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里的大民主（2）
这篇小说应视为韩少功登上文坛的标志。这一年的10月，作为湖南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参加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那时文学真是一种神圣的事业，作家的头上绕着七彩光环。
韩少功的大学四年，正是“伤痕文学”在中国盛行的时期。伤痕文学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脉，它借助人道主义的情感和思想资源，以悲惨沉痛的故事，对1957年来历次###和错误观念对人的摧残进行了投诉，揭露了一些社会存在的弊端。故事越是悲惨就越是感人就越能引发社会共鸣。那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似乎有一肚子苦水要找地方倾泻。韩少功在那批作家中是较年轻的一个，他写的《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分别获得了1980年和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也获得好评，并改编为电影，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上映。1981年，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月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韩的家庭亦属于伤痕不浅的一类，但他的作品关怀的更多是社会和人生理想问题。在《西望茅草地》中，他试图写出生活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颠覆当时流行的把生活和生活者简单化的倾向：“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小说《飞过蓝天》写的是理想的放弃与坚持。在“文革”结束，知识青年纷纷返回城市的时候，公社知青户里最后一个知青“麻雀”，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动用的资源，只好把寄托自己精神的一只鸽子，献给了从北方城市来招工的要人，最终也还是不能如愿。于是，他破罐子破摔，企图以让别人厌恶和惧怕的方式达到目的，玩忽职守怠慢责任，终日沉湎于酒精和游戏之中。有一天，他在游猎中开枪打死了一只鸟，而这只鸟正是他送给别人的鸽子“晶晶”。文章通过对鸽子“晶晶”挣脱牢笼，从北方返回南方，百折不挠地寻找自己家园和主人的过程的抒情性叙述，表达了作者对曾经激荡过一代人的超越世俗利益的红卫兵情怀的执拗坚守。经历过困苦生活的韩少功深知物质利益对于人存在的意义，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拒绝把物质欲望视为人生的究竟。
大学四年对韩是十分重要的。韩称在这时期他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大学后期，他开始接触到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特别是尼采和萨特，一度兴奋了他的神经。他开始对神秘、复杂、阴暗的人性进行思考。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王蒙、金观涛等更多新锐知识分子，曾与王蒙在书信中讨论切磋，与金观涛在岳麓山下漫步长谈，与北岛、蒋子龙、陈国凯、苏炜、吴亮、南帆等文友结下友谊。他的知识视野豁然变得辽阔，心态也渐渐冷却下来。在多种主义方法的交叉观照下，世事与人心变得光怪陆离，游移多义，定义和结论越来越难以独断。对于很容易走向极端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是真正厌倦了，一直亢进不懈坚定不移的韩少功变得迷惘和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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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文学的根（1）
1982年7月，韩少功走出了湖南师范学院大门。按照成绩，他可以进入党政部门、报社、电视台、出版社、文联一类同学们争相挤入的单位，但他必须为他###中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被分到湖南省工会干校，在当时情况下不够热门的单位。由于他持有结婚证和子女生育证，学院大概不能把他分配到偏远的地方去，制造新的两地分居。临别之前，同组的同学到韩少功家聚会，梁预立为他们准备了具有湖南风味的菜肴。大家的心情各自不同，但都异常兴奋，共同约好五年之后的这一天再次在这里会合。结果，五年之后的这个日子，只有一个名叫杨晓萍的同学，从遥远的南方风尘仆仆前来践约。
到了工会之后，因为写作上的特长，他被安排在《主人翁》杂志社当编辑。第二年，他的政治命运也渐有转机，由于省文化界老前辈刘斐章等人的力荐，1983年他成为湖南省政协的年轻常委，1985年2月从《主人翁》杂志副主编的任上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当上一名不用按时上下班的专业作家，后来还被选为湖南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成为领导干部后备梯队的一员。如果有志于政治仕途的进取，他的前景甚为可观，但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比如经常在省政协常委会上缺席，至于省青联的主席团会，更是一次也没去过。以至于某机构考虑提拔新人时，有的权威人士发话说：“这个人太不爱开会啊。”
从1982年到1985年，韩少功在悲观中沉默，演绎多年的人生逻辑终于到头，他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心理危机。支持他激情的确定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坚贞温存的人情，如今都显得非常可疑，并且恍惚成为一种虚无，弥漫了他心灵的空间，毒化着他的生命。他看到社会改革的艰难，看到了这种艰难不在于某种体制和某个保守分子，而在于民族心性的难以转移。他看到了脉脉亲情后面阴暗叵测的利益计较和心思谋划，一种温馨中包裹着的凛冽。在他理想的帝国里，太阳正坠入黄昏之中。这个时候，他还不能以天空和太阳的名义，对黑暗中蠢动着的一切给予谅解和包容，厌恶和蔑视之情氤氲于胸，沉郁之中，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孤高显示在他翘起的下巴上。
这时，文学正是朝阳产业，男女作家们勤奋地写作。年轻一些的，则以最新潮最时髦最洋化的词汇来包装自己卑琐的心理隐私，他们自信地抨击一切，却从来不检点自己。文学由神圣的事业变为一个熙熙攘攘的名利场。这种状况同样使韩少功感到厌倦，他对文学，至少是眼下大行其道的文学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对形形色色的文学笔会和活动产生了厌倦，觉得带着女儿韩寒到街头随便走走，比和同行一起瞎聊更有意思一些。
他开始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写作，在那些已经获得社会成功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和同辈作家们热衷的都是问题小说，即以揭露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乃至黑暗为使命，带有很浓的政治功利色彩。而这种沿革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写作，所凭借的武器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人道主义的前提把人性充分理想化了，在许多人眼里，人性的贪婪和私欲的膨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个性的自由解放，似乎只要把对集体、集权、公共、平等的极端追求转向另一个极端，就可以消除过去历史上发生的灾难。“后来我对政治的兴趣有些新的反省，挞伐官僚主义、特权，揭露伤痕，这些政治表达固然重要，但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人性问题。进一步思索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考虑到文化的背景，需要我们对人性阴暗的一面有更为足够的认识。”他所经历的事情让他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存在除了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人性的黑暗。文学必须像奸细一样进入到这种黑暗的内部，并把它公开地摆到光线中来，让人们一起来检视。否则，就会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
