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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想说的是，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外国人比中国人活得郁闷多了，特别比起斗地主、诈金花、泡空瓶子、打麻将等，每年玩法都推陈出新的成都人，他们几乎就像住在监狱里。荷兰是欧洲较开放的国家，但由于教育程度和历史原因，他们很少与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当是特别重大的事，提前两周预约不说，见面时候那种做作劲让人受不了。“噢！亲爱的，上帝保佑你，你看上去好极了。”“哇，这样的聚会真让我终生难忘，我会把这张合影寄给我的妈妈”——你瞧，都是闷出来的毛病！
我们的房地产商和设计师们有责任让我们像真正的群居动物一样生活，而不是泡在各自试管里的孤独婴儿。现在的不良倾向是，越号称高尚的住宅就越自觉不自觉地在制造冷漠和距离，恨不得把人与人隔出八百里，彼此用古代的烽火来联络。幸好咱们国家人多地少，否则越有钱的人就会越“变态”了。
比如我那IT哥们现在添了一毛病——他的耳朵可以支楞着动起来，据说是因太盼望有朋友来访，门口稍有风吹草动便竖起耳朵。那天路过上海去他那单价四万的豪宅做客，他无比激动顺便还表演了他的绝技，我冷冷地说：“这可是返祖现象，你本来要‘像人一样地生活’，一不小心却像狗一样地存在了。”哥们没有气得打我，却伤感得一把抱住我，“知我者，鹏哥啊。这几个月，我简直就像生活在聊斋故事里一样冷清啊。”
要多闷有多闷（2）
只要是人，就应该住得有人味。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熙熙攘攘惯了，何必学什么格调呢？除非你不想像人一样活着，即使神仙如逍遥子和李秋水那样，天天在巧夺天工的无量山洞练剑谷里猫着，但最后也弄得反目成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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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烦有多烦
小时候住大杂院，一家吃回锅肉全院都闻得到香，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猪们并不用添加剂属于自然生长，另一方面在于居住的关系实在紧密。我们院的“胖虾”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当哪家吃回锅肉，他就端着碗踱到哪家去，顺手夹一片，顺手夹两片，弄得家家都烦他。
我家隔壁一度住着一位曹娘，60多岁了，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吃核桃，再就是半夜起夜坐马桶——这两件事又常常纠缠在一起，构成我在大杂院居住的深刻记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喜欢把装核桃的口袋放在马桶盖上，起夜的时候就先把核桃口袋拿开再蹲点。但有一夜悲剧发生，曹娘可能忘了自己的老习惯，或者一时手滑，全院只听得“哗啦啦”一阵狂响，然后曹娘大呼救命，原来她没有把核桃挪到位就蹲点，人踩到核桃上摔了好大一个跟头。
钟三伯是我们的远亲，由于旧社会时他是成都的侦缉队长，所以自然在新社会就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有一天他奉命在屋子里学习革命文件改造思想，反复念“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由于合辙押韵的原因吧，但也可能精神太紧张，他居然把这句话念反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是可以直接枪毙了的。等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脑袋被打得很像一只大菠萝。
上述三个大杂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总结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的居住关系太紧密，人们都住在一个互相可以清晰听到屁臭的院子里，所以钟三伯怎能不被人听见念了反动口号。
虽然上一期我写了“要多闷有多闷”，力举人居关系冷漠的悲哀；但说句实话我很矛盾，要是人们居住关系太紧密是更大的悲哀，你没有隐私没有尊严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在一个透明的环境里，个人习惯将被无情同化。包括做爱。
