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的故事是：前些年我在双流碰见一企业家，据说在县里边很有头有脸，递过一张硕大的名片来把我吓得半死，因为他老人家从“四川企业家联合会”到“成都商会”的理事、名誉主席到“十大有贡献”“十大有追求”青中年（其实他那样子和青年没什么关系）一应俱全外，还有什么“花石研究会”甚至“川西文史爱好研究协会”都尽在其上。
那张硕大的名片最后，估计是还有很多振聋发聩的金光闪闪的名头和奖项未及刊登，所以用烫金手法打了一串省略号。
其实那个皇帝很快就被敌人在战斗中包围了，其实那个企业家很快就倒闭了。这就是历史，或者叫生活。
中国人很喜欢用一些虚无飘渺的金字招牌来增添信心，我们小时候大多干过这样的事情：在自家墙壁上张挂很多奖状，是三好学生的挂“三好学生”，不是三好学生的就挂“创三好积极分子”，作文写得好的就挂“锦水杯作文比赛第X名”，作文不好的就挂“记一件小事——校园新风貌日记优秀奖”，我干的最不光明的事情是：把校长不小心写得很隽细的“二”等奖字眼，用粗粗的毛笔加粗加重，回家骗老妈这是一等奖，老妈奖励我十块钱，我再把它交给班委会，并且凭这笔当时算是不小的一笔款子又招得了一个小奖状。
奖状和名头对中国人实在重要，但也分两种，一种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尊心，它不戕害人至多是戕害一下自己，比如说如李承鹏之流故做拾金不昧以套得奖状；另一种就很恶劣，明朝那皇帝好大喜功，最后让千百万百姓居无可居流离失所，可恶。
我发现一个房地产的规律，每年的年底都会迎来一个奖状泛滥的高潮，大概是因为春夏秋三季主要以修房子和卖房子所忙，过了秋季“房交会”后无事可干，就开始给各路英豪发奖，发完奖后各自套些大光环小光环以利于明年再去修房子卖房子。
不信？你等着，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有各种炫目的奖项像猛兽般张牙舞爪扑出来，在媒体声情并茂的宣传下，一个个“十大绿色工程奖”，“三十大最接近自然奖”，“全国I服了YOU百强”将做搔首弄姿状矗立在各报各电视台的红地毯上。
我曾经说过，专家是拿来折磨人民的，而李承鹏是拿来折磨专家的。我现在还要说一句更反动的话，有些媒体是把商人制造成“神话”的，李承鹏则是把商人弄成“神经”的！千万不要相信那些“三十强金设计奖”或者“五十强金建筑奖”，其实那些奖项是可以从“三十”直到“三百”任意数字上发奖的，只看到底拉了多少赞助。我说了，下一次我将颁发一个“一千零一YQJS奖”，YQJS？就是“有钱就上”！
中国影视界经常评些“金鸡”“百花”“飞天”之类的奖来，弄得和好莱坞一样事逼事儿的，好像历史就被他们几个刻在硬盘上了；但说句实话，那些得了奖的片子好多好多我都没有看过，我在想，连我这个没事就窝在家里看碟看电视剧的人都闻所未闻，这些个奖们怎么能代表老百姓的心声？
但房地产界比起影视界更有欺骗性或者说更有强盗性，电影不好看我可以不买票，电视剧不好看我可以马上转台，因为它们都很直观，很容易懂，很容易知道李宇春张靓颖《大长今》就是比《梦想中国》比中央台娱乐频道好看耐看；但房子就不一样了，再糟烂的火砖再脆弱的承重再低劣的物业，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哪儿能看出来，人家租来些盆景垒上些怪石把墙面用腻子抹得光光鲜鲜的，标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价码，你只有膝盖发软直想跪下，带着哭腔说“房子啊，我的理想”。
这就是我们这个房地产的“镀金时代”，就像马克·吐温当年说过的：“空气中充满了阴谋的味道”，但消费者是无助的，只有从林林总总的金字招牌中去分辨到底哪个是“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
因此我们的购房居住生活变得无比惊险且搞笑，我只能用当年《顽主》的结尾作为这期专栏文章的结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张国立葛优冯小刚（均为三T公司成员）疯狂地蹬着一架三轮车前往一个租来的大礼堂去，因为那个叫“宝康”的文学青年一直郁郁寡欢于未能得到哪怕一个最不起眼的文学奖，所以三T公司就要接下这单业务以圆宝康文学之梦。
镀金时代，有钱就上（2）
三轮车上拉来了一大堆像是泡菜坛子的“奖杯”，礼堂里没有观众但用录音机放出雷鸣般的掌声，石康缓缓走上台，举手示意掌声请不要太强烈，然后目光特深沉、特高瞻远瞩，说：“在我代表中国文学走向诺贝尔的今天，我们难道不要为历史负责吗？天穹就在上面注视着我们”……
我参加过一个“房地产世纪发展研讨会”，得奖的那个阔主也就这德性。暗忖，其实那奖杯用来做泡菜真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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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告诉我（1）
