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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如此情况，周恩来开始接到北戴河的报告，一开始无从判断，只是原则上讲“注意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待到北戴河几次报告，并且同叶群通话之后，他才判断出情况严重，说不定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林彪起飞前，周恩来并不知道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恩来知道林彪只要一起飞，问题就有些复杂，甚至凶多吉少。因为１２日晚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副团长张宏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主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０９页）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对林彪、对党内斗争形势了如指掌的周恩来深知，此时不论真假，他所要做的，是无论如何阻止林彪起飞。
精明过人的周恩来，采取的最果断、最关键的措施是：封锁２５６号专机。只要飞机不动，所谓林彪的逃跑就无法实现。
周恩来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部署是先后对吴法宪、李作鹏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吴法宪：２５６号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进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鹏：既然２５６号飞机有故障，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而且，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４个人联合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周恩来并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负责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１页）
周恩来关于４个人联合下命令才能放飞的命令，其实是把２５６号飞机控制在自己手中，又不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感到不被信任。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2）
（二）李作鹏篡改周恩来的命令，放跑了林彪
李作鹏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林彪的亲信。“文化大革命”中，李作鹏受冲击时，林彪说过这样的话：“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以后也不准反李作鹏。”林彪信任、器重李作鹏，李作鹏忠于、听命于林彪，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李作鹏在多大程度上知悉林彪“空中动”的内容，李作鹏篡改周恩来指示的动机何在？
周恩来１２日晚第一次向李作鹏询问山海关机场有无空军的一架飞机，李作鹏并未引起多大重视。当周恩来严肃地向他下达了封锁２５６号专机的命令，脑子灵活、点子甚多的他肯定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接下来，他既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又不想、也不敢对林彪绝对不利，于是采取了“耍滑头”的策略，放跑了林彪。
２３时０５分，李作鹏直接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询问下午是否来了一架飞机，几点落地的，走没走。值班员李万香把李作鹏来电话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场站站长潘浩。潘浩当时认为，可能是哪位首长要用飞机，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２３时３５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值班员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这一次，李作鹏首先询问了值班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２５６号专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１３日０时０６分，李作鹏又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来电话，再一次通知：“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像李作鹏这样级别的首长，直接把电话打给一个机场的值班员，而且不止一次，自然非同寻常，也自然会引起机场领导的特别重视。就在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后，机场的几位领导感到，有关２５６号飞机的情况复杂，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处置。
０时１０分左右，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等来到航行调度室，鉴于李作鹏三次来电话，而此时三叉戟飞机已经要了加油车，情况紧急，必须再给李作鹏打个电话，问明情况。电话上，李作鹏把已经通知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潘浩问李作鹏：“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实际上没有来得及加油——作者注）。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飞机如果强行起飞，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一听，感到为难，因为以前从没有因事直接请示过周总理的先例。但他不好再说什么，想到飞机能不能起飞，关键在于飞行员，他已经知道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空军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于是便问李作鹏：“中央首长的指示，是不是给××师潘副政委传达？”李作鹏表示同意。
潘站长放下电话，已是０时２０分。他和场站政委急忙去找潘景寅。而０时１８分，林彪的红旗轿车已经驶进机场。潘站长等迅速跑到潘景寅的房间，潘景寅已经不在了，他们又立即回头向停机坪跑去，但还未等跑到，飞机已经发动了。（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６页）
０时２８分，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向李作鹏打来紧急电话：“飞机已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调度室回答：“快到跑道了。”李作鹏反倒轻松地说了一句：“就这样吧！”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3）
李作鹏的几次电话是大有文章的。他将“四人联合下达命令才能放飞”篡改为“其中一人下达命令才能放飞”，是否估计到其中有一人会下达放飞的命令呢？他讲如果飞机强行起飞“可直接报告周总理”，显然是既故意拖延时间，又把责任推到周恩来身上。他在得知飞机正在加油、眼看要强行起飞的情况后，并没有下令采取阻拦的其他措施，而要阻拦，还是完全来得及的。
