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算起来，一共延烧了一年十个月。
胡适在中国公学风潮最激烈的时候是主要的参与者，“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虽然他很可能也参与了中国新公学的创立，然而，胡适并没有进入中国新公学念书。他说他没有继续念书，是因为家里没钱。他父亲留下来的几千两银子被倒账以后，家里分到了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店。他那颇有干才的二哥，在几年当中，跟朋友合伙撑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瑞兴泰茶叶店。可惜，胡适说，他二哥在那几年间，“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1908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中国公学的风潮最激烈，导致大部分学生集体罢学，中国新公学成立的时候＇，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两仪栈）了。这几个月来，我没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竞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阳历七月底＇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16＇换句话说，在中国公学还没有分裂以前的两个月，胡适就已经搬出中国公学的宿舍，住进《竞业旬报》社里去了。在这里，附带一提，胡适只说他二哥变成了一个“放浪的人”，就打住了，然后接着说：“他的费用变大了。”在原稿里，这两句话之间，有一句被他删掉了的话，依然可以辨识：“在上海窑子里爱上了一个妇人，时常不回店里。”＇17＇
胡适没有进中国新公学当学生，却去当了老师。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新公学成立以后，担任教务干事的李琴鹤请他担任低级班的英文课。虽然他没有说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由于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紧接着他在谈中国新公学成立的时候，读者的印象自然会以为他是在中国新公学一成立就在那儿教英文的。我们在第一章的启始，提到了胡适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他在信中说：“近拟与新公学订约教授戊己两班英文，每日四时，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约尚未订定。”所以，我认为胡适开始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最早应该是1909年初以后的事。胡适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一直教到该年的11月13日，中国新公学因为与中国公学合并而解散为止。这跟胡适在《中国公学史》里说，他“在校＇中国公学＇两年多，在中国新公学又留一年”的说法是相符的。
如果胡适确实是一直到1909年初，才开始在中国新公学的戊、己两班教英文，则他的经济必定是很拮据的。虽然吃住由《竞业旬报》社负担，他每出一期，才得编辑费十元。《竞业旬报》是旬刊，表示他一个月可以拿三十块钱，但这是假定《竞业旬报》没有衍期的话。他开始在中国新公学教英文以后，虽然一个月有八十元的收入，这八十元却不是一定能拿到的。这是因为中国新公学的财务极为拮据。关于这一点，胡适描写得再生动也不过了：“经费实在太穷，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与收巡捕捐的人的气；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和巡捕捐，同学们大家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有一次干事朱经农君（即朱经）感觉学校经费困难到了绝地，他忧愁过度，神经错乱，出门乱走，走到了徐家汇的一条小河边，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正因为中国新公学的财务这么困难，新公学的教务干事李琴鹤在聘请胡适教英文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既然是自家同学做教员，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
就好像天总是不从人愿一样，眼看着他就会有两个糊口的工作，《竞业旬报》却发生了问题。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1909年1月22日的《竞业旬报》刊出了胡适的启事：“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18＇在胡适辞去《竞业旬报》的编辑工作之后，《竞业旬报》跟着就停刊了，胡适也搬进了新公学去住，一直到中国新公学在该年11月13日解散为止。胡适拿了中国新公学发给他的两三百块钱的欠薪，搬到海宁路南林里一幢有东西两间相通的房子去住。住在东屋的是原来在中国新公学教书的一个德国人——何德梅（Ottomeir）。据胡适说，“何德梅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胡适和几个四川朋友合住西屋。这是胡适掉落到谷底的开始，然而，也是胡适一生最大的转捩点。但这是后话。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566。
＇2＇ 转引自http：//bbs。ltgx。net/thread540514。html，2009年10月2日上网。
＇3＇ 转引自http：//bbs。ltgx。net/thread540514。html，2009年10月2日上网。
＇4＇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20522。
＇5＇ 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胡适全集》，4：523。
＇6＇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566。
＇7＇ 胡适，《中国公学史》，《胡适全集》，20：149。
＇8＇ 转引自http：//bbs。ltgx。net/thread540514。html，2009年10月2日上网。
＇9＇ 转引自http：//bbs。ltgx。net/thread540514。html，2009年10月2日上网。
＇10＇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768。
＇11＇ 胡适，《中国公学史》，《胡适全集》，20：150。
＇1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68。
＇13＇ 胡适，《中国公学史》，《胡适全集》，20：150151。
＇14＇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8586。
＇15＇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86。
＇16＇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8687。
＇17＇ 胡适，《四十自述残稿六件》，《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5：589。
＇18＇ 铁儿＇胡适＇，《铁儿启事》，《胡适全集》，20：513。
无神、社会不朽论的奠基
胡适在写《四十自述》的时候，回去翻检了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写的一些文章。他说他回头去看那些文章，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经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胡适举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在当时责怪中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他举两篇文章为例，第一篇他1908年12月14日在《竞业旬报》36期上所发表的《苟且》一文，说“苟且”这两个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第二篇是他在《竞业旬报》37期上所连载的《真如岛》章回小说第十六回里对扶乩迷信的批判，以及他盛赞程颐所说的“学原于思”是千古至言的话。他说：“‘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1＇
