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超任陕西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陕西人，立即将其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江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没有文字见诸书面。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果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这次蒋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站一级的组织，单是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有二十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有三十个左右，并对西北区规定了三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时围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集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象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象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仅次于共产党。
这段时间，因戴笠在南方忙于瓦解十九路军、分化陈济堂的广东军、追杀王亚樵等诸事，对西北一直采取遥控的办法，因此进展不快。
从上海回来不久，戴笠的妻子来南京治病，经检查，确诊为子宫癌晚期。这时候，戴笠已准备培养自己的第二梯队—因他特别羡慕杨虎在上海的排场，尤其喜爱杨虎几个姨太太的交际应酬手段，于是，在带妻子毛秀丛去上海治病时，也把叶霞翟带到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准备等妻子一死，正式迎娶叶霞翟。
戴笠在毛秀丛重病时突然良心发现，亲自去广爱医院看望。当毛秀丛在病危中不停地叨念那句“我吃亏了，那天白日我不该拒绝他”，戴笠听后，从心底涌起一股厌恶，速速出了病房，觉得和这种土气的农妇简直无话可说。为此，他决心把叶霞翟培养成摩登的贵妇人，准备等她在杨虎家中学完礼节再送往美国留学。
几日后，毛秀丛在上海广爱医院去世，由儿子戴藏宜扶棺运往江山保安乡安葬。
此时，戴笠已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军统局和多名女青年发生性关系。其中，浙江警校毕业的赵蔼兰、周志英最能给他带来激情和亢奋，他经常把两人带在身边，整日和西北方面的军人周旋，千方百计以财、色、官等手段收买和拉拢他们。
戴笠使出浑身解数，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时候，他才明白手下搜集西北情报的艰难。
在一个社交场所，戴笠偶然发现杨虎城派到南京的办事处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于是心生一计。
乍一看，向友新并没有沉鱼落雁之貌，但也楚楚动人，极会打扮，再配上一副顾盼生辉、夺人魂魄的姿态神情，令男人想入非非。
戴笠是风月场上的高手，一眼便看出向友新是多情的女子。
戴笠盯上向友新后，马上请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出面，邀请胡逸民、向友新、戴笠参加舞会，由此，戴笠结识了向友新。
很快，戴笠和向友新打得火热，同床共枕。
戴笠第一步达到后，又利用他的特务优势，对胡逸民进行调查、盯梢、拍照，很快弄清胡逸民不但老家有明媒正娶的妻子，且经常光顾烟花柳巷，最近又将一位姓穆的小姐金屋藏娇。
戴笠装出无限同情的样子把这些告诉向友新。向友新拿着胡逸民和穆小姐的照片，不禁醋海翻波。戴笠趁机道：“他既然心中没你，你不如加入我的军统局，专搞他的情报！”
向友新爽快地答应下来，成为军统局的正式特务，自此，西北方面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戴笠手上。
为缜密起见，戴笠采用了单线联系的办法，让他的亲信同乡毛人凤做交通员。
旧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陋习，古语云“帮亲不帮理”，可见乡党情结之根深蒂固。戴笠自当上特务处长以后，也免不了把大批大批的宗亲姻戚、同窗同乡网罗到手下。
这些乡党中，几个最出色的还是不能令他满意，周念行博学而太迂腐；王满臣聪明有余，老辣不足；张冠夫过于忠厚；毛万里虽有勇有谋，但额角太突，容易树敌。一次，毛万里在浙江警校和他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自恃是“老板”的同乡，对王孔安很不客气。戴笠教训道：“毛万里这个万字，头上有两只角，我要磨平它们！你怎么不学学你五哥遇事多思考？”
毛万里顶撞道：“你怎么不叫他来？”
一句话提醒了戴笠，当时，恰好黄埔好友叶彦世向他求职，于是戴笠下定决心，派人把在崇德县任秘书的毛人凤叫了出来，安排他在浙江警校任文书。
和其他江山同乡比起来，毛人凤集中了更多的、适合戴笠需要的特点。他工于心计，不好张扬，有谋善断，谨慎勤勉，寡言少语，处世圆滑，尤其是那一套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和谦恭态度，从不招惹是非，在特务处元老眼里，充其量是个卑下的“小人物”。培养毛人凤，不会引起元老们的不满。戴笠在叫毛人凤出山之前，已作好打算，一旦自己爬上更高的位置，把军统局交给毛人凤才能使他放心。
戴笠吩咐向友新和毛人凤，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起来，停止剿共，把枪口调过去打日本人。
向友新、毛人凤根据旨意，认真搜集有关西北军和东北军相处方面的情报，结果发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关系很差，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恶感。
戴笠得知，马上指使西北区的特务们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转而又想，张学良、杨虎城也是十分狡猾的家伙，他们会不会采取“上合作下不合作，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来对付我的监视呢？
特务工作最好是多点怀疑心，想到这一点，戴笠立即指示向友新、毛人凤：重点注意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上层人物关系。
这一招果然起了奇效，向友新、毛人凤很快发来一份急电：东北军和西北军上层接触频繁、关系密切。近日，张学良、杨虎城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
戴笠把这份情报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惊，并指示：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事隔两天，向友新、毛人凤又传来密报：据张学良身边的亲信透露，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
