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 第37部分

戴笠击掌道：“干得漂亮！日本的白川大将是他炸死的，王亚樵这回死定了！后来怎么样？”

沈醉道：“后来日本领事把陈中军找去，道：‘王亚樵轰炸白川大将，我国政府正要擒拿，如能诱王亚樵登我国海轮，保你做中国驻日大使。’谁想，陈中军对王亚樵忠心耿耿，不为所动，密告道：‘日本海轮万万不能乘，他们已识破你的身份，我已设法托上海华侨联合会会长许冀公同英领事交涉，已得到同意，保你去香港，保险金为一亿元。’”

戴笠道：“消息绝对可靠？”沈醉道：“我是花重金临时收买了陈中军的下人，在帘下听得真真切切。我还告诉他，我们是戴笠的部下，如发现消息是假，将满门抄斩，他还敢不说真话吗？”

戴笠道：“要不惜一切代价紧盯，千万别断了线。”

沈醉道：“我已探得王亚樵乘坐的轮船的时间和班次。”

戴笠大喜，于是日亲临上海某码头坐镇指挥。

这一天，上海港口晴空万里，远处一望无垠，泛出点点白帆；近处各类轮船如水母般相互拥挤，大吊车伸展长臂在高处转动着装卸货物。码头上人群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有手执文明棍的绅士，有穿学生装的留洋学生，更多的是普通旅客和搬运工人。

沈醉说的船次的旅客都上了船，戴笠立即下令上船搜查。特务们各持王亚樵照片一张，于通舱、房舱、官舱逐一检查。

沈醉手持驳壳枪，令手下重点注意官舱，逐个对照相片，被检查者因不明底细，一个个诚惶诚恐。

搜查几遍，一无所获，船长催促起锚，请特务下去。沈醉一个人从官舱来到货舱，一个特务道：“沈组长，要不要上去检查？”

沈醉探头进去，只见肮脏的货舱里烟雾缭绕，堆满了货物，搬运工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横七竖八地躺在里头抽烟、说粗话……一股臭气扑鼻而来。

沈醉受不住了，手一挥，道：“走！”

轮船远去了，沈醉上岸向戴笠复述，戴笠听说只有货舱没有细搜，连呼坏事。沈醉道：“说不定王亚樵临时发现情况有异，改乘另一艘船。不然货舱那么臭，以王亚樵的身份，是受不住的。”

戴笠骂道：“蠢猪，王亚樵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物，在棺材里和死人都睡过觉，他会怕一些臭气？我看他一定是扮成码头工人，扛货件入船底了。”

一会儿，一个瘪三模样的人来到戴笠身边，上下打量他，然后问道：“请问哪位是戴笠先生？”

瘪三估计前面的就是了，掏出一封信道：“刚才开走的那艘船上，有位王亚樵先生，托我转一封信给戴先生，他还说戴先生长着副马脸，一口江山官话。”

戴笠接信，长叹一声，自嘲道：“上海几万军警加上我的特务处都奈何他不得，确非等闲之人，如今他脱险去了香港，如大鱼入海，到时又会兴风作浪，与我作对！”

话分两头，当戴笠在上海布置追捕王亚樵的同时，日本军在东北计划成立“满洲国”，准备大举进攻山海关。

日本也有一位像戴笠一样的人物，名字叫做土肥原贤二，于进攻前先行潜入华北，在平津两地大肆收罗失意的军阀政客、地痞流氓，诸如齐燮元、石友三、张敬尧之流，让这些人为日本人效劳。

为了对付日本特务，蒋介石把戴笠找去，要他在华北地区加强特务力量。此时，郑介民已从德国学成回来，戴笠对他寄予厚望，派他去华北建立继上海特区的第二大外勤组织—华北特区（特务处）。郑介民任区长。

1933年3月11日，日军在长城与中央军和东北军作战，血战五十个小时，中国方面大败。日军得胜后，继续结集兵力。

蒋介石大惊，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害怕日军发动全面进攻，于是急召戴笠，劈头盖脸道：“日本人这么凶，我们要亡国啦。我的学生没一个中用的，都死光了不成！现在日本人就要大举进攻了，我们连他们的活动部署、兵力情况一点都不知道！”

戴笠明白蒋介石的意思，道：“学生这就去办，保证尽快摸清日本人的底！”

蒋介石说：“你的保证我不要听，你保证提王亚樵的人头，到了今天他的毛都不见一根。哪天拿出成果来我就信你，给我滚，我再也不要见你！”