请告诉我活在哪个时代，或穿什么时装？
早年，侯宝林先生曾有一个即兴相声：某木匠，志大才疏，准备以赶超天下名匠的蓝图打造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大龙床，床做好了，发现少一腿，遂抄起斧子咔嚓咔嚓改成大衣柜；发现门关不上，遂改成一饭桌；发现桌面不平，遂改成一靠椅，坐上去便散架，大怒，“老子做不成龙床、做不成大衣柜，还做不成马桶吗？”于是一马桶诞生……
早年，侯宝林先生还有一个段子：某人好画但技艺奇劣，友人新得一湖州白玉扇正待锦上添花，遂自告奋勇，“此扇应画一株兰花就雅致了”未几画好，友人发现根本不像兰花草，倒像一狗尾巴花，不快，某人倒也懂事，说：“其实把它改画成一宫廷仕女图就般配了”，强行为友人改扇面；现场改后友人惊见，哪里是仕女，简直就是一没胡子的张飞；某人见友人不快，说“其实画一张飞更能与你这白玉扇般配”，几笔下去一看，胡子倒是添了上去，但不像张飞却像一根参天老树，某人就说“老树好啊”，友人怒说：“好个屁，我什么都不要了，你还我干净扇面”。某人细忖半晌，拿起毛笔刷刷上去，把个白玉扇涂成个纯黑扇面，说：“这样好啊，夏天显得凉快”……
廊坊市最近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个处于北京和天津半道上的小城市在城区改建时于城中心专门堆了一座土山，这座山可不是一般的山，因为它上面镌刻了八个大字，“有法可依，执法如山”。什么意思，因为痛感中国政府的城建部门及开发商们在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总是把城市弄得乱糟糟的，今天按一个风格建造城市，明天按另一个思路改造城区，一会儿认为铺草地好看，一会儿认为种树才更利百年。所以廊坊人就决定在市中心堆一座山，告诫以后的城市管理部门，既然城市规划出台，以后无论谁当政都要把既定规划当成这座“山”来执行。
“廊坊”在京津两地居民心目中不是个什么好地方，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话，“丫什么天津人，丫就是一廊坊人，离北京就更远了，姥姥！”意思是廊坊简直就是乡下，至多是一个简单而微小的开发区式的中转站，由京而津途中歇脚、加油、上厕所的中转站。但这座“山”让我对廊坊产生了好感，因为它至少意识到不能把龙床做成马桶，不能把兰花草画成猛张飞——仅以此，向廊坊人民和政府致敬。
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因为长官意志会出现很多搞笑的东东，其实长官意志并非绝对的坏事，但坏就坏在长官意志随着长官的变迁成为时装换季行为。张市长喜欢仿古，所以A市就一夜间出现很多明清风骨的建筑，后来赵市长来了追求国际化，老城区就被推土机扫荡掉换以玻钢建筑，再后来陈市长新官上任，说：“咳咳，我们应该包容兼收嘛，不能强人所难，中西合璧才是正理”，你猜怎么着？结果部下们就把张市长的明清建筑安上赵市长的玻钢窗，把赵市长的玻钢建筑加盖个明清屋檐大帽子。什么都不得罪，什么都没耽搁——但也成了什么都不是。
中国的城市建设不是哪种规划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坚持一种规划的问题，我相信再坏的规划只要坚持下去也会让城市至少拥有风格，这就像穿衣服，再坏的穿法坚持五十年也是一种酷，也会得到尊重，崔健二十年来就穿旧军装怎么啦，那是风格；而怕就怕有些嗲女那样，有时候真不知道她们是在打扮自己还是在折磨自己，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某个央视女主持人，一会儿在胖得打褶的脖子上系一根娇羞的粉红丝巾，一会儿穿一件让人抓狂的低胸装（但从三围来讲她实在不能低胸），那种布局是一种视觉灾难，我每每为她难过。
另一种让我难过的类型是我二舅公，我二舅公是个路盲，据我观察他识别方向的辩识凭借物一般不超过二个，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把某棵棕榈树当成回家的指路明灯，至多加上棕榈树后面那道仿古铁护栏。所以悲剧时常发生。那次他去看他的大女儿外出半个月，正好他们那个城市轰轰烈烈开展了一场种植本土名树的运动，那个城市的本土名树是什么？是竹子。我们知道，竹子是群居植物，长出来一排简直和孪生兄弟一样，所以二舅公黄昏之际回到家附近简直崩溃得要怀疑人生，拄着拐杖的他一根一根地数，一根一根地比较，脸色苍茫、目光迷离，在竹影的衬托下简直就像是在考察竹子生长状况的退休后发挥余热的老科技人员，或者干脆就很像《卧虎藏龙》里那个垂死的碧眼狐狸……
我不喜欢广州，作为一个工作关系分在广州的工作人，我却拼命寻找各种理由来逃避广州，这不仅因为轻度鼻炎的我对于那个“空气中散发着卤水拼盘味道”的城市有所忌惮，而且因为我对于那个在自由经济模式下发展出来的城市的面目感到难受。它的高架桥如垂死的蚯蚓爬在城市的体表，让你误以为它永远没有完工之日；它的公众建筑从外表来看永远分不清功能，你以为它是个餐馆，其实它是个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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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告诉我（2）