参谋出身的李作鹏，当然知道传达命令的程序和严肃性。事后，他指示秘书要山海关机场修改电话记录，遭到拒绝。他心中有鬼，在秘书抄清的电话记录中，把０时０６分那次通话中的“四个首长其中一个指示放飞才放飞”，亲笔改为“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放飞，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改毕，他叫秘书重抄一份，由他签字，上报周恩来，并交代给他另抄一份留存。（肖思科：《超级审判》上册，济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李作鹏所做的手脚，客观上导致了林彪的登机出逃及机毁人亡。根据事后掌握的材料，李作鹏并不知悉林立果的暗杀阴谋，也不知悉林彪１３日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更不知悉林彪要逃往苏联。但是，他知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部分内容，知道毛泽东已经把矛头对准了林彪，判断出林彪遇到了严重麻烦。他肯定是同情林彪的，不想为难林彪，而想巧妙而策略地对林彪网开一面。这如同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原本想挽救林彪，结果却事与愿违，促成了林彪行动的提前、决心的下定、方向的改变和大难的临头。这些都是当事人所始料未及的。
（三）２５６号专机因叶群、林立果的催促而油未加成，
机组人员未上齐就强行起飞，结果自己亲手埋葬了自己
据林彪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林彪离开北戴河９６号楼的时间是晚上１１时５０分左右。据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目击者称，林彪的红旗牌轿车驶进机场的时间是０时１８分，靠近２５６号专机，开始登机的时间是０时２２分。这就是说，从北戴河９６号楼到机场约４０公里，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路况并不特别的好，林彪的轿车行驶了３０分钟左右，已经是高速疾驶，２５６号机组有３０分钟的准备时间。
潘景寅如何知道林彪马上要起飞的？途径有二：一是空军航空兵某专机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克修被派驻山海关机场，他的宿舍里安装了两台保密电话，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林彪所住的９６号楼。林彪离开北戴河前往机场前，林立果肯定给潘景寅通了电话，告诉他立即准备好，等林彪一到，马上起飞。二是晚上１１时４０分左右，胡萍用保密机从北京给潘景寅打来电话，李克修在旁，只听潘景寅连声应道：“好的，好的。”最后说了一句：“明白。”潘景寅放下电话，就把三位地勤人员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叫起来，并要李克修给飞机加２吨半油。（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８７页）
潘景寅叫醒三个机组人员起床加油是０时０５分。这对他来讲是个突然变化，因为头天晚上他交代机组的是：明早６点起床，６点３０分吃饭，然后上机场准备飞机。副驾驶康廷梓事后认为，潘景寅似乎认为有人要害林彪，他要捍卫林彪。康廷梓还认为，潘景寅不叫康廷梓等人，估计是林立果叛逃时，不需要那么多人，怕反抗。（康廷梓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在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所谈）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4）
吴法宪也从北京西郊机场给潘景寅打来电话，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吴法宪是０时左右给潘景寅打来电话下命令的，此前他已接到周恩来给他的电话：“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潘景寅最后还是紧急布置了机组的起飞，他没有听从吴法宪的命令。
潘景寅此时要加２吨半油是个十分重要的情节，这是从山海关到广州需要的油量。这说明，在他的脑海里，起飞的目的地是广州，既不是回北京，也不是去大连。因为头天晚上，林立果交代他的就是准备第二天一早飞广州。
李克修０时０３分要了油车，深更半夜，部队行动即使再迅速，也要有段时间。刚刚睡着的３位机械师被紧急叫起后，赶到飞机上准备加油。由于飞机上自带的压力加油接头和机场加油车的加油导管不配套，不能使用先进的压力加油法，只好使用老旧的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法，这就比较麻烦。当机械师中的一人爬到机翼上准备加油的时候，林彪的轿车已急驶而来。第一个跳下车来的是叶群，她一下车就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并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林副统帅！”她跑到加油车旁，尖声叫喊道：“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林立果、刘沛丰手里拿着手枪，也一个劲地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
身经百战的林彪，从来没有像眼前这样惊慌失措过，也许他还没有从受警卫部队枪击中回过神来。飞机起动了，但是没有登机的舷梯。他们慌慌张张地跑到驾驶舱门下，攀着驾驶舱的小梯子，拼命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披头散发，跟了上去。林彪光着脑袋，紧跟着往上爬，头差不多顶着了叶群的脚。
由于叶群、林立果的歇斯底里的催促，结果造成了两项导致２５６号飞机机毁人亡的重大原因：
第一，飞机一滴油也未加成。林彪出逃伊尔库茨克因空中油料不够，最后只得冒死迫降。
第二，机组人员未上齐。机组共９名成员——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仓皇之中只上了机长和３名机械师，飞夜航至关重要的领航员和通信员都没上去，飞机成了瞎子和聋子，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酿成迫降失败。
（四）在北京的“小舰队”成员制定南逃方案和周宇驰、于新野劫夺直升机，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两谋”
１２日傍晚林立果离京飞往北戴河前，交代周宇驰全权组织第二天安排８架飞机，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设法弄上飞机，南逃广州。周宇驰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里，要王飞晚上回空军机关具体组织实施。
晚上９时，王飞、鲁珉、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副处长）、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等人在空军办公大楼邝任农副司令员的办公室里，开会密谋第二天的行动。王飞宣布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明天在广州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开会，宣布另立中央。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接下来，他们围绕“护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这个中心议题，考虑了行动的各个环节，设想了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讨论了行动方案，并确定了一个２５人的名单。
林彪座机在温都尔汗坠毁（5）
然而，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北戴河的林彪已经决定放弃南逃广州的计划，改为北叛了。林立果临离开９６号楼前给周宇驰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对周宇驰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５２～２５５页、第２７９页）周宇驰马上打电话给王飞：“暴露了，不搞了！”此时约午夜１２时左右。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