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六国年表》始于公元前476年，学术界多采用郭沫若的划分，将公元前476年为奴隶制的终年，之前（含当年）的二百九十五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为封建制的起点，开始进入战国时期。
当然，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始于何时，说法很多，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统一时说、东汉说和魏晋说等，前面所述的战国说是比较流行的学术观点。关于战国从哪一年开始，学术界又有不同的说法，除了以《史记·六国年表》始年划分，也有从《春秋》所绝笔的公元前48
1年来划分春秋和战国时代的。
不过学术界不同的看法，并不影响本书的写作，本书虽然用的是通俗文学笔法，但所写的史实大多是见诸于史书的，其社会背景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研究和理解，本文中所说的“此时”，指的是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所代表的时期。
本来是想写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鉴于史料太少，而且学术界对先秦的研究常有争议，若用正史写法，不免拘谨而生硬，只好将《天下春秋》写成一本历史传奇小说，企图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书中用了许多武侠小说的笔法，但它绝对不是武侠小说，因为小说中以国家大事的描写为主，虽然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格斗，却没有任何“侠”的意味在内。
为了便于读者对书中的社会环境、民间风俗的人的生活习惯容易理解，下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环境略述一二。
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环境与风俗
1、社会人员结构
春秋时期的社会阶层分为贵族和非贵族，贵族包括王侯、卿、大夫、士，常被称为“君子”、“劳心者”、“肉食者”，非贵族包括庶民和奴隶，被称为“小人”、“劳力者”、“藿食者”。
《周礼·载师》郑注引《司马法》中说：“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都城及城郊叫着“国”，因此又有“国人”和“野人”的说法。“国人”是低等贵族，住在城郊；“野人”是农村中的农民，属“庶民”，又称为“庶人”；边境叫作“鄙”，其居民常常被称为“鄙人”，属“庶人”；“工商之户”也属“庶民”，住在城中；晋国“作州兵”，是承认国人和野人在“国”（城郊）、“野”之间的“州”中所私垦的田地合法（“作爰田”）之后，让“州”中的国人和野人负担军赋。
①奴隶
奴隶总称“臣妾”，或说“隶臣隶妾”、“隶臣妾”，如皂、舆、隶、僚、仆、台、圉、牧，还有阍、司宫、寺人、竖、奴、婢、舂、酋、徒人、胥靡等等说法。不过这中间又的是指其身份，也有的是从其职责上来区分，所以也不易详细区分。
关于这些人的名称与身份学术界有很多争议。我以为这些“臣妾”并不全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他们的身份职责中有的是官府和贵族家中的服役之人，有的是差役，有的是罪人，有的是俘虏，很难仔细区别。从其职责上来说，大抵是政事和生活两方面，皂、隶、舆、阍、司宫、寺人多是以政事服侍为主，在公开场合露面较多；圉、牧、竖、奴、婢、徒人等主要是以生活服侍为主，一般在官府或贵族家中，私人性质较强；隶、僚、仆、台、舂、酋、胥靡等是罪人、囚途或俘虏，充作奴役。另外还有优、师等一类的人，是表演娱艺和音乐的人，身份与庶民不同，又不同于上述奴隶，不过我以为他们也算得上奴隶。
由于这些“臣妾”与主人的关系有亲疏之别，最得主人宠爱的常被称为“嬖人”，因此其地位作用不同，春秋时期有不少人对政事曾有过影响，或是参与过许多政事。根据史书记载这些人的活动，可以猜出这些奴隶应该有其家族、朋友，立功可免其身份，犯过的还要降级，绝对不同于古罗马的奴隶那样全无人身自由，因此师旷对晋侯说“皂隶牧圉，皆有亲昵”。
小说主人公伍封的祖先伍参是楚庄王的“嬖人”，对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伍氏登入卿大夫之列，嬖人的身份地位是很低的，所以这一战之后，楚国令尹孙叔敖说：“胜晋大功，出自嬖人，吾当愧死矣！”
圉是养马的奴隶，地位还在“台”之下。鲁国有个圉人荦曾调戏大夫梁氏之女，梁女是公子般的情人，公子般因而责打圉人荦，公元前662年，圉人荦刺杀了新任国君公子般，酿成了庆父之乱；小说中写到的楚国白公胜叛乱，白公胜将楚惠王困在高府，有个叫圉公阳的人在墙上掘洞，将楚惠王背负逃出，这是见诸史实的。
竖是守藏司职的奴隶，是童仆一类的人。鲁国的竖牛是叔孙穆子的私生子，曾参与叔孙氏家中的大事；晋文公身边的竖头须，曾在晋文公流亡时将所保管的东西偷走；小说中卫国的浑良夫本来也是“竖”，却成为迎立卫庄公的主要人物；小说中的伍傲本来也是“竖”，不过后来成了伍封家中的重要家臣，能与孔子的弟子冉雍并列。
阍是司门的奴隶。吴人伐越，曾捉到一个叫焉的人，故称俘焉，吴王余祭命他为“阍”，守余皇大舟，公元前531年，俘焉趁余祭观舟时杀了余祭。
