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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再说，静子现在也需要有人去安慰她。”
我说：“你怎么去安慰她，你跟她说我们通过窃听知道这事了？”
他说：“不需要你说，静子会主动跟老金说的。我相信静子是真的爱上了老金。”
我说：“正因为她爱他，所以她才不会把这种事让老金知道。”
他说：“理智上是这样，可她受了太大的伤害，她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只要有所流露，老金就可以趁机挖，诱她说。”
我说：“你太无情了，让她对心爱的人说自己最不齿的事。”
二哥突然瞪我一眼，对我大了声音：“难道你觉得这比让你的同志一个个去牺牲还无情吗？你想过没有，老J走了，窃听室被捣了，下一步我们更没有办法进幼儿园，可孩子们一天天在吃毒药，难道还有比这更无情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个无耻之徒，现在他对静子做了最无耻的事，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机会，趁机把她拉过来做我们的同志。”
当然，我知道，如果静子真成了我们同志，无疑是我们完成迎春行动的最好武器。但同时，我觉得这很困难，民族感情且不说，关键是，以我的体会，静子是绝不可能对老金说这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最能体会静子此刻心情的，因为我有过相似的经历，当初我就是这样，死活不愿意跟阿宽说——宁愿死也不愿意说！我这么跟二哥说后，二哥说：“可你想想，如果当初阿宽知道你的经历，引诱你说，你能熬住不说吗？”
“是的，”我说，“我承认，如果这样静子可能会熬不住的。可是我总觉得这对静子不公平，我们太不尊重她的隐私，太不择手段了。”
二哥说：“不是我们不择手段，而是我们现在没有别的手段。机会来了，我们必须要抓住，我认为这是我们说服她、拉拢她的最好机会，错过了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可以设想，只要她把事情摊开来说，我们也可以把腾村的罪恶全部摊开来跟她说，让她进一步认识到腾村的卑鄙无耻。你们都说静子本性是善良的，对我们中国人富有感情，对那些孩子充满爱心，正因如此，我有理由期待，当她得知腾村在对她心爱的孩子，包括她的亲生儿子干这种卑鄙无耻的事后，就可能唤醒她的良知，从而争取得到她的帮助。”
我没法说服二哥，只好回去把情况报告给老金，让他马上给静子打电话，约她晚上出来。老金说：“真要出了这么大的事，打电话没用的，她肯定不会接。”果然，电话打过去，是小美接的，说静子园长在寝室里休息，接不了电话。老金请她转告静子让她回个电话，但直到下班，电话也没有回过来。下班前，老金又打去电话，还是小美接的，说静子出去了，问去哪里，小美说她也不知道。我鼓动老金上门去见她，老金说：“她出去了，我怎么见得了？”我怀疑她就在里面，只是因为太伤心不想接电话。我说：“如果真要出来就好了，你可以在路上守她回来。”
老金就去了。
守门的断手佬跟老金早已很熟悉，见了老金，二话不说，径自对里面嚷开了：“园长，有人找！”连喊几声，不见静子出来，出来的是静子的孩子新一。新一说妈妈没在家，断手佬问他园长去哪里了，他支支吾吾说不知道。断手佬以为静子去了医院，让老金在门口等着。中途，小美出来，跟断手佬窃窃耳语一番，断手佬便开始赶老金走，说园长在开会，要开很久，没工夫见人，说完关了门，很绝情的样子。老金回来把情况对我讲了一遍后，说：“看来她是不想见我了。”我觉得这是好事，说明静子确实受伤很深，同时也说明她是真心爱老金的。我说：“静子现在心里一定很矛盾，害怕见你，但又想见你，明天你继续约她吧。”
连约三天，都是老样子，电话不接，登门不理，静子像死了心了，老金也没了劲。但二哥不死心，也有劲，他对我和老金宏篇大论地做分析，讲道理，“静子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去努力见她。她不肯见你说明什么，老金，说明她怕见了你会熬不住向你诉苦，她心里一定被苦水涨满了，只要稍有机会，苦水就会倾泻出来。可她在里面有什么机会？那些人都是腾村的爪牙，腾村敢当着人强奸她，说明他根本不在乎那些人，那些人都不可能安慰静子的。能安慰她的只有你，老金，我有种预感，只要你们相见了，她一见你可能就会倒在你怀里哭。小妹，你替老金想想办法，怎样才能把静子请出洞来。”