胡适所举的另外一个他年轻时就已经有的思想的种子，是他后来再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不朽论。这就是他的《论承继之不近人情》，最先发表在《安徽白话报》，然后在《竞业旬报》第29期转载。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说：“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他劝读者说：“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荐的这种孝子贤孙，是万无一失的。”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明了他是如何把这个思想的种子发挥成后来的社会不朽论的：“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在十年以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2＇
这个社会不朽论的思想的种子，最可以拿来说明胡适早熟、聪明过人的所在；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能有那么深刻的思想。不但如此，它更可以拿来说明年轻的胡适，和思想成熟以后的胡适在思想上确实有其连续性的存在。贾祖麟（Jerome Grieder）在他那本分析细腻、文字优美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里，强调的就是胡适在思想上的连续性。贾祖麟说他在检视了胡适在日记以及其他公开场合所写的东西以后，他觉得胡适留美时期的思想，与他在上海时期已经形成的思想方向，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观点的修正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它反映在胡适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比较开明的看法上；也反映在他对“思想的方法”渐臻成熟的看法上。贾祖麟认为，除了胡适从悲观的心态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以外，他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显示胡适在信念上有什么突兀或惊人的转变，或者在世界观上有什么根本的修正。他说他所能得到的结论是：胡适在美国做学生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倾心接受的观念，都是此前的教育已经为他准备好了的，而且他所吸收的当代西方思潮，都是跟他踏上新大陆以前就已浮现了的——即使还不是很坚定地接受的——想法最契合的。＇3＇
事实上，胡适研究到现在为止最大的盲点之一，就是不能突破对他所谓的思想上的连续性的执著。而始作俑者，其实就是胡适自己。胡适在他思想成长的轨迹上自然有他相当惊人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有他鲜明的断裂性。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追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种子，就很有以今释古的毛病。一个人十几岁的时候就注重思想的方法，跟他日后会不会走上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更惊人的是，胡适在这里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在作选择的回忆——反正没有多少人会看《竞业旬报》——因为他把《苟且》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伟大的“祖国”几千年前的“光荣的科学文明”的话都略过不提了。这点我们下一章会详细讨论。相对地，他的无神论、社会不朽论，以及他在《四十自述》另一节所提到的梁启超的《新民说》，都可以说是他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上最好的例子。然而，即使在这几处，特别是无神论，都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奏。试想，胡适在留美的初期，还差一点就皈依了基督教呢！
我们在分析胡适在思想上的连续性以前，必须先说明一下胡适跟《竞业旬报》的关系。胡适跟《竞业旬报》的渊源是从创刊就开始的。时间是1906年10月，当时他刚进中国公学。根据胡适的回忆，中国公学的一些学生，很多可能是革命党人，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其目的在“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所以定了这么一个名字。《竞业旬报》就是竞业学会所出的一个白话报，宗旨有四：“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胡适在第一期上就有一篇文章，那就是他阐述地球基本常识的《地理学》。《竞业旬报》出了十期以后就停办了，一直到一年四个月以后，也就是1908年4月才复刊。到该年七月底，胡适就变成了《竞业旬报》的主编，一直到翌年一月他辞职为止。
胡适在《竞业旬报》里所写的文章很多，有论文、章回小说、诗词。等他担任编辑以后，更是无所不包，从社论、论说、时闻、诗词到杂俎，常常是他一个人包办。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章里找出胡适当时关心的几个主题来，其中，无神论就是最显著的。我们记得胡适无神论的启蒙，是在他十一岁，司马光和范缜的话语把他从地狱、牛头马面的梦魇里解救出来的时候。司马光所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的话，对他是一大解放。的确，如果人死了以后，魂魄也跟着飘散，则即使真有牛头马面会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去喂饿狗毒蛇，那被叉上了刀山、叉进了油锅或抛下了奈何桥的人既然“形既朽灭，神亦飘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范缜的“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更是为胡适的无神论提供了哲学的话语。五年以后，在《竞业旬报》发表的章回小说《真如岛》，就是胡适无神论啼声的初试。
根据胡适自己的构想，《真如岛》是一部长篇小说，共有四十回，连回目都拟好了。可惜才写了六回，就因《竞业旬报》第一次停刊而停笔。直到担任《竞业旬报》的编辑以后，他才又开始续作。然而，作到第十一回以后，因为《竞业旬报》再度停刊，胡适的这第一部文学创作就这样无疾而终了。作为一篇小说，《真如岛》当然是极为稚嫩的。没有什么文学的技巧，布局随性，情节随灵感位移。更重要的是，它说教的意味要甚于文艺。就像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他写《真如岛》的用意在“破除迷信，开通民智”。胡适说他从小就最痛恨道教，因此，《真如岛》的开场就选在张天师的家乡江西贵溪。年纪轻轻才十九岁的主人翁孙绍武在第一回就讥诋算命；＇4＇第二回批判的是排八字合婚择日、拜菩萨求签；第三回则左批早婚、中表联姻之误（因为孙绍武的舅舅虞善＇愚善人＇想把女儿嫁给他），右掴看黄历定行止的愚昧；第四回评的是看风水。由于胡适实在不知道贵溪的地理风俗，写到第五回，已经是索尽枯肠了，只好让孙绍武回徽州投奔他的姑丈去了。不但主人翁中途换了场地，破除迷信的主轴也突然停摆，横生出对赌博的批判和开鸦片烟店的祸害（鸦片店失火，烧死了店东两岁的孙子）。第六回跳回了主轴，把故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