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第三任的总统，这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国心；袁世凯的作法，则是继续当国，恪守激流中的岗位。前者是为了美国未来的福祉着想；后者则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他们的做法虽然相反，动机则同样是尽美与尽善。国家制度的确立决定了华盛顿的做法；国家安全的考虑则引领了袁世凯的作为。＇24＇
图10 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哥大师范学院的合影。中间坐者是孟禄（Paul Monroe）教授，第一排右一：郑宗海，右二：孙科；左一：胡适；第二排左二：李美步；第三排右四：陶行知，右三：林彬（Lin Bing）；最后排左二：蒋梦麟。（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不管历史的发展证明李美步对袁世凯的讴歌是多么地不堪，她的演讲据说是轰动了整个夏令会。《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5学年度主编、留学哈佛大学的宋子文在1914年夏令会的报道里说：李美步的演说，“人人争颂，与会代表在听了她的演说以后，每个人都被李美步化了（Mabelized）。”＇25＇杨铨的夏令会中文报道也说：“女士之文辞姿势，无不中节感人，为近年学生会中不可多得之演说家也。”＇26＇连说袁世凯是“蠢物可鄙”，袁世凯死后又说他一死都“不足以赎其蔽天之辜”的胡适，在参加这次夏令会的感想里说：“女子中有数人倜傥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诸女士，皆其尤者也。”＇27＇
李美步1914年8月底在美东“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演讲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袁世凯在粉碎了“二次革命”以后，解散了国民党。他在1914年1月解散国会，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然后他又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十年，可无限期连任，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给总统选举会。这就是李美步在演讲里所说的：袁世凯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爱国心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其实，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以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1月号里，就有一篇庆祝国民党流亡的讽刺短文。留学哈佛大学、后来精神失常的徐承宗在《时事短评》栏里，发表《迎接1914年》讥讽孙中山及其党人：
对那些心向革命的流亡人士，我们给他们新年的祝福是：长命百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我们也敬祝他们可鄙的宣传彻底失败。因为：
无限革命革命到荒谬至极之境（Revolution ad absurdum）（墨西哥·牛顿爵士的感动＇emotion＇定律）
＋革命国土
（俄国、日本发明的最新定理）
∴万岁！“三次革命？”万岁！
（孙中山博士阁下妙算的结论，或者是记者一时的臆想。）＇28＇
留美学生对袁世凯的拥护、对孙中山的排斥，充分反映了他们保守的倾向。当时在纽约州西腊寇思（Syracuse）大学留学的罗运炎认为，打击革命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他说：“不管这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任何破坏性的批评者都是偶像破坏者，社会对他们绝不能通融，一定要迅速地斩草除根。”＇29＇在留美学生当中，罗运炎这种要把革命派“斩草除根”的言论也许是极端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以后厉行高压政策，打击追杀政敌的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一点批评也没有。
当然，向袁世凯呼吁，恳请他对政敌手下留情的轻声细语也不是完全没有。最堪玩味的，是一篇不具名、夹在毫不起眼的时事短评之间的短文。袁世凯在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取消三百名国民党的议员资格。这篇短文呼吁袁世凯要用对待妇人与小孩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以赢得文明国家的好感。“就好像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就看它如何对待妇人与小孩一样，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其反对党，也就是它的政治智慧（genius）的指标。”几个月以前在众院里还是多数党的国民党，现在不但失去了它的党鞭，宋教仁已经被刺，孙中山也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当那些‘不可妥协派’在重整旗鼓的时候，就让中国人传统的容忍心态去静观待变吧。”这仿佛是说：那“不可妥协派”已经被“除牙”（defang）、“去势”，更确切地说，被“女性化”了。作为男性当家的“我们”——袁世凯、留美的精英、未来国家的栋梁——把反对党“女性化”、“家内化”（domesticate）以后，“须要反对党批评和温煦的影响力”，＇30＇就好像当家的男主人需要一个在壁炉边旁依偎着他的女性的柔化的影响力一样。