戴笠出得门来，挠着头自语道：“这事如何下手？以前我把精力都用在南京、上海，华北地区一直都不够重视，尤其对长城前线从来就没有布置。现在华北区才刚刚组建，力量不足，郑介民又才从德国回来，对华北地区一点也不熟，这又如何是好？”

蒋介石催得急，自己亲赴华北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王亚樵的追捕工作也没有眉目，只得电令郑介民，要他亲自到长城前线布置情报组织和了解战场情况。急电发出后，戴笠又想：郑介民素来怕死，胆小如鼠，他肯定不会冒险深入敌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捕风捉影肯定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又去一电令催促。谁想，几天后郑介民从华北跑回来了。

原来，郑介民得到第一份电令，电令上明文规定他亲赴前线，登时吓得全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老婆柯淑芬见状，一把抱住他哭道：“你不能去，日本人一个个都是凶神恶煞，你死了，一大堆孩子咋办？呜……呜……我不要你去死，我知道戴笠是有意谋害你的，要你死在华北！”

郑介民于是下令部下去搜集情报，自己则躲在家里。第二份电令来了，他再也赖不掉了。这时柯淑芬横下心，道：“要死就一起死，让孩子当孤儿，由政府抚养。”

两口子硬着头皮，手牵着手在长城前线边沿胆战心惊地行走，一路有几十个护卫，有时从草丛中窜出一只野兔都会吓得柯淑芬失声尖叫，夫妻俩抱成一团发抖。这样过了三天，郑介民再也熬不住了，把情报组和电台留下，做了一些布置和交代，匆匆赶回南京。

郑介民和戴笠见了面，戴笠早知道他不会带来什么好情报，为了开脱关系，就领他一起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见戴笠领着部下来了，问道：“戴处长，长城前线的日本军情报如何？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大举进攻？军队布置情况怎样？”

戴笠看了郑介民一眼，回复道：“报告校长，学生因王亚樵一事脱不开身，把任务交给了耀全。耀全从德国归来，正是初试锋芒的时候。耀全果然不负校长厚望，很快就满载而归。耀全兄，是不是这样？”

郑介民万没料到戴笠会来这一手，一时张口结舌。

蒋介石见久不回答，不耐烦道：“你调查的日军情况到底怎样了？快说呀！”

郑介民被逼到绝处，胆子也大了，答道：“我深入敌阵几天，因人生地不熟，工作开展得很艰难。不过总算好，我已探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暗中发展了张敬尧，让他加入特务活动中，与校长作对。”

蒋介石眉头一皱，觉得郑介民的回答虽是答非所问，但也算一条很重要的情报，当即指示戴笠道：“这个张敬尧的事，你一定要搞清。如今国难当头，民族将亡，对汉奸绝不能手下留情！”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戴笠松了一口气。蒋介石说：“耀全，你先出去，我找戴处长谈点事。”郑介民走后，蒋介石道：“戴处长，王亚樵要追、张敬尧要杀，但最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日本军队的情报。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你们那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戴笠道：“耀全是老同志了，我不能不相信他，可谁知他……”

蒋介石打断道：“他是你的手下，不关我的事，我向你下过了命令，只要你执行。”

戴笠道：“我以为耀全出了国应该有所长进，可谁知还是和过去一样胆小怕事，据说这一次，他根本没有上前线，只在边沿地带走了一圈就吓得屁滚尿流。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望校长批准，我一定深入敌方。”

蒋介石说：“好吧，唐纵也回来了。南京的事可交他处理。”戴笠出了蒋介石的官邸，见郑介民还站在外头等他，便道：“耀全兄，真有你的，三言两语就把校长打发了。”

郑介民苦笑道：“雨农兄不要再取笑我了，这是赶鸭子上架。”

戴笠道：“我以为你掌握了重要情报。”

郑介民绕过话题道：“校长和你说些什么了？是不是被骂了？”

戴笠摇头道：“他不会骂你，是训我呢！还打，打我了……”接着，装成哭的样子，揭起衣服给郑介民看前两天因王亚樵事挨打的伤痕，“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校长总是这样拿我出气，而且还不让他们看见，刚才要你出去正是这道理。”

郑介民低头不语。

第二天，戴笠在特务处选了几个精干的情报人员准备赴华北。行前，把特务处的工作一一向唐纵交代。

唐纵回国后，本不想再搞特务工作，想转到行政方面。因戴笠想按照唐纵学的那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并亲自找了唐纵几次，硬要拉他回特务处。唐纵见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只好回到特务处。

