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长期定都金陵，从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有国三十九年。南唐盛时有三十五州，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诸省全境或大部，人口五百万左右，与宋初建隆年间（取荆湖蜀汉之前）的人口差不多，但富裕程度则超过了中原大宋。
李昪不喜欢用兵。
吴国杨溥时代，吴越钱氏有一次来袭毗陵（今常州无锡一带），李昪率兵与吴越大战于无锡，战争结果是：越人奔溃。
吴国本来与吴越国很少战争，这一场吴国的胜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两国开战就是仇家，李昪在四邻境内只有与吴越钱氏这一仗算是“国仇”，但他主动与钱氏和好，两国之间于是息兵。
他曾有言道：“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
百姓各自都有自己的父母，哪里用得到争夺城池，开扩领土，让这些同样都有父母的孩子们流血牺牲呢！
先主李昪称帝第六年，邻邦钱氏吴越国大火，都城宫室、府库全部焚毁，史称“甲兵皆尽”，连兵器盔甲之类军需物资也烧没了。
这时，李昪部下首席谋士宋齐丘主张“乘其弊攻之”。
他一番话的大意是：这是一个机会，两国边境连绵千余里，按国力，南唐盛于吴越。钱氏吴越国自前代就是杨氏吴国的对头。这对乐于开疆拓土的雄武君主来说，机会难得。现在这一把大火，证明苍天已经放弃了吴越，我部大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扫荡吴越的宫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吴越成为我们后世的忧患。
但史称“李昪不许”；不仅不许，还“遣使吊问”；不仅遣使吊问，还“厚赒其乏”，给吴越钱氏送去了大量救灾物资。
这一段故实，有多种版本，各有不同，但说到李昪不忍之心则大同小异。
《钓矶立谈》（宋·佚名）说李昪听到宋齐丘这一番话，“愀然久之”，忧伤了很久，他说：两国疆域虽然有区分，但黎民的生命道理是一样的。战端一起，人各为其主，其心未离，那时必将有一番惨厉刀兵。如此横生屠戮，实非我所忍心。况且救灾睦邻，是治古之道。我发誓将后世子孙，付之于天命，不愿以我之力而经营后世！你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江南野史》（宋·龙衮）言李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南唐国，首先与吴越国钱氏约和，还将以前战争中抓住的吴越将士送还吴越，吴越也投桃报李，将过去抓俘的吴国将士归还南唐。史称二国“遂通好不绝”。
《南唐书》（宋·陆游）论李昪吊唁周济吴越之举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确实，李昪此举很像春秋时秦国周济晋国荒年的举动，不计两国恩仇，但以天下民生为重。
爱和平，不爱用兵
李昪对宋齐丘所有的谋略都很赞同，唯独关于开疆拓土的意见，他不愿意接纳。他爱和平，不爱用兵，以至于跟随他的部下都有点瞧他不上。
那个大名鼎鼎的词人、高官冯延巳，在李昪时为秘书郎，受命与太子李璟交游。李璟登基不久任命冯延巳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做了宰相。
他做宰相后，常在背后诮话李昪，《江南野史》记录冯延巳的说法是：“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不过是个乡巴佬，成不了什么大事。
马令《南唐书》的说法是，冯延巳常笑李昪“龌龊无大略”，说李昪过去打仗时，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要唉声叹气十多天。又夸奖当世的李璟说：现在的主上，数万将士在外打仗，根本不介意，“宴乐击鞠不辍”。不管外面打仗多么紧张，李璟照旧大摆筵席踢球玩乐，从不中止。他认为李璟这样不在意数万生命的主上，“则真英雄主也”。
这些故实透露出李昪、李璟的性情差异。但李璟也是初期好战，中晚年后，也是一个厌战的君主。
说到冯延巳，略说说他的姓名。“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史上说法不一。简言之，我赞同“冯延巳”说，理由：冯氏字正中，正中，是午时。午时，即现在标注的十一时至十三时之间。巳时则在午时之前，即九时至十一时。巳时一过就是午时。“延巳”，就是“延长巳时”，那就到了“午时”，故字“正中”。他还有一个号叫“延嗣”，也可以据此推想“延巳”“正中”与“延嗣”的关联。故，我以为，称他为冯延巳可能是符合他的名字本意的。
李昪时代，税赋很轻，徭役很少，守土之外，很少战争，与契丹、中原、海外，都有商业往来。还开办了太学、开设了科举，人称天下衣冠之盛在南唐：“儒衣书服盛于南唐。”
李昪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他晚年，与宰相冯延巳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做南唐的“隆中对”。