这种保守的倾向表现在他们对行政权至上的拥护。他们所担忧的是破坏、是混乱、是列强的干涉、是中国的被瓜分。这是梁启超跟革命党从1905年到1907年在日本针对革命与立宪的争论的核心问题。＇31＇有关这点，最好的例子是1913年10月公布的“天坛宪法”。由于“天坛宪法”的六十名起草委员里，是以国民党占多数。所以，虽然总统的权力扩大，它保有的是内阁制。袁世凯于是发表通电，指斥“天坛宪法”被国民党操纵把持，其结果是“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消灭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3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学年度的主编魏文彬，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在1914年1月号的社论里抨击“天坛宪法”。他说：“这个宪法使行政权臣属于立法权。关键是：有没有能牵制来自于另外一个角落——立法权——的权力滥用？”他说国会也可以是不负责任和专制的。他认为在民智未开的中国，单靠舆论是无法牵制国会的专制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相信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把权力与＇该权力的＇自由行使权（liberty）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一个自由的、人人爱戴的（popular）政府。”＇33＇
袁世凯不但有《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声援，而且有更加有力的奥援，那就是他的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Frank Goodnow）。《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还特别在魏文彬的社论之后，刊载了古德诺一篇意见书的摘要。古德诺抨击“天坛宪法”的一些牵制总统权的做法，等于是“立法控制行政走火入魔（run wild）”。他说袁世凯有权提交约法会议修改宪法。他说：“毫无疑问地，他＇袁世凯＇能认识到他有权这样作是非常明智的。我们不要忘记，由于他过去这两年治国的经验，全国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么有资格去审断宪法草案的优缺点的人。我无法想象国民会议可以因为技术上的考虑，而去剥夺向他请益讨教的机会。”＇34＇
毫不足奇的，约法会议在1914年5月1日公布的新约法无限扩大了总统的权力。魏文彬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6月号的社论里，征引了美国的报道，来说明袁世凯的总统权：“总统有权召集、停止、解散国会；宣战、媾和；全权任命或罢斥所有文武官员；统帅海陆军；否决所有国会制订的法案。”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机关报《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魏文彬在这篇社论里对美国舆论界批判的声浪表示不解。他反诘说：“我们看不出这部新约法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这些权力，袁总统在解散国会以前就统统都有了。”他责备美国的报界错把“这些当成是永久的措施，浑然不知那完全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35＇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留美中国学生都为这个“权宜之计”而喝彩。胡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胡适自始至终是反对袁世凯的。他在《留学日记》里提到武昌起义后，北京政府震骇失措，要起用袁世凯为陆军总帅。1911年10月17日的日记说：“相传袁世凯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36＇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1911年11月21日的报道，由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带头拟具的电报，已经获得其他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赞同，联名打给伍廷芳。这个电报呼吁召开各省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相信留英的伍廷芳，他们认为清廷重新启用的袁世凯不是新政府的适当领导人选，而且也不得人心。这个记者接着说，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对袁世凯的看法，正好跟美国的舆论相反。＇37＇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要到1913年5月2日国民会议开幕，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1912年4月20日，就在“世界学生会”举行了庆祝民国成立的大会。这个大会的来宾有四百人，由蔡光勚主持，留学生监督黄鼎（Theodore T。Wong）特别从华盛顿来参加致辞。黄鼎原来也是一个留学生，圣约翰、维吉尼亚大学毕业的。他后来不幸在1919年1月连同两名秘书被一个留学生杀害。黄鼎在致辞里，承认中国有很多困难必须克服。他说中国交通不便、方言歧异，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不至于导致分崩离析的命运。为了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承认，他说有人说，最老的帝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最年轻的民国。他则认为，这个旧世界里的老老师，现在变成了新大陆的美国的新学生：“这个新共和国期盼着美国的引导。”在北洋大学任教的毕尔（Frank Beale）接着致辞。他也呼吁美国帮助中国。大会的高潮是赠旗仪式，中国留学生把一幅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赠给“世界学生会”。＇38＇