我的报社处在广州人民路老城区与新城区夹击之中，又处在国营单位地盘和私家住宅的交错之中。五年前刚去报到第一天，我带着小时候看了《三家巷》的清朗情愫前往报社，上得电梯，奇怪地发现日式电梯居然被用红木装修过，但很不豪华却很别扭；到了办公室推开窗户，发现对面是一座清朝风格的骑楼，有个光膀子男人在阳台上打一趟乱七八糟的南拳；旁边兀然矗立着一座美国式的玻璃大楼，亮晃晃的灯光让人不知东南西北；再往前走，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突然兴建起来的一批贴着马赛克磁砖的六层灰楼……如果还有胆量再往前走，就是很著名的传说是被开掘出来的唐朝、宋朝、明朝等五朝老马路。
我经常在想，住在这样一个城市真的很危险，很容易迷茫和抓狂，天啊，请你告诉我到底活在哪个时代？或应该相应地穿上什么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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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抛弃谁
我一直认为所谓城市就是一个拥挤的童话，它用你一生的时间去欺骗你，而且当你死了以后它仍然存在，并精力充沛地继续欺骗下一代人类。
早年的好莱坞影片里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当男女青年饱受艰辛终于见彩虹后，他们会站在通向城市的小道上满眼激情地凝望着城市的远影，喊，“好的，就这样！去城市！”这样的情景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并使这个国家把建设出巨大而繁华的城市作为最高理想。但是城市建起来了，美国人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完成。像纽约、洛杉矶甚至包括日本东京这样的巨型城市的居民普遍有心理疾病，而且其实城市中心往往有相当多的铁皮房和简易房，亘古不迁，因为穷人亘古不变。
这真是一个城市的悖论：城市越大，房价就越高；房价越高，人们就越只有往廉价的城外搬迁。这样，城市又开始越来越大，而房价就越来越高。
因为生产城市不像生产汽车，如果汽车生产量越多它的价格就会越下降，但城市不会因为它的面积越大地价就越便宜，当这座城市又修建了一条三环或者四环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地来居住，反而意味着我们将拿出更多的钱来居住。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城市全是那些动辄可以容纳几千万人口的超大巨型城市。
《成都，你将把谁抛弃？》——现在的成都将会抛弃很多本来属于这座城市的人们，因为城市越大，市中心的房价就会越高，而在市中心上班的人们往往属于那种中低薪的阶层，他们根本无力负担这样的房价，比如普通机关干部、比如餐厅服务员、比如年轻记者、比如银行小职员……
但富人或者权贵不在此列，富人可以在市中心买“财富中心”居住，也可以在郊区买别墅，权贵可以有专车接送，可以让会议和剪彩仪式等着他的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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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结论是：住在城外的人起早贪黑地为住在城里的人服务，服务一辈子后也买不起一套城里的豪宅，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他的下一代也将继续住在城外为城里的人服务。这是城市格局的悲哀，所以像老朱这样愤世嫉俗的人在编前会上大声疾呼：请多修建轻轨，多修建地铁，多修建大型公交运输系统为那些住在城外的人服务，就像上海、北京一样。
其实上海、北京也没什么好，虽然那里的轻轨和地铁比蜘蛛网还要密布，但是我常常见到这样的情景：冬天天不亮，在布满冰碴子的路上就会传来急促而富有心事的高跟鞋声音，那是某个或某几个急于到公司打卡上班的女职员；夏天的地铁车厢里，狐臭和汗臭以及廉价香水混杂在一起，家住东五环外的人必须把京华时报的三十二个版看个大概，才能赶到公司上班；在漫长的车河中，每辆公交车都会发出诸如炸油饼、煎油条的味道，那是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在家里吃早饭。
这就是命，我相信一切都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