戴笠得此紧急情报，立即飞报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准备飞抵西安，亲自指挥西北大军对共产党实行大规模进攻，争取在日军大举入侵前把红军消灭干净。
得到戴笠的密报，蒋介石愣了半晌，道：“这不可能吧，以前不是经常收到汉卿和杨虎城不和的情报吗？”
戴笠说：“那是张、杨两人采取的计谋，用以迷惑校长的。”
蒋介石又认真想了想，仍是摇头：“这不可能，汉卿的为人我最了解，一向最讲忠义。”
戴笠说：“汉卿的父亲是日本人炸死的，打日本人替父报仇，也算是忠义？”
蒋介石不悦道：“好了，不要说了。”
戴笠咽下欲说的话，知道再怎么说也没用，只好劝道：“不管情报可不可靠，我建议校长暂时不要去西安。”
蒋介石说：“我不要听，汉卿手下个别极端分子造出的谣言就把你吓成这样！你别说了，不要妨碍我去西安剿共！”
戴笠无奈，只好唯唯退下，心想：但愿这份情报是别人造出的谣言。
蒋介石一行飞往西安去了，戴笠因脱不了身，只好在家里密切关注西安的秘密电台。
1936年12月12日，戴笠坐镇电讯总台，连续不断地向西安的秘密电台呼叫，对方均没有回答。戴笠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气得打骂部下，以泄心头之气。
深夜，宋美龄一个紧急电话把戴笠召去，戴笠忐忑不安地来到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官邸，只见孔祥熙、宋美龄神色焦急地在书房里等戴笠。
见戴笠来了，宋美龄急忙奔过来，递过一纸电文道：“戴处长，你总算来了，帮我想想办法吧！”
戴笠看了一眼电文，全文只有十三个字：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戴笠惊得愣了足足有半分钟。
这是一份最早知道西安事变的情报，是12月12日下午3时由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收到这份情报后窃喜万分，因为国民党的政府要员都已随蒋介石去了西安，留在南京的，数他位置最高……何应钦当即封锁了消息，因此戴笠也被蒙在鼓里，只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知道，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秘查“陈小姐”的宋美龄。
宋美龄得知，星夜赶回南京商议对策，把戴笠找去查询情况。12月13日，戴笠接到正在潜逃的向友新发来的电文：张、杨叛变，委员长被扣，生死未卜。
以后又中断了联系，可见向友新的处境很危险，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
张、杨叛变，蒋介石被扣的事更进一步被证实了，戴笠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甚至到了精神失常的程度。每遇到一个黄埔军校的同学或特务处的特务就哭道：“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没有了领袖，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这如何是好？”
戴笠去找何应钦，了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和部署，何应钦坚决主张立即调动中央大军，讨伐张、杨。
戴笠又去见宋子文、宋美龄，宋氏兄妹认为一旦打起来岂不要了蒋的命，一定要通过政治途径达到和平解决。
戴笠又去见复兴社的高干们，复兴社内分成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主战派阵营由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等人领衔，主和派以郑介民、梁千乔等人组成。两派争吵激烈，郑介民为了避免复兴社被贺衷寒等主战派分子利用，拒绝参加会议。
戴笠看到南京政府和复兴社内意见如此对立，更加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坐了汽车跑到南京慧圆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召集特务副处长郑介民、书记长梁千乔、参训班教官余乐醒、政治指导员文强等高级特务开会。
戴笠叙述了这两天里南京到处一片混乱的情况，泪流满面地说：“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郑介民、梁千乔则在分析打与不打的利弊和策略。
戴笠说：“不打都难以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另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做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不能真打，只能做手段，谈是目的。只要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戴笠说罢，大家默然。
12月21日，宋子文第一次赴西安后回到南京，与宋美龄商定，22日宋子文再次偕宋美龄飞赴西安，与张、杨谈判。戴笠听到消息后，决定冒死赴西安，又感到此行风险太大，无异于上门送死。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想起把兄弟胡宗南，心想：宗南久驻西北，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他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根据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完全决定于校长本人，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之目的，无非是逼其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则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综上所述，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雨农兄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乃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
胡宗南的复电，使戴笠茅塞顿开，去意遂坚。于是，正式向宋美龄提出同机赴西安营救校长，决心与校长同生死、共存亡。
宋美龄见戴笠对蒋介石如此忠心，非常感动，嘴里却道：“你不能跟我们同去，西安都知道戴雨农是个特务头子，去了反而坏事。”
戴笠见夫人不同意，求助地望了一眼宋子文。
宋子文干咳一声，对宋美龄道：“还是让雨农一起去吧。雨农和汉卿的关系很好，而且汉卿周围有不少他的手下。去了以后，还要发动他们说服汉卿。”
宋美龄这才对戴笠说：“和我们同去可以，但到了西安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影响大局。”戴笠喜道：“雨农记住了。”
原来，戴笠早料到宋美龄可能不同意，便事先和宋子文说好了，到时请替自己说话。
12月21日晚，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干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下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