。我因为学琴而失去了童年的大部分乐趣，我不能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跳房子，没去过各大公园的游艺设施，还能把美元、英镑符号认成高音谱表。
前后换过五位专业老师，一个老太太，三个老头，一个年轻姑娘，也经历了课时费从六十到两百的飞涨。有一个姓高的老头让我记忆深刻，他来到课上第一件事就是骂骂咧咧地抱怨学校没有为他准备饮料，我爸立刻飞快地冲出去为他买了瓶昂贵的进口饮料，大概是芦荟汁一类的东西，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