我的办法是让老金装病，住进医院，然后我给静子写了一封信，交给断手佬，让他转交静子。我在信中说，金深水生病了，为什么？因为你静子变心了。谈情说爱，挑三拣四，这山望着那山高，谁都是难免的。本来嘛，你静子条件比老金好，你静子有新的心上人，很正常，可以好说好散。可你静子什么都不说，翻脸不认人，死活不见人，让老金天不知，地不知，上不是，下不是，这太折磨人了，也有失你静子的风度。我诚恳地劝静子出来看看老金，至少跟他告个别，问个好。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相好这么长时间，老金总有一点好值得你想念，静子你就给他一点起码的尊重吧。
我的信写得不长，但句句是理，声声是情，又句句不是理，声声是讨伐，静子看了一定会又吃惊又感动的。我算好时间，准备过上一两个小时，等静子看了信、思前想后一番后，再给她打去电话。结果，我回单位没一会，静子主动给我来了电话，问老金的病情。我故意很冷淡，说：“死不了的。放心，见不到你他不会死的，死了也不会瞑目的。”静子哭了，一边说：“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我说：“这就对了静子姐姐，我们金局长好想见到你啊。你等着，我来接你吧。”
一个小时后，我把脸上重叠着悲伤阴影的静子送进了老金的病房。
5
其实，静子近日的异常不可能不引起腾村的关注，几天闭门不出，突然又被我接走，去哪里？见什么人？干什么？静子会不会揭发他的丑行？等等，同样不可能不引起腾村好奇。担心，他是不会有的，只有好奇，我想。
所以，我接静子去医院的路上，从开始便有了“尾巴”。当我把静子送进老金病房，从楼上下来时，千惠客气地朝我迎上来，让我跟她上车。上了车，不客气了，小野扬了扬一个黑色眼罩对我嬉皮笑脸说：“对不起，我们要带你去见一个人，他不想让你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请配合一下。”我夺下眼罩，我说：“不劳驾了，我自己来吧。”我知道要见我的人是谁，却不知他为何要见我。
去幼儿园的路我太熟悉了，即使蒙着眼，我照样知道车子行驶在何处。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腾村为何要见我，会问我什么问题，会不会对我施以兽行，万一出现那种情况，我该如何应对……脑袋里像煮了锅开水，一大堆问题横冲直撞，过度的紧张让我觉得累不可支。我的手是自由的，上车后我一直使劲在摸坐垫缝里的尘灰，我要把手弄脏，合适的时候摸到脸上去。运气不错，我摸到了半片瓜子壳，我把它塞到一边门牙和虎牙之间的牙缝里：这比直接塞在门牙口要显得自然些。我还努力挤出眼泪，并不停地使劲眨眼，这样如果到时摘下眼罩，我的眼睛也许会布血丝，眼睑肿胀。
不过，我的努力是多余的，腾村并不想让我看到他的“尊容”，他对“低人一等”的支那女人似乎不感兴趣，何况还是一个孕妇。我那时身孕还不明显，但我可以装得明显一点，腾村一眼看出来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你是两个人。”我说：“中国人对女人怀了孕专门有个说法，叫‘有喜’，就是说我现在身上有喜呢，太君见我就是见喜，是好事情。”我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日语，说的话又是那么投其所好，让腾村一下对我少了敌意。他问我是在哪里学的日语，我说：“我父亲有一半生意在日本，至今在京都和大坂还有两家酒店和不少生意，小时候我经常去日本，家里也经常接待日本客人，我几乎没有专门学过就会说日语。”当他得知我是林大老板的女儿、汪精卫关照的人后，他让小野给我端了一杯茶，假惺惺地说：“原来是一位贵客，怠慢了。”
我说：“太君的意思我可以摘下眼罩了？”
他说：“这就不必了，你该听得出来，我是坐在轮椅上的，我是个废物，你还是给我留个面子吧。”
我说：“太君……”
，
他说：“别叫我太君，我是个学者，叫我先生吧。”
我说：“先生身边有车、有侍从，一定是个大学者，怎么会是废物？”
他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真的不知道，静子没有向你说起过我？”
我说：“这里面的事园长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一个字，要不是有幸来见到你，我还不知道这里面有先生这么一个大学者。我可不可冒昧问先生，您是园长的亲人吗？我知道，野夫机关长是园长的亲人，好像是舅舅吧。”
他说：“是的，我也是静子的亲人，我是她哥哥。”
呸，你这畜生！我心里骂，嘴上笑道：“我叫园长是叫姐姐的，姐姐的哥哥自然也是我的哥哥，也许我该喊您哥哥，先生？”
