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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地来说这件事，是因为涉及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正当性问题。如果契丹来侵，是老赵作假，则兵变也可以是老赵作假；如果没有契丹来侵，不是老赵作假，则兵变，至少前提为真。
近人评论此事，多从阴谋论出发，给出的论据出于“诛心”猜测的，不去说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来源于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考异》一书。
毕沅这书给出了两个否定性意见：
一、所谓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边事，正当《辽史·穆宗纪》中的应历十年正月，而《辽史》中这一段的记录没有记载用兵的事。
二、《辽史·萧思温传》曾记录，柴荣率周师北征，连克数州，以至于契丹南境，人人震骇，纷纷逃往契丹内地。一直到听说世宗柴荣病死，幽燕之地的民众才开始略略安定下来。毕沅认为：根据这种事实来分析，辽人正在大败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断然不可能刚刚才过一个月就举兵南下。毕沅的结论意见是：“《辽史》不载其事，得其实矣。”《辽史》没有记录契丹、北汉合兵南下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综合两个意见，可以推知：契丹、北汉没有来侵扰大宋。
但这两个意见，都不足为据。
第一，《辽史》没有记载的事情太多了！史称《辽史》简略，漏载大事不胜枚举。很多大事，都应是修史中不可少的内容，《辽史》也漏载。
1。 契丹几次改变国号，“契丹”“大辽”“大契丹”等等，这类变化，应是《辽史》中的重大内容，居然不载。
2。《辽史》对官职和官制机构的漏载更多，有些人的官职语焉不详，如《辽史·刘六符传》只说他官至“三司使”，但他实际上做过契丹的宰辅，“守太尉、兼侍中”。传记一般对人物的讲述，介绍官职几乎居于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史》不载，这都证明《辽史》“漏载”大事，是可能的。
3。 其他应该记载而没有记载的地方更多了。如契丹与诸国的交往，一般史传都要特意标注，但契丹与高丽、回鹘等地的使节来往，《辽史》却多处没有记载。契丹的很多州郡，在地理介绍中也有遗漏。甚至皇家世系的人名也有遗漏。更多记载舛误还不算。
史称《辽史》为诸史之中缺漏最多的正史，乃至于为《辽史》补漏、纠正记录的错误，成为清代以来考据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毕沅此证说服力不足。
第二，说契丹刚刚被打败“甫逾月”，也即刚刚过去一个月，契丹害怕，不敢来侵，这个意见有三处不合理的地方。
1。 这个事实就是错误的。事实是，契丹被打败，从显德六年四月，柴荣征契丹返回汴梁，到显德七年正月，契丹、北汉“来侵”，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不是才过去一个月。
2。 当年郭威称帝，到显德元年正月，郭威病死，北汉的刘崇当月即有异动，到三月，就与契丹兵合为一处，发生了高平之战。这是说，趁着国内大丧来侵扰敌国，是可能的。郭威死，契丹、北汉能合兵来侵；柴荣死，契丹、北汉也能合兵来侵。
3。 说契丹害怕，是事实；但害怕之后，举兵报复也是事实。当年就在柴荣北征契丹时，契丹就已经开始联络北汉做反击准备了，何况柴荣已死？再说，契丹的反击，主要靠的是草原纵深处的兵力，柴荣虽然攻克“关南之地”，但还远远没有伤及契丹根本，连“燕云十六州”旧地都没有完全拿下。契丹没有受到重创，北汉也没有受到重创，怎么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兵呢？可见，毕沅这一条证据，也是说服力不足。
综上所述，契丹、北汉趁后周国丧来侵，应为事实。
所以，当后周新寡的太后和一干文臣听说此事后，有了恐惧。
后周国丧，周边不宁，中原汹涌，人心摇动；又赶上北部强敌来侵，如何是好？符太后急召宰相范质等人来商对方案。
他们的意见是：只有赵匡胤挂帅迎敌，才可能化险为夷。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老赵稳如泰山，没有任何异动。但一旦得到国家委派，立即派出殿前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慕容延钊的治所，即今河南濮阳所在，距离开封约三百里路，是开封的北大门。
慕容延钊得令后即由濮阳整军北上，而赵匡胤则自统中央禁军出东京城（开封汴梁），傍晚，行至陈桥驿宿营。
随后，就有了著名的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的“预谋”