李昪掌有南唐之后，江淮一带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且正好赶上丰年。江淮的丰收在传统中国经济史上一向都很重要。两湖之外，就是江淮，中国的粮仓在此。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南唐朝中就有人主张举兵“广土宇”，也即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地，扩大自家版图。冯延巳更认为南唐地势不算广大，羽翼尚不丰满，故不可以远飞；国家还不够伟大，不能号令四方；财政赋税兵马粮草还不够富有，不可以兴事，因此，必须开疆拓土。他提出，如果开疆拓土，首先就要瞄准以下三个邻国：王氏闽国、钱氏吴越、马氏荆楚。他的意见是：南唐要有“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要想振兴南唐，必先灭此三国。
李昪反对这个意见，说了一段话，可见其不乏仁人之心。他说：
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患甚矣！吾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
我从军旅之中长大，看明白了战争对士庶的危害太大了！我不忍心再谈兵戈之事。让别人的士庶平安，那么我们的士庶也就平安啦！
随后，李昪历数史上开疆拓土导致社稷倾颓的故实后，又挨个分析了三国的政治形势，最后说：
如果一定要与三国开战，胜算也许有，但兵祸连结，所得未必大于所失，还同时得到穷兵黩武的恶名。孟子过去就说过，齐国夺取了燕国之后，因为恐怕四邻都来此争夺，形成兵连祸结的局面，这样，白得尺寸之地，却有了战争罪人的恶名，齐王不愿意做这种事。与其大动干戈，还不如节俭而待天命，与四邻敦睦，这样就相当于王氏、马氏、钱氏三国在为南唐守四邻，如此，则四境之外，使人自为守。等于我现在保存三国而不取，是以三国为我唐之屏障也。这样没有疆场之祸，我就可以专心于内政。我邦男不失农活，女不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家一定会更为殷足富有。而兵旅训练，很长时间不去打仗，士气则必然倍增。如果蒙天眷顾，中原有变，朕将投袂而起，首先倡议天下，如果能平定北方非正朔的中原伪政权，恢复我大唐故都长安，然后谦逊地号令江南诸国归附，那时，就是一封诏书的事。能够如此，何必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呢！
李昪一番话说了三层意思：
一、南唐真正的大敌在北方不在南方。宋人马令《南唐书》记录李昪说法是：“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蓄财养锐，以俟时焉。”这话的意思是：李昪不是简单的厌战，实是待时。他认为时机不到，宁肯不动，以免兵衅一起，胶着连年，且胜负未可知。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远见卓识。
二、南唐不能在四境开战，留有四境邻国，等于他们在代我守边。这个意见与赵普劝导太祖赵匡胤的意见一致：暂时留着北汉，等于让北汉为大宋守北边，这样与契丹就不会直接接壤为敌。而南唐在等待天命来临的时刻，可以北上扫荡中原，以成帝业。
三、生命珍贵，百姓无辜。兵戈之凶器，能不动就不要动。生灵涂炭，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苦难。这个意见正是古来儒学敬畏生命之圣贤精神所在。
关于地缘方向的军政战略，李昪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不对邻邦用兵，待中原有变，北上争天下。
不要对邻境用兵，等待中原有了变化，北上与伪政权们去争天下。
李昪对冯延巳一番话，一时说服了诸臣。当时儿子李璟也在旁边。
李昪将这个意见坚持到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临终时，还对李璟说：宫里积有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万不可效法隋炀帝，依恃国家富有而穷兵黩武，那是自取亡覆之道。你如果能听我这话，我死后也视你为孝子，百姓也会称你为贤君！
《钓矶立谈》记录说：李昪死前，呼李璟登御榻，抓过他的手，咬他的指头到出血，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以后北方有战事，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一番话！