作家张贤亮写了很多在那个时代的性爱与情爱故事，有的写得比较残忍，有的写得比较美；但统统不够幽默，他没有从人的居住关系来诠注人类精神世界，这可能与那时作家并未碰上大房地产时代有关吧。前苏联有个故事是这样的：作曲家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农场改造，由于他并不属于被镇压的对象，所以还被保留着正常的探亲的权利和生活的基本乐趣，有一天他老婆来看望他，小别胜新婚，自然要做点那事情。但在一个人人监视人人的时代，那个事情是不能被张扬的，怎么办，两口子就边做边喊口号以遮蔽视听，“斯大林同志万岁！伏拉基米尔万岁！英勇的红军战士万岁！啊，啊，啊，啊！”喊到高潮时刻时，人们当然会觉得两口子声音不对劲，因为那种强弩之末崩溃之极的声音生理正常的人都听过而且都喊过……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农场的人们又不敢说，于是纷纷都夸他们两口子思想真进步，对领袖真忠诚。
我说了，人类居住的情形和豪猪类似，远了太寒冷，近了刺扎得肉疼。这个度实在太难以掌握了，总体说来，这将和具体居住者的个性有关。比如说你是芙蓉姐姐，那你太适合住大杂院了，你将有机会每天在大院里真人直播自己的生活细节和隐私，活蹦乱跳的做国色天香S状；如果你是诗人海子，那你只适合住在昌平某仓库改装的房子里，最后孤独地死去。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凡人，住的地方很难由己愿，都被开发商忽悠着过日子。
我相当不同意“中海名城”的格局，这个外表清新动人的楼盘有两处致命伤，一是日后交通会异常堵塞，二是它几乎就是一个大杂院，上千户人家挤在一个没有隔断的院子里，总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小时候大杂院的翻版，特别适合老百姓晚饭后穿着拖鞋剔着牙花出来东家长西家短的，说：“哎呀，昨天晚上我听到陈二娘家又打架了，连茶几都整翻了”，等等。
在这一点上，“置信丽都”就相当人性化，它把整个小区分隔成四个彼此独立的区域，每个区域不超过四幢楼，这有效制止了人流如织的可怕情形；但丽都也有一个败笔，它的C区搞了一个所谓“空中花园”，说穿了就是每家有一个硕大阳台可以种花养鱼，一度让有拨特希望回归大自然的家伙心仪。但问题是，要养花种###可以买别墅，不济也可以买底楼，为什么要搞得11层楼层层都像苗圃专业户，充斥着复合式肥料的臭味不说，还特招蚊子。这种设计违背了阳台的初衷，阳台是用来采拮阳光的，不是用来搞蚊蝇天堂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海子有那么美好的理想，但遭遇了那么糟糕的现实。现实是，房产商要么在真空中把你弄得很孤独，要么在人潮里把你弄得很烦躁，你就想像豪猪那样寻找一个合适的距离都不行。
来个“自然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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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来，人的生活质量是越来越差了。人在刚刚从树枝上下来时，直立着双腿，屈伸着前臂，想吃果子吃果子，想在草地上打个滚就打个滚，两眼澄明无邪，遇到路过的母类人猿就欣喜若狂，鼻翼微歙，情商较高的兴许还噙着双指打个唿哨。
最关键的，那时候人（猿）们有很多的“自然醒”，除非遇上猛兽来犯，他们都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两眼睁开时就是花香鸟语，没有心事，没有官司，没有同事之间的猜忌和老板的欺轧，当然也不会有每个月烦人的按揭款子。所以我认为科技进步的功德没有人类想象的那样伟大，我曾经的朋友兼优秀的乐评人张晓舟就有句名言：“科技让我很麻烦”，科学技术可以让我们拥有3G手机、拥有航天飞机、拥有网络迅驰，这一点很牛逼，但也很###，###的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些科技成果而心情舒畅，反而沉重烦躁无比。比如说远古时代的人类就没有像我这样每周一早晨为交居周刊的专栏而突然惊醒的，编辑高燕总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睡眼惺忪的我说：“为了广大购房者，你少睡会儿嘛”，其实我知道，广大购房者并不那么待见李承鹏，我们唯一的共同追求可能就是能够经常来个“自然醒”。
