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针对90年代流行的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风气，以及纵私欲侵公义、争权利避责任的种种世相，他提出了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立心立人立国”的办刊宗旨。在杂志改版初期的征订单中，有这样郑重其事的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在当时，这样的高昂的姿态实不多见。
在总体立意之下，杂志设有五个栏目：文学、艺术、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研究与批评。小说、散文、诗歌被统一置于“文学”栏目之下。对于杂志的定位和各个栏目的意图，社长本人都有自己的一番运筹。这在他卸任之后写的《我与〈天涯〉》一文里有详尽的记叙——
进入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黯淡的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挣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绝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买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我相信作家朋友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李锐、吴亮、严力等可以为我们的杂志两肋插刀，事实上这些作家后来也确实在《天涯》一次次展现了动人的文字，在很多方面一次次承担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推进。但越是在稿纸上放血的作家越是出手很紧，企图靠几位老朋友来填满所有版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说，《天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为一场持久战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时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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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被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最为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经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
旧瓶子里装新酒（4）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不错，但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道》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1997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道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就是“累死”的意思，“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入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1999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质朴大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致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入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主编蒋子丹放下了自己醉心的写作，按照韩少功的说法，她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成了一个跑全场的足球运动员。组稿原来是她的强项，现在，排版设计也成了她的强项，还有发行，也成了她的强项。晚上9点以后是长途电话半费优惠时间，她的电话总是从北向南次第拨打，在人们熄灯前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讨。为了增加杂志的发行数量，她一个人面对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的老板，用她的机敏和凌厉与他们讨价还价，催款结算。有时要追回一笔小小的货款，得打上几十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商业领域的信用，实在让人没有一个好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瓶子里装新酒（5）
出于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编辑人手不足的考虑，杂志社聘请了李陀、南帆两位著名评论家作为特邀编审。
韩少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做一种政治试验来完成。与书本上的理论不同，实践需要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在操作过程中，他发现民主程序是必须悉心设计的，有时候需要向弱势的一方倾斜。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1995年开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大奖评比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得出的结果与民意测验没有多少出入。
当然，民意的表决并不见得总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民意受到表决者浅近利益和知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他警惕把民主当万能膏药来对待的态度。在涉及超出这个群体眼前利益范围的事情时，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强奸的环境，民主都必须慎用。在一些需要专深知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事情上，也不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表决。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来投票表决，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同上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韩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运用。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影响的他，注重理论的实践品格，在大原则的执拗之下，讲究策略的灵活变通甚至手段的应机运用。比起书生气浓厚的迂腐的知识分子，韩少功要多出几分江湖气。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一文，曾经指出韩少功骨子里充盈着东方人含蓄的狡猾，说“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韩氏谈笑时黑眼珠子间或一轮，言语中须臾片刻的迟疑和停顿，就可知道他的锋芒和精明了”（《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此言并非捕风捉影。倘若没有原则上的坚定性，一个灵活机巧的人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混世魔王；倘若执著于原则的坚定性，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身段和手腕，一个人的理想很难进入实践操作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善良的愿望最终也就成了空谈。然而，那些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想坚定性的人，他们往往以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那些张扬理想旗帜的人，他们在策略上的灵活变通很容易成为一种用来攻击他们的把柄，当成虚言欺世乃至奸佞狡诈的举证。韩少功想必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完美的假定》一文中，他就写道：那些怀抱理想的人“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领导者的行为表率与制度设计一样重要，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厌恶少付出多获取的贪婪行为，耻于利用职位之便占有他人劳动和享受社会的优惠待遇，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亲力亲为，避免给别人增加工作负担，也避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直到后来成为文联主席，他都是最少给部下带来麻烦的领导。有一年因为长时间头痛需要做头部手术，他没有告知什么人，也没有通过关系去找医院，就一个人在妻子陪同下悄悄住了进去，被安排在最靠近厕所和盥洗室的四铺位病房，因为水龙头开关失灵，流水声二十四小时哗哗不断。他实在睡不好觉，就跟科室医生提出了交涉。同室有一个病友揣摩半天之后作出判断：你是一个科长。他只是笑笑，询问对方病情如何。手术后的第二天，病友发现来探望的人中有些人看起来有科长模样，就给他提了一级，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副处长！临到出院时，该病友又给他提了一级，说：“处长走好！”
旧瓶子里装新酒（6）
在一篇应约给某刊物写的命题作文《一天流水账》中，他记录了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天涯》杂志社社长的生活内容——
早近8点起床，散步菜市场购豆腐、青菜、酱油等，备老婆回来后的炊事。两只油饼一杯热茶算是早点。餐后继续审校《天涯》一篇文学评论的译稿，计改错数十处，删四千多字，似勉强可以出手了。译者的粗疏让人感叹。单正平译杰姆逊《文化与金融资本》一稿则明天再说。约10时半至退休前任作协主席家谈他的住房问题，或购新房（私人按规定出资一部分），或调换旧房，两种方案任其选择。中午到机场接从湖南度假归来的老婆。我比她早归一周。此次北行最大收获是带孩子冒大雪访当年下放地，见几个好山好水的去处，当年李龙光诸朋友邀我们在那里建房安居。因一武警车在机场“霸道”，车子困在泊车位约40分钟才得返家。车上谈湖南麻将狂潮等社会败相，“赌汉不知亡厂恨”，下岗老同学们的状态堪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