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戴笠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鸟尽弓藏”之感。戴笠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他知道蒋介石太多隐私，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特别是陈洁如事件给他留下了无穷隐患。
1942年11月18日清晨4点，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客机阿帕切号，在重庆西北一百英里处的美军空军基地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辆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
轿车中出来的有蒋介石和几名美军军官。
从救护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宋美龄，被小心翼翼地抬上飞机。
宋美龄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住进长老会医疗中心。这次出国，起因是发觉蒋介石与陈洁如旧情复发而负气离国，顺便去美国就医。此前，她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翻车负伤未痊愈，还有慢性皮肤炎。
1943年6月18日，宋美龄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归国，7月4日返回重庆。
宋美龄从美国回来后，与蒋介石的感情又和好如初，甚至更加亲昵。
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宋美龄，就没有美国的援助，也等于没有蒋家王朝。蒋介石非常清楚这层利害关系，一百个陈洁如都无法与她抗衡。
虽然宋美龄没有当面责备戴笠，但不等于宋美龄不清楚戴笠替蒋介石拉皮条的内幕。只是这种事太难以启齿，宋美龄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
宋美龄从美国康复回国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蒋介石坦白。蒋介石别无选择，为表示悔过，老老实实坦白，说出了戴笠拉皮条的内幕。
对于此事，宋美龄始终难以释怀。
毛森回江山考察风水未归之时，蒋介石召见了戴笠。
自从有所猜忌后，戴笠和蒋介石见面时的气氛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融洽，仿佛掺杂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戴笠忐忑不安地走入山洞官邸书房，蒋介石抬眼见到他，轻轻干咳一声，算是招呼。
两个人暗中较劲，蒋介石不开口，戴笠也绝不开口。最后，还是蒋介石软了下来，毕竟是他找的戴笠。
蒋介石说：“回来了，东南沿海的工作都布置好了？”
戴笠避开蒋介石的目光，答道：“大体布置完了，还不仔细，因局里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提早回来了。”
蒋介石问道：“到上饶检查过你的忠义救国军吗，没有问题吧？”
戴笠说：“去了，他们抗日很勇敢。”
蒋介石突然沉下脸来，道：“可是有人说你的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到底是不是这样？”
戴笠被噎住了，此话从蒋介石口里出来，他无法争辩。
这时，蒋介石拿起一张纸在桌上一拍，道：“你自己拿去看看！”
戴笠小心走过去，双手捧起，见是顾祝同的小报告，上书：“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占据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浙、皖两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此外，还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笼络有余，是一群十足的土匪，建议予以取消……”
戴笠看罢，偷偷瞟了一眼，见蒋介石一脸恼怒，慌忙把纸放在案头上，等着挨骂。
出乎意料，蒋介石没有追问下去，转而问其他道：“听说，你这次回了一趟江山？”
戴笠说：“是的，梅先生想看看我的家乡，正好顺道，所以就……”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所以你就要回家，这就有时间？你的部队不争气，你不待在那里整顿，回来干什么？”
戴笠垂下头道：“局本部有事需要我亲自……”
蒋介石挥手骂道：“放屁，到这时候你还要骗我！”说着，语气缓和下来问道，“听人说，你私藏了一名戏子，有没有这事？”
戴笠一惊，额头上冒出汗来。
蒋介石脸一沉，怒道：“如今国难当头时期，你不好好抗日，一心享乐，奢侈。我警告你，再跟胡蝶胡闹，休怪纪律制裁！”
此时的戴笠，可谓祸不单行。胡蝶是他心爱的女人，忠义军是他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这两样宝贝一旦被蒋介石下令毁掉……
就对忠义军而言，他感觉蒋介石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不同。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顾祝同的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诘，官司打到重庆蒋介石这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各地整饬，才使忠义军与三战区的矛盾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这一次，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第三战区与司令长官两次商谈忠义军的整顿问题。上次蒋介石训斥忠义军是怒其不争气、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并掺杂了胡蝶的事进来，很显然是另有所图……
戴笠猜测，胡蝶的事，宋美龄很有可能是幕后策划人。男人一旦失去心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伤心的事情，宋美龄也许正想以此报复。
回来的路上，戴笠在山道上遇到唐纵，忙把头偏了个方向，另走一条小路。他此时情绪低落，不愿和别人说话。
回到神仙洞公馆，一眼见到胡蝶，虽然心中有些许安慰，但也难驱散心中愁云，他凄然地冲胡蝶一笑，靠近坐下。
胡蝶早已习惯，每当戴笠从蒋介石的官邸回来，情绪都是这样。胡蝶过来勾住他的脖子，道：“以后最好不要再去委员长那里。”
戴笠苦笑道：“这怎么可能？除非我死了。”
胡蝶忙用手捂住了戴笠的口，嗔道：“乌鸦嘴！不许你乱说。委员长又怎么了？”
戴笠张开双臂，道：“来，不要想不高兴的事，世界是我们两人的，我们乐一乐……”
不巧毛万里、毛森从江山视察风水归来，由毛人凤领着，一同来神仙洞汇报。
戴笠的儿女情致立即又被关心自己命运的情绪所替代，他在胡蝶的额角亲了一口，道：“瑞，先办一点公事，等会儿……”
胡蝶本来正在兴头上，但也无可奈何，从鼻孔哼了一声，嘟着嘴离开了戴笠。
在戴笠的书房里，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加上戴笠，四位江山人神情十分凝重。
毛万里和毛森相互推诿，见戴笠不耐烦了，毛万里才叙述这次回江山考察的经过：“我们回到江山，就立即按戴笠先生的吩咐找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家乡真是个奇人异人云集、藏龙卧虎的地方，一说起风水经，各种神奇故事、掌故一个接一个。大家兴致很高，一同亲赴毛恺的出生地石门乡、柴大纪的出生地长台乡，凭‘罗盘’和风水先生的秘术对地理、风水进行勘察。为了稳重和准确，我不让他们碰头，把答案写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让各位各显神通，并告诉他们，谁勘察得最准确，戴先生将大大有赏。”
戴笠点头道：“嗯，这办法不错，结果怎么样了？”
毛万里叹道：“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戴笠急了，追问道：“他们怎么说？”
毛万里犹豫片刻。
第四十六章 抗日尾声 争权夺利大忙活
毛万里道：“二十多位风水先生经过勘测，果有惊人之发现，原来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龙，大人物都难以善终……”
戴笠听罢，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众江山心腹会意，互望着起身离去。
戴笠不挽留同乡也不理胡蝶，胡蝶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把自己关在内室，捧着头，冥思苦想，想到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宋美龄在幕后的怂恿，江山两位大人物的不得善终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地哭泣起来。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在政策上和工作布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则在限共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把抗战前线的大部分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
戴笠迅速理解了蒋介石的意图，公开对他的部下道：“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后也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不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必操胜算。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人，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余，华南约二十多万人，总计约三百万人，战斗力虽不强，但摇旗呐喊，也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实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装备的已超过十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兵二十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领打天下。”
然而，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区四百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一千四百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六百公里。在这条约二千四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大约出动五十万人，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一千五百门大炮，五十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虽有三百二十一个步兵师，二十二个骑兵师，号称六百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在日军的打击下一溃千里，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部队与占领南宁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继淞沪会战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失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使六千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七个航空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一百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做掩护，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和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一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了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做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一千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大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送完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他单位抢运。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