寺人类似于后世的宦官，又叫“奄人”，是被阉割过的男性，他们多在国君身边服侍国君及其夫人媵妾的起居（也有少量的在卿大夫家中）。齐桓公身边有个宠臣竖貂（竖刁），为了亲近内庭，自己阉割了入宫，因此更得齐桓公宠信，所以有的史书上又称他为“寺人貂”、“寺貂”。
春秋时寺人常常在国事上有所表现，齐国的寺人貂与易牙在齐桓公死后搅乱政局；晋国的寺人勃鞮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后来又在晋文公为君后求见，在晋军攻曹时战死；史籍中还有“寺人费”、“寺人披”和“寺人柳”等记载。小说中的渠公、圉公阳、庖丁刀都是这样的寺人。
本书故事所发生的年间，奴隶对政事的影响并不太大，只是身份地位随政事的变化略有些升迁，如鲍兴渐渐由“圉”变成“竖”，后来又成了“士”，成为伍封身边日渐重要的家臣；鲍宁由“圉”
一跃而升为家臣，主守一关。
②庶民
其中庶民可称“民”和“黎民”，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住在农村的务农平民，叫作“庶人”，另一类是工商，与贵族一起住在城中。
春秋时期，庶民在政事上基本上无多大的作用。不过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庶民的身份正在不断上升，最主要的表现有两点：
一是工商之中出现了大商人，开始对政事有所影响，譬如小说中庆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木赐（子贡）。
二是庶民逐渐进入了战争，甚至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
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开始是贵族专有的特权，将领和士卒是由贵族担任，庶民是无法参加的。
至于庶民何时开始有从军的权力，无确切的史类记载。我想，公元前645年晋国“作州兵”时，庶民既然承担军赋，便可能开始参于战事。至少在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增置“三行”（步卒）
时，这些步卒应该已有庶民在内。公元前493年，赵鞅（赵简子）攻范氏和齐郑之兵时，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庶民已经从军为卒了。“遂”即“仕进”，即是担任官职的意思。从赵鞅之誓中，可见庶民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公职）了。
到了本书故事的年间，庶民担任公职、或者跟随贵族任家臣已经并不罕见，这些人实则已进入了“士”的行业。
③士
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整个战国时期的主要政事变化，绝大多数是士造成的。
士应该是随着乡遂和国野的分化而产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职的人，且多是武职。战国时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渐著，所以到了后来，士成了文人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
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
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另一个变化是，士由武职逐渐向文职转变，孔子及其弟子是最显著的例子，而且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有了无职的游士。
士不仅可以担任公职，也可担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无战功则不能任职。春秋后期容易上升是贵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战国之交，文士的地位开始激剧上升。小说中的赵悦、蒙猎是有职的士，平启、招来是无职的士。
春秋时期的大多时候，士阶层中间表现最合跃的是武士，譬如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类，春秋后期时，家臣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譬如鲁国的南蒯、阳虎等人，而且士中间的文士逐渐重要。
此时，士变成贵族还是很难的，各阶层的等级之分仍然十分森严，真正由士能变成贵族（不同于世袭的卿大夫），是魏文侯开创“布衣卿相”之后的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本书故事中对士的描写，试图体现出春秋战国之交这种士的变化。虽然小说中以武事为主，但在伍封家中担任地位较高、作用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吴舟等人，公冶长、墨爱等人虽然也习武，但在小说中还是文官的职事为主。
伍傲由武士变为文士，最能表现春秋战国之交士由武职向文职的转变。