我来解释一下所谓“自然醒”，它是作为动物最天然的权利，但成为现代人类后被无情剥夺了。比如说我的朋友，居周刊的策划者老朱，作为滚滚红尘中一粒沽名钓誉的分子，每天早上都是被一阵疯狂的电话铃惊醒的，要么是上司的责骂，要么是下级的求助，要么是银行的催款，要么是女儿的老师要他去趟学校，有一次甚至是“芙蓉姐姐后援团”邀请他去参加网络答辩……老朱很可怜，这个当年有一把齐秦式长发的男人，现在每天起床都会在枕头上发现一大把头发横陈得怵目惊心，然后抹很多的摩斯水在越来越秃的头顶上假装很精神的样子再战红尘。
在现代居住中，更多的是挑剔住房的硬件，但很少重视精神领域的品质，作为住房，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能让你睡个好觉，安稳、祥和、不要因工地上野蛮的卡车或邻居家婆媳纠纷而醒来。昨天和陈家刚先生吃饭时谈到一个话题是关于卧室尺寸的：不能太小，太小就会让你感觉像住鸟笼，醒来后压抑的感觉十分的不好；也不能太大，现在有些暴发户以为大卧室代表着身份，但就连刘晓庆阿姨都说过：“吃不过三顿，睡不过三尺”，太大的卧室很空旷，作为穴居动物的传人，醒来后会有被遗弃在荒野的印象，很恐慌，非常不利于“自然醒”。这一点法国人最好，他们把卧室分为四大块，睡眠区、梳妆区（衣帽间）、洗浴区、入厕区。睡眠区只占整个卧室的三分之一强面积，而且不能超过二十五平米。所以法王与蓬皮杜夫人的很多浪漫故事也就顺利发生了，要是在中国式卧室里，只适合发生“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凶杀案。
睡觉本来是补充体力、调整思路、忘掉烦恼的地方，现在却成为让你做恶梦的地方，至少早上在起床时就像受过一次刑，再睡三分钟，再睡五分钟，再睡到下一个电话响起，当你与床铺讨价还价时，起还是不起，这真他妈是个问题。
人民有“自然醒”的权利，但开发商总是从利益最大化来考虑，所以现在所谓“大盘”越来越多，恨不得一个楼盘就装进去二万人住，那天我给住在“中海名城”的哥们说“这个小区太大太杂了”，但哥们还年轻，他现在需要的不是优质的睡眠而是激越的活动，所以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型区域”。乖乖，在国外，这样宏大的社区极为罕见，因为国外开发商较有人性，他们怕这样的社区容易引发邻里官司，同时也认为自己的主业并不是生产罐头。
理想主义的境界很难实现，但像柳永柳三变那样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错，因为这至少符合人的真性情；而诗人海子的“早晨是一只花鹿，踩到我额上……世界多么好”则是很远古情怀的意境，但可惜的是，现在我们醒来不是抚到一只可爱的花鹿睁大眼睛傻乎乎看着你，而是惊慌失措地在枕头下抓找该死的手机，以查看未接电话和短信息。
人生真的很无助，区区一个“自然醒”，竟如此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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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铁，剧情需要
演《巴黎，最后一班地铁》时，我还小，所以只记得好像是一个女人在最后一班地铁等待一个男人，最后等没等到我记不清，只记得那种等得海枯石烂的感觉很骚情，我们班那些胸部开始微微隆起天天抄看琼瑶、席慕容的女生们，从影院出来时纷纷眼睛红红，像一只只小白兔。
上演吕克·贝松的《地铁》时，我正过着暗无天日的加班的日子，每天穿梭于北京苹果园至石景山的地铁干线中，只能遥想品味大师导演的作品然后继续像一个农民工般苦苦挣扎；还有《黑客帝国》，也有地铁，不过我必须承认我没看懂，只是觉得电影里“从此站到彼站”的演绎有违我们中学物理老师教给我们的时空道理。
无论如何，地铁是如此的让我认为它是生活的一种标准，一种很文艺的标准，一种很白领的标准，如果说“小姐出的汗是香的，焦大的汗是臭的”，那么挤公交车的汗是臭的，坐地铁出的汗是香的，地铁，也是一种阶级了。
所以，虽然我和“老朱”间存在若干严重分歧，但在地铁这个问题上却是惊人吻合的，那天“老朱”目光怔怔地看着《成都晚报》某版，声情并茂地说：想不到我老朱也有今天。老朱以为，作为一个成都人，平生所恨就是常居地没有一条地铁线，这让他在上海丈母娘那里很没有面子，丈母娘每次到成都就会说：我姑娘跟着你算是受尽苦头了。没有地铁，成都只不过是西南最大的一个县城；有了地铁，老朱就可以不让丈母娘她姑娘饱受公车之苦。老朱谋划，在2010年成都首条地铁线开通之时，他将在消除阶级自卑感的前提下邀请丈娘坐上一整天，并铺红地毯。
地铁很文艺。前几天我去韩国采访东亚四强赛，每天坐着地铁前往赛场和驻地，每天都幻想着《我的野蛮女友》的情景出现，突然出现一个寻死觅活的全智贤，我会义不容辞地冲上去把她从地铁的死亡线上拉回来，再展开一场极其重要的感情——当然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浪漫，反而是那天我想着全美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