阴谋论认为：老赵是整个陈桥兵变中的主谋。
我认为不是。
老赵在陈桥兵变中，全不知情。
有几个故实可以支持我的意见。
第一个故实：
赵匡胤刚刚离开东京汴梁，城里就有了流言：
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
将要以赵匡胤出军那天，策立殿前都点检做皇帝！
这流言，似乎是对“点检作天子”五个汉字的遥远回应。就像无人知道那五个汉字始于何处一样，迄今为止，也无人知道这句流言始于何处。
它预示着一场兵变即将开场，于是城里有了种种恐慌。基于对以往兵变的记忆，大兵总要掳掠京师，劫夺钱财，不少人出于对私有财产的珍惜，准备逃离东京，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避难”，汴梁城里，一时人心惶惶。
很多人将这类流言看作老赵的“舆论宣传战”，但我恰恰认为正是这类流言，预表了老赵的无辜——他如果真的要篡位，干吗要在事情未成之际大张旗鼓？岂不是给对手从容应付的准备时间？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此事如果不是民心所向的真实谶语，就是子虚乌有，后人造伪，未必就有此事。
退一万步讲，如果确有此事，也定非老赵预谋。当我在重新思想此事，并重新推演此事时，我知道：即使是我要做这样一番大事，也不会在事先张扬得满城皆知。大事未做，即满世界宣扬，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而我知道的事实是：老赵不是傻子。
这个故事逻辑很清晰：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预谋。
第二个故实：
据说京师流布“点检为天子”喧言之际，全城皆知，独宫内不知。赵匡胤听到后，有了恐惧。他惊慌回家，不知所措，悄悄与家人商议说：“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
外面动荡骚乱到这地步，这可怎么办啊？
据说赵匡胤的妹妹看到老赵的慌乱后，面如铁色。这时候她正在厨房擀面条，于是一面操起擀面杖来追打老赵，一面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
老爷们大丈夫遇到大事，做还是不做，怎么做，应该自己决定，你回家来吓唬我们这些女人，这算哪一档子事啊！
老赵一想也是，于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史称“默然出”。
此事记录有异文。见于宋人司马光《涑水纪闻》者，操练擀面杖的妹妹，被说成是老赵的姐姐。另有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也记录这事，但是认为操练擀面杖的变成了老赵的姑姑，不是姐姐。老赵倒是有个姐姐，但“未笄而夭”，还没成年就死了，故不应是姐姐。但姑姑似也不大可能。姑姑应另有家室，住在老赵家里似不通。我以为这个人很可能是老赵的妹妹。
这位赵妹妹，据《宋史》，知道她曾经嫁人，不料夫君早亡。直到大宋建国后，赵妹妹被封为“秦国大长公主”再嫁给忠武军节度使大将高怀德。这一番京师流言之际，秦国大长公主应该尚未再嫁，守寡在家，所以操擀面杖的人，只有赵妹妹最合适。赵妹妹事迹不多，“操练擀面杖”和“再嫁高怀德”大约是她留下的仅有的两个故实。
这个故实可以证明：如果京师有谣言，而老赵不知，吓得回家找姐姐、妹妹或姑姑，证明：老赵确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之预谋。
第三个故实：
老赵在陈桥驿被三军拥戴做了皇上后，带兵返回汴梁。这时候母亲杜太后正带着眷属在定力院寺庙做佛事。于是，忠于大周帝国的“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得到密报，就带着兵警包围了寺院。定力院主僧要杜夫人携眷登入秘阁藏身，并将门锁死。“有关部门”来人问杜夫人何在，主僧曰：“都跑散了，不知道哪里去了。”兵警甲士入寺升梯，来到秘阁，敲碎门锁，发现里面密布蛛网，尘埃凝积，似多年不曾有人来过。兵警道：“这哪是有人待的僧房啊！”于是纷纷离去。几个小时之后，老赵登基。
此事最早记录见于老赵同时代人陶谷所撰《清异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记录得也有趣。朱弁虽生当南宋，但对北宋朝野遗事非常熟悉。后来能够知道，《曲洧旧闻》是值得信任的一部大宋记录。杜夫人这个故实，神奇而又惊险，却不失为一个实录。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也记录了这件事，大同小异，大意说搜捕杜夫人的人是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但这个记录就不靠谱，因为韩通在老赵入城的当天正在上朝，直到大军进城，他才知道发生了兵变。而且兵变之后，在奔回韩府时被杀。故他不可能参与搜捕杜夫人的行动。