此外，进入80年代以来，和其他人文知识分子一样，中国作家都在补文化课，如饥似渴地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他们处理自己生活经验和素材的方式，更多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随着西方思潮的相继涌入，国内次第产生相应的创作流派，如意识流、荒诞派，等等，萨特、卡夫卡、塞林格、贝克特、普鲁斯特等，都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化身。这些缺乏同质经验和情感支持，只是形式上相仿佛的似是而非的写作流派，被评论家黄子平称为“伪现代派”。在1986年发表于《湖南文学》的《东方的寻找与重造》一文中，韩少功回顾并审视了这段历史：“当代中国作家中，中年层受到苏俄文学影响较重，像张贤亮，明确提过苏俄文学是最好的文学。蒋子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影响，虽然他们另有独特的发现和发展。至于青年一层，读书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所以受欧美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现在二十几岁的，都写得几首朦胧诗，甚至能够以假乱真。对屠格涅夫、契诃夫什么，反而较为陌生和疏远。这两种影响都是好的、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没有这些影响，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但向外国开放吸收以后，光有模仿和横移，是无法与世界对话的。复制品总比原件要逊色。吃牛肉和猪肉，不是为变成牛和猪，还是要成为人。”（《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总之，这个时期中国作家还没有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在创作上仍然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随风摇摆。因此，作品缺乏精神气质上的意境和美感。这意味着作家们还没有进入专业意义上的创作。就拿《西望茅草地》来说，“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等，都不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缺欠。他和当时许多中国作家一样，接受时代精神和观念的限制，1985年以前的作品，尽管获得诸多高尚的荣誉，但现在看起来还像是习作。
1985：文学的根（2）
在创作中，如何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相吻合的表达方式，找准自己说话的语感，而这一切都跟作家本人的文化出身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生物，他的潜意识的深处贮藏着古老的密码，他的精神生活只有与这些密码对接上，并将其激活，催醒沉睡的意象记忆，才能将囚禁在潜意识中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进入一种自由舞蹈的境地。1983年，一个诗人朋友到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他：“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习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茞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在那里，曾给屈原大夫以灵感，并在《离骚》、《九歌》、《湘夫人》中的意象和氛围还在存活。利用可能的机会，他多次到湘西一带去调查采风，企图从中找到作为一个楚国遗民的心灵感觉和意象表达。随身携带的本子记下了一些有趣的掌故传说，也记下了许多与普通话不同的语词短句。这种习惯为他后来的写作，特别是《马桥词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时，不只是韩少功，许多对文学有更高期待的作家，都不能满足于当下一味诉苦的“伤痕文学”和把生活过于简单化的“改革文学”。一度借助社会政治获得轰动效应的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讨论，把文学往人学的定位上挪，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问题的分歧也在哲学思想界引起争锋。文学应该把根扎在什么土壤里，才可以成长出冠盖如云的参天大树，是中国作家共同面对的课题。湮没多年的沈从文等一些具有中国风度的作家，受到了关注，其程度超出了风格欧化的巴金、茅盾等人的地位。有一些作家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收深藏其中的“地气”。“作者们开始投出目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和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聚历史和现实、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细心研磨出来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阿城的《棋王》系列小说，更是充满中国文化的气韵，特别是道家哲学的微妙意趣。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集国内著名的评论家和小说家，在杭州陆军疗养院“将军楼”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会议，议题为《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这次会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认为是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正在进行“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记者，事后亦没有消息见报，没有留下完整的会议记录，只有一些与会者版本不同的回忆。韩少功发表在2000年《上海文学》上的《杭州会议前后》是其中的一个版本。在这里有必要引用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林恪先生告诉我，某位西方汉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说到中国80年代的“文化寻根”运动发起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完成于1989年的香港会议云云（大意如此），而有些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后来都采用这种近乎权威的说法。这就让我不无惊讶。我还没有老年痴呆症。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起码算得上一个当事人吧。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会议完全没有那位汉学家笔下那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寻根运动”，恰恰相反，所谓“寻根”的话题，所谓研究传统文化的话题，在这两个大杂烩式的会议上的发言中充其量也只占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额，仅仅是很多话题中的一个，甚至仅仅是一个枝节性的话题，哪能构成“从杭州到香港”这样电视连续片式的革命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叙事？已逝世的《上海文学》前负责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对杭州会议发言的记录摘要，发表在数年前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完全可以印证我这一事后的印象。霸气书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5：文学的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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