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先主李昪，历史上是一个被众多英雄淹没的重要人物。他对南唐未来的划策，具有了不起的前瞻性。这是比起诸葛亮《隆中对》毫不逊色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辅佐的蜀国，历二帝，共有国四十三年，李昪开创的南唐，历三帝，共有国三十九年。有国时间差不多，但就文化贡献而言，南唐其时比蜀国大多了。如果玩笑扯一句“幸福指数”，南唐也比蜀国高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昪志在中原以待天命的国策，是一种不为俗见和短见所左右的大见识。
南唐中主李璟如果真能理解老爸一番远见卓识，真能积蓄实力，等待中原的变化，很有可能会出现另一种历史格局。
但历史留给人们的恨憾实在太多……
李昪当政有一德政，早于赵匡胤时代，值得在此说说。
五代藩镇将帅不仅主地方军政，还兼管司法。但武夫们主持司法，往往轻断生死。在李昪这里，改了规矩。他规定“决死刑，用三覆三奏之法”，由朝廷决断犯人生死，并要反复查验复核。这是避免冤狱的必要手段。如此司法，就有了“慎罚”的圣贤气象。
这不是个小事件——所有敬畏生命的故实，都不是小事件。这类德政，都是影响赵匡胤的传统故实。老赵在后来的日子里禁止藩镇专断司法，将死刑判定的权力收归朝廷，应该就与前辈的德政传统有心性和制度上的渊源。
李昪有光明从政的意识，践祚前，根据他的行为逻辑，可以推演，他应该有过“权谋”性质的运作，但践祚后，则较少看到“权谋”性质的运作。这在帝王之间比较罕见。
有一个人进献“毒酒方”，说可以秘密处罚那些乱臣什么的。李昪说：“谁要违犯了我唐的法律，自有正常刑律，要这个干什么？不要！”关于他的记录中，有“鸩杀”大臣周本的故实，似与他这个说法矛盾，似乎是历史记录中的歧异，但要注意到：“鸩杀”案时间，在他践祚之前。所以我要说，李昪的“光明从政意识”是在他践祚之后。
李昪生性节俭，知者不多。据陆游《南唐书》，李昪常常穿用蒲草编织的鞋子。平时用的洗手盆都是铁的。夏天，寝殿施青葛帷，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布料。左右宫婢，只有几个人，而且服饰朴陋。南唐建国之始，就以他的金陵节度治所为宫殿，这意思是说，南唐帝国的皇宫，其实就是当时吴国齐王的王宫。但是王宫与皇宫还是有区别的，李昪只要求在殿脊加上皇宫才有的鸱尾，外设一些阑槛而己，始终没有大兴土木，另建皇宫。李璟做太子时，要用杉木做板障，有司请示李昪，李昪说：“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战舰，以竹作障可也。”杉木固然有不少，但我要留着做战舰，李璟要做板障，就去用竹料吧。
看陆游的记录，可知李昪是比赵匡胤还朴素的一个人。
他晚年服金石药，有求长生的意思。但这种江湖奇药服后让人躁怒，李昪也不例外。所以，当百官奏事时，他也常常厉声呵责。但群臣似乎并不怕他，也常常“正色抗辩”，很严肃地反驳这位开国皇上。这时，李昪如果听臣下们说得事理明白，“必敛容慰勉之”，他能当场收起厉害样，立刻温和地以礼待臣，并且十天之内，必有赏赐。这样的君臣关系，让人心气平和，都很舒畅，史称“人思尽力”，人人都有将全部智慧和能力贡献出给南唐的心思。
南唐后来在与大宋的对峙中，朝纲已经多有败坏，但仍然不乏忠勇良臣，与李昪这种礼贤下士之风不无关系。
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的很多作风，与李昪相似。老赵也是一个勇于认错的圣君，并且能够当场认错，认错之后，还会给对方优厚的奖励。
近代以来盛行一种“史论”，认为“统治者”的所有“善政”“德政”都是“让步政策”，都是“虚假”的；“善政”是“虚假”的，“德政”也是“虚假”的，等等。这类“史论”属于“诛心”之论，也即“动机论”，是非常不靠谱的一种揣度，具有“栽赃”的性质。即使这类说法是真实的，也可以退一步说：不能指望政治家“真心”为你干活，假的就行，一辈子假装尊重民意，一辈子假装尊重法治，一辈子假装关注民生，一辈子假装敬畏生命……这样已经足够。不能向政治家们索取太多。所以西方有谚语说：“一辈子佯装好人，上帝也会感动。”李昪、赵匡胤，就是“一辈子佯装好人”的圣君，如果不愿意承认他们人性中的仁慈隐恻，也可以这般理解。
李昪就是这样一个南唐先主。史称他死后消息传出，“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他是一个让人怀念的仁厚君主。
这位死后被谥为“烈祖”的皇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史称“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李昪只在意守住继承吴国而来的旧地，没有继续经营扩大版图的战略。但也正是这样的国策推行，“吴人亦赖以休息”，吴人也依赖于这种守成而不是扩边的政策得到安居休息。
而吴越钱氏，据有苏浙闽全境或一部，历三代五王，近百年间，也是一个厌战的邦国。
鸩杀大臣事件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但南唐、吴越的战略是保境安民、休兵息战。在邦国建设中，农桑、水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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