唐纵现在的工作虽然还和以前一样，但官衔多了一个“长”字，戴笠要大家都叫他“书记长”。

戴笠一行来到河北保定，被郑介民留下来的特务因无人督阵，每天只在据点打牌，戴笠一来，他们不敢怠慢，一起去敌区搜集情报。

戴笠及其部下在华北昼夜活动，入虎穴、探龙潭，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总结，得出结论：日军目前尚不具备在华北发动全面进攻的兵力和准备，摆出步步逼近的进攻气势，其目的是通过虚张声势威胁国民政府签订盟约，承认日军对东北地区的占领。

结论通过密电传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总算松了口气，命何应钦在华北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对日本妥协。

另外，在戴笠赴华北前夕，郑介民已在北平成功地刺杀了张敬尧。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从北洋军阀举办的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湖南督军。因屠杀无辜、奸淫女青年等罪行，被逐出湖南，回到吴佩孚手下充当爪牙。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率兵抵抗，被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侵略华北后，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发展他为汉奸，并任命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提供七百万元活动费。他潜入北平城，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进行组织伪政权的秘密活动。此事被戴笠的特工情报人员侦悉，由郑介民具体负责指挥。为了确保完成这次任务，戴笠与郑介民反复研究，决定集中特务处北平站、天津站的所有力量，合作执行。

郑介民根据与戴笠共同制订的方案，召集天津站负责人王天木，北平站特务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分派具体工作。陈恭澍、戚南谱在北长安街待命，伺机出击。

东交民巷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印记，在当年是北平的“化外”之地，通常也称使馆区，中国政府不能在此行使法律上的权力。六国饭店因坐落在这个“化外”之地而受到外国势力的特殊庇护，一时声名大噪。其实，六国饭店只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许多身份特殊的人物因看中此地的安全而喜欢在这里下榻。为张敬尧做服装的掌柜，摸准了张在三楼的房间号码。一行人据此进一步制订了行动方案。凑巧的是，当王天木、白世维5月7日到六国饭店二楼开房间，准备伺机动手时，却偶然发现张敬尧并不住在三楼，而是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王天木、白世维见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来不及请示郑介民，当即由白世维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张敬尧“砰！砰！砰！”开了三枪，张敬尧当即倒下。王天木、白世维迅即逃出六国饭店。

话说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集中力量“剿共”的时候，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声势浩荡，应者云集。

蒋介石历来不许有势力超过他之人，他害怕冯玉祥势力壮大，进而威胁到他的地位。于是，急令何应钦不惜一切手段瓦解这支同盟军，并令戴笠密切配合何应钦的行动。

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与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防区接壤。冯曾派人找孙殿英接洽，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刘建群、戴笠前往天津拉拢孙殿英，以阻挠冯、孙联合。刘建群原是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的秘书，是何应钦的心腹，因写了一本小册子《我对党的一点意见》，鼓吹法西斯主义，又被蒋介石引为亲信。刘平时高谈阔论，能说会道，在法西斯理论方面的见识比戴笠还要进步十年。

刘建群是有名的理论家，戴笠能够和他一起前往孙殿英处当说客是颇感荣幸的。

在何应钦的引荐下，戴笠和刘建群见面了。在此之前，为了接近刘建群，戴笠已做了一番准备，认真研读了他的一些著作。

戴笠道：“久闻建群兄大名，却无缘一起交谈，这次蒙何长官撮合，雨农真是三生有幸。”

刘建群道：“哪里哪里，徒有虚名而已。”

何应钦见戴笠如此敬重他的部下，很得意，道：“这是委员长的特意安排，你们一个是理论专家，一个是行动专家，珠联璧合，这次一定能成功。”

戴笠道：“不敢当，不敢当。这次我只能起陪衬作用，全仗建群兄的金嘴，定会说得孙殿英心服口服，举双手投到委员长这边来。”

两人上了车，一路上，戴笠有意追捧刘建群：“我读过建群兄的《复兴中国革命之路》，其中那句‘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真是金玉良言，令雨农刻骨铭心。”

刘建群本来得意，听戴笠口出此言，内心更是舒畅。因为这句名言并非他的创意，只在书里多处引用，如今被戴笠说成是他的名言，岂有不高兴之理？转而他又有些瞧不起戴笠，觉得他读书不求甚解，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

根据事先约定，二人见到了孙殿英。

一开始因摸索不清底细，戴笠指着刘建群向孙殿英介绍道：“这位是刘先生，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理论家。那句‘需要就是真理，行动就是理论’正是他在他的名著《复兴中国革命之路》里提出的。”孙殿英微微点头，似笑非笑地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