平启和招来都是无职的士，赵悦、蒙猎和招来弃公职而事伍封家中为家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因为此时担任公职的士是很难升迁的。吴舟只算是小吏，却也因此能于冉雍、玄菟灵和伍傲等列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变成身份重要的士，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中的伍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权变之外，他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阳、庖丁刀这样的人，甚至被当时社会视为微不足道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种方式重用其专长，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为主的贵族大多是世袭（士也有世袭的），是春秋时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们不仅有采邑，还有家臣和家兵，与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历史与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联系紧密，而且贯穿于首尾。
春秋时期卿大夫也有不少变化，影响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为主，后来渐渐以非公室的世袭家族为主。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很多已经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陈）氏、鲁国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便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灭，子孙沦落为士甚至庶民，这是列国中各家争权夺利的结果。
伍氏从伍参开始，是在楚国传了三世的贵族，但伍氏灭亡，伍子胥却带着公子胜逃到了吴国，“耕于鄙”，后来当了相国，恢复了贵族身份，死前将儿子带到了齐国，托附给鲍氏，才使儿子不至如被杀害，也不必“耕为鄙”，仍能保留其贵族的身份，这个儿子便是小说的主人公伍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齐国，子孙“耕于齐”，变成了庶人；晋国早先的许多贵族之中，大多败亡，栾氏、狐氏等等子孙变成庶民，甚至有的给人当“皂”（卫士）。
小说中的白公胜变成了“士”（据史载多说他兵败自尽）、国氏、高氏败亡灭族、晏氏无嗣、鲍氏沦落、吴灭后吴国贵族全部失去了贵族身份、齐国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齐平公自领之地等等，都表现卿大夫的这种变化，伍封远游海上，也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世族制度开始灭亡。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由于春秋时期地广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则以后就不会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的事出现。春秋封邑习惯上以地为主，战国封地习惯以城邑为主，有时也以田地为主。前面提及的赵鞅之誓中，立了军功，上大夫可得一县之地，下大夫可得一郡之地，士可得田十万（千顷），可见如此。
战国时因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员增多，采邑常常以户数封赐，所以孟尝君只有薛地万家之邑，后来增加也只有千家，他养士数千，花费太大，被迫放高利贷。这自然比不上春秋时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时有着庞大邑地的贵族富裕，因为战国时期的经济比春秋时要发展了许多。
不过春秋时期人少，伍封开始的莱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十多万户，按当时的生产水平，数百里地是很难养活数十万左右人口的，虽然他有渔盐之利，与其它地方不同，不过这是小说描写，不必深究。
还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注意的，便是那时候说的“百里”或“方百里”，绝不是现在的“一百平方里”，姑且不论里制长短的出入，那时候的“百里”是指四边百里，类似一万平方里的算法，“十里”类似一百平方里。因此，“千里”有一百个“百里”。小说中说齐国当时大约有一千二三十百里地，是指一百二三十个“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齐国疆域中只占了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现代人若不明白这个数据，恐怕会误以为伍封的采邑占了小半个齐国。
2、礼乐制度
春秋时人以周室为宗，尊礼重信，丧事赴告，宴会赋诗，在战国时却不讲究了，就连孟子也不说周室。
整个礼乐制度的变化当然不是一两年间出现的，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便已见到了这种变化。
虽然此时的社会阶层变化很小，但周代的贵族礼制已逐渐淡化，这种变化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