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录这同一件事，却赋予了杜夫人不同的面目。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极富贵，何忧也？”
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回军汴梁城的时候，太夫人杜氏和夫人王氏，正在定力院设斋做佛事，听到兵变消息后，王氏有了恐惧，但杜夫人却说：“我儿平生有奇异之行，人都说我儿将来富贵至极。这事有什么可忧虑的！”
认为老赵预谋兵变者往往以这一条记录为据，说杜夫人临危不惧，必有安排云云。但细味此文，当知杜夫人等一干家眷也不知此事，不过是事件来临，杜夫人安慰王夫人而已。不过有这个段子，也确实透露了杜夫人的襟怀气象，我甚至宁愿相信司马光的笔下是实录。
正史记载此事的说法是：老赵信任的部下亲将有名楚昭辅者，史称此人“事太祖，隶麾下，以才干称，甚信任之。陈桥师还，昭宪太后（杜夫人死后谥昭宪）在城中，太祖忧之，遣昭辅问起居，昭辅具言士众推戴之状，太后乃安”。
楚昭辅久在赵匡胤麾下，有才干，很得老赵信任。陈桥还军时，杜夫人在城中，老赵担心母亲害怕，就派遣楚昭辅快马先回，去问起居、报平安。楚昭辅详细向杜夫人汇报了将士拥戴老赵的过程，杜夫人听后才放下心来。
这一记载也证实了昭宪太后杜夫人压根不知道有个谋划中的“陈桥兵变”。如果杜夫人知道“陈桥兵变”，何劳楚昭辅去“问起居”？
这个故实更可以证明：老赵实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历史在若干拐弯的地方，记录歧义，是寻常可见的现象。我说过，讲述历史，处理此类文件，可以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在N种记录中选择其一，因为你不可能更改记录。
第二个办法是，斟酌史料，从N种记录中梳理出一个“新的意见”来。但这第二个办法在史料长期的流传中，已经有前人梳理过多次，你已经不大可能梳理出超越前人意见的“新的意见”，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现。故，面对歧义，最好的办法仍然是选择。
在这类选择中，没有理由指责谁“对”谁“错”。无论如何选择，其实都是前人已经给出的答案。你只需要根据你的义理和逻辑，选择其一。
我选择：老赵没有参与陈桥兵变的预谋。
“天现二日”催兵变
老赵由一个“殿前都点检”一夜之间腾达为大宋帝国开国皇帝，这之中的秘密在哪里？
且看陈桥驿的“历史现场”。
陈桥驿在后周首都开封东北约四十里（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燕赵以北为契丹所有，中原劲旅皆在开封屯守，而陈桥驿则为开封通往燕赵东西两路的交会之处。从开封到燕赵，无论东路、西路，皆要经过陈桥驿夜宿，而后北上。当时南北间政令传达、军情汇聚、官员往来，也都需要经过此地。陈桥驿实为距离东京汴梁最近的一处北门锁钥。
当天，黄昏时节，六军扎营陈桥驿，营中开始流传一个天命谣言。
史称这个谣言的造作者是跟从老赵北征的一位散指挥使苗训。所谓“散指挥使”是禁中没有固定执事的“散员”，职位并不高，但还是朝官。
苗训“善天文占候之术”，属于神秘家一类人物，据称他能视天象变化附会人事，以此预卜吉凶。
在陈桥驿，他仰观天象，发现“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太阳上边还有一个太阳，久久地互相叠加摇荡。
这一事件成为阴谋论者反复咀嚼陈说的“舆论宣传战”。
我也来说说这个事。
苗训曾向五代时期的高人王处讷学过星象。
前已介绍，王处讷，是乱世之中最富有前瞻性思考的高人之一。
苗训从老赵北征时，王处讷对他发布预言说：“到了那个日子啊，天象会有变化，太阳行经的轨道上，会有一只怪兽，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
这个说法见于宋人文莹的《玉壶清话》。
如此，则“天现二日”的诡异传闻实则源于王处讷。
我无法推知传说中的“天现二日”究为何象，但苗训知道。不过我猜想这一奇异天象应该有它的模糊性和足以自由解释的浪漫空间。也即是说，这类天象非经“高人”指点，一般人看不懂。所以，苗训须将这一天象指示给人看，并加以解释，人们才能约略明白出现了什么新的天命预兆。
苗训首先指给赵匡胤的亲将楚昭辅看。
楚昭辅按照苗训的指点似乎看懂了“天现二日”的时候，应该发出了惊叹。但是苗训和楚昭辅指示给更多人看时，很多“天眼未开”的将士们还是看不懂。而且俩眼久视明晃晃的太阳，也未免头晕目眩，但苗训和楚昭辅早就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他拿来了一个装满食物油的盆子，寻找角度和位置，将太阳投影在盆中，众人无须“仰观”太阳，只须“俯窥”油盆，据说果然就看到了“两日相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