他没同意，也不可能同意，因为考试还没有开始——万一我考输了，我就是垃圾，什么林怀靳、汪精卫都救不了我的，他怎么可能允许我跟他称兄道妹？事后我知道，当时他手里已经拿着我给静子的信，那是静子被我接走后断手佬去她屋里搜来的。他喊我来，当然不是要给我结识他的机会，而是要问我话，考我试：
“你接她去了哪里？”
“医院，陆军总医院内科217病房。”
“里面住着什么人？”
“是我们头，金副局长。”
“他们是什么关系？”
“好像是在谈恋爱。”
“他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一个是我的长官嘛，一个是我认的姐姐。”
“据我所知，园长这几天身体不好，都在家休息，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见了她发现她有点病怏怏的，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说没有呢。”
“你为什么要来接她走？”
“是她打电话通知我的。”
“她怎么知道你的长官生病了？”
“是我告诉她的。”
“你怎么告诉她的？”
“嗯，我……托门卫给她……交了封信。”
其实，所有问题都是围绕我给静子的这封信出的，标准答案也是这封信。所以，当时我如果要回避这封信，我就完蛋了。事实上我是有点想回避这封信的，一则我不知道信已经在他手上，二则这封信中我把金深水对静子铭心刻骨的爱表达得太充分，我担心腾村知道这些后会迁怒于老金，对老金不利。所以没有回避，完全是一念之差，也许是因为一时慌张，也许是冥冥中阿宽给我的安排吧。当我承认有这封信后，我马上意识到，后面的话我再不能编造，只能按照信里的意思说实话，因为随后腾村时刻都可以去找静子要那封信来对质。
就这样，我反而得救了，对他的每一个问，我答得都跟他捏在手中的信里说的一模一样——我几乎得了个满分！奖品是一盒包装精美的糖，他说，这是送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我不知道这糖里有没有含毒的，我曾想找人去化验一下，却苦于找不到人，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里，不知道后来落到了谁手里。如果阿宽保佑我，让我还能有机会出去，还能让我找到这盒糖，我还要继续去找人化验它。我有种预感，这糖里一定是加了毒的，这个疯子，这个畜生，你别指望他会对谁发慈悲。
话说回来，静子见了金深水后，没有像二哥预料的一样，情不自禁地倒在老金怀里倾吐衷肠。老金告诉我，静子那天的表现虚弱又镇定，好像除了生病，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老金说：“她进来后一直坐在病床前，握着我的手，面色苍白，但依然强行露出笑容，对我作了一番解释，意思是我误会了，她这些天不接我电话、不见我，只是因为生病了，没有别的原因。我问她是什么病，她说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支气管发炎，很厉害，发了几天高烧，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想把她拉到身边来，她不愿意，说是病毒性感冒要传染的，我也在生病，很容易传染给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她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这个结果，确实让我们有点意外又深感遗憾。
以后，静子开始正常上班，我和老金给她去电她也接，只是很难约她出来，一个月间，我印象老金只约她出来过一次，那还不完全是为老金，而是为了老金的养子山山。山山是老金以前军统的同志刘小颖和陈耀的孩子，一年前陈耀和刘小颖相继去世，山山成了孤儿，老金把他当儿子收养在身边，朝夕相处，感情很好。一个下午，山山突然发高烧，送到我们陆军医院看病，医生怀疑是得了急性脑膜炎，建议转到日方所属的东京友邦医院去看，那里有这方面的专家。可那医院我们平时没往来，人际不熟，人送去，住了院，医生迟迟不来会诊，把老金急坏了，向静子告急。就是这一回，静子叫了就赶来，来了就找人，通了关系，山山遂及时得到救治，转危为安。
山山病好出院后，我提议老金可以以感谢的名义请静子出来吃餐饭，借机聊聊。老金约了，静子也同意出来，但临时又没有赴约，说是生病了。我知情后，给静子打去电话想慰问她，照例是小美先接的电话，说静子这会儿在医院，无法接电话。我问静子生了什么病，要不要紧，小美的回答让我十分意外：“园长没有生病，她在医院有事。”我问什么事，小美说：“我怎么知道，这你要问园长本人，反正是有事。我们医院事情多得很。”我这才反应过来，她说的医院是指她们内部医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