胡适应该一定参加了这个在“世界学生会”庆祝民国成立的大会。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1912年1月号的《康乃尔世纪》发表的《中国要共和》（A Republic for China）。这是胡适思想成熟以后会叱之为“夸大狂”、“迷梦”的青年胡适爱国文章中一篇稀有的标本。其论述主旨是二十世纪初年以来许多宣称中国自有其民主传统的人所共同爱用的。胡适在这篇文章里，开门见山，指责西方世界吝于祝贺自由与共和降临中国。他说不管是从中国历史的传统，还是从时代潮流来说，共和政体都正是中国之所需。他说西方人以为中国人对民主是陌生的。其实，即使中国有几千年的帝制，“在皇权、皇戚的背后宰制中国的，是一种恬淡平和的东方式的民主”。他引《尚书》：“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引他媲美为中国的孟德斯鸠的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他说中国历朝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制衡它的不是宪法，而是先圣先哲的教诲。中国的皇帝了解他们扮演的是“牧民”的角色。再加上他们还有臣相和御史来作进谏，又有官逼民反的戒惧，因此中国的皇帝大多能懂得节制，不像英国、法国的史乘里充斥着淫逸的暴君。
胡适强调说：了解了中国这个历史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中国并不像美国一份杂志所担心的，在全然没有民主经验的历史条件下，就妄想从帝制作撑竿跳，跃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共和。更何况，中国人看到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跟其他西方国家的人民得享自由与平等，早已心向往之，绝不可能自甘于次好的君主立宪。胡适说，这就好比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他们的眼睛一旦张开，就是全能如上帝，也不得不让他们走出去。胡适要西方国家死心塌地地体认到中国已经永远跟帝制挥别了。第一，满清皇室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第二，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历朝的皇室存在，可以迎来作君主立宪之用；第三，西方国家所看好的袁世凯，呜呼！西方国家都被他们派驻在中国的短视的特派员所骗了。胡适说：“袁世凯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奸臣。他背叛了已驾崩的皇上，使戊戌变法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至少也可能使世界上不会发生庚子拳乱，中国也不至于会承受那巨额赔款的耻辱。”这一段话，跟康乃尔大学二十三名中国留学生的联名投书完全相同，可以证明那封联名信是胡适起草的。
如果中国已经没有硕果仅存的皇室，可以用来滥竽充数作君主立宪之用；袁世凯又有罪于国，为全国人所唾弃；于革命有功的孙中山、伍廷芳、黄兴也从来没有黄袍加身的个人野心。胡适的结论是：“即使中国现在有个人可以胜任为皇帝，就让他建立一个朝代，等我们支那人（Chinamen）有一天达到了十八世纪的美国人所具有的水平＇注：亦即，有了建立共和的能力＇，我们该如何来处理这个皇室呢？”胡适反诘说：难道到了那时，再来一次流血革命，推翻帝制而建共和吗？为什么不趁着共和局面已成，就作一劳永逸之图呢！
中国既然已经没有帝制的可能，甚至在满清苟延残喘的那几年，成立了省咨议局及资政院，这表示中国人已经有了代议政治的经验。他们现在决定要共和。这是一个睿智的决定，因为举世都趋向共和。胡适说：“‘青年土耳其党’把苏丹王扔进牢里；葡萄牙把它的国王赶出国；墨西哥建立共和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任总统。中国只不过是追随这个世界上澎湃、不可抗拒的潮流。它在亚细亚大陆敲响了自由钟的第一声，我们预祝那悦耳的钟声响彻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注：取自美国爱国歌曲：《美国颂》（My Country，‘Tis of Thee’）＇”＇39＇
胡适“愿那自由的圣光，永照我祖国大地”的期愿，很快就被冷酷的事实粉碎了。我们知道胡适不但同情革命、拥护民国，而且反对袁世凯。1912年11月21日，康乃尔大学邀请濮兰德（J。O。P。Bland）作演讲。濮兰德是一个英国人，在中国住了将近三十年，是一个所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海关、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做过事，后来又担任英国有名的《泰晤士报》（The Times）驻中国的特派员。濮兰德当时在美国作巡回演说。到康乃尔以前，已经在纽约、波士顿等大城作了演讲。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濮兰德建议美国不要承认中华民国。就是要，也必须慢慢来，一面交涉、一面观察。他说所谓的“民国”只是新瓶旧酒而已，中国仍然是同样一帮人在当家。美国人如果真想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