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卫生的大娘早上9—10点肯定敲门（哪怕你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如不开，大婶会迈着大脚径直闯进来弄得砰砰作响，把天光全放进来，把浊气放出去，并用大概是石家庄郊区口音说：“快起床，不要影响我们打扫卫生。”
中国足协常在此开会，一方面是因为这里离足协很近，另一方面我怀疑是因为这儿的保安人员够猛——很多次，他们都要和记者干架。最有趣的一次是10月18日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保安人员在二楼会议室外用餐椅板凳隔出隔离带，生生把记者们分成二片，“进去的不准出来，出来的不准进去”，这句台词很像当年描写抗日战争的一部片子《野火春风斗古城》，不过那条命令是鬼子对付八路的。那天有个记者待在内区很久了，内急，请求穿越“封锁线”出去小便，保安大喝一声：“不准动，憋急了也不准动！”
“大宝饭店”的革命觉悟真是高，这使得中国足协很爱它，它也因为近10年来的中国足球风起云涌，成为见报率最高的一家酒店。
忘了交待一下房屋基本结构：共7层楼，一楼是大堂兼酒吧、餐厅——大堂沙发总有身份不明人闲坐，曾经出现过一外国疯子，逢人便拿出一张纸片要求借手机一用，并号称自己有钱付手机租用费，号称要打给广东某干部，据说外国疯子是某外国教练的表弟；酒吧里永远是两个目光呆滞的女服务员，严肃而愤怒地面对客人，脸上像长了沙尘暴；餐厅的饭很难吃，老往川菜里放不合时宜的糖，而且一切菜等似乎都放大蒜。
二楼是会议室兼包房，商务中心，但商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午、晚餐时会锁门离去。三到七楼是客房，泛黄的墙纸、纸缝通通翻出毛边，地毯颜色昏暗，但每行三、五步便可以看出上面有可疑渍迹横陈；卫生间的热水一般要放3分钟才会流出，有铁锈味，马桶易堵，且冲水声几逾丰水期开闸放水；电视机遥控板不灵，电池也经常被客人偷走。
中国国家队在打了败仗或低调出征时经常住在这里，江津、安琦等几个大个子很痛苦，因为床位太短太窄，使得长脚板往往伸在外面，长手臂经常拖到地面，我怀疑，中国门将常常莫名摔跟头、莫名脱手就因为此。
那天打电话到总台订机票，订票小姐口气生硬，对我反复查航班要求很不耐烦，而且她居然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刹那间说了一句：“真他妈烦人！”一根筋的我致电经理要求解释，被告知“经理不在”，并迅速又被告知“总经理也不在”，一会儿订票小姐在我强烈要求下上楼来道歉，一脸玩世不恭，“我这就给先生您赔不是了，我不该说脏话，您别生气啊，不就是为一破机票的事儿吗？真他妈事儿事儿的！”我晕。
中国足记在这家三星级酒店里写出很多五星级大稿，米卢在这里向女记者面授机宜，阎世铎在这里密议“打假打黑”，徐明在这里拍桌子怒斥郎效农——大宝饭店，为中国足球做了贡献，也靠中国足球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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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豪
Marriolt——我不知道我这个英语很烂的人是否写对了这个昂贵的单词，反正它在中国的译名是“万豪”，很有档次的连锁酒店。在欧美Marriolt是比“假日”比“希尔顿”比“诺芙特”等中国人熟知的洋酒店档次都要高的商务型酒店。
2002年8月至9月，我在利物浦“万豪”住了两个月，因为李铁、李玮峰在这里住，他们加盟了埃弗顿队，还没租到房。按埃弗顿的惯例，在外援没租到自己的房时，俱乐部应在利物浦市最好的酒店免费为新外援提供住宿。
其实国外很多知名酒店都修得矮矮小小的，有些看上去还很陈旧，不像正处新兴建设运动中的中国，连“假日”这样的中档酒店都会修得高耸入云、富丽堂皇。利物浦“万豪”酒店只有8层楼，从外观看上去更像一座大学的办公楼或某处博物馆，大堂也不奢华，仅供小坐和订房，只有成都“锦江”的1/2，只有广州“假日”的1/3，只有北京“昆仑”的1/5，但它在大堂用了很多优质木材装饰，少了“喜来登”这样的酒店偏好大理石材带来的“暴发”感觉。走入用樱桃木、黄梨木装饰的大堂，踩在生产于1902年的阿富汗旧地毯上，大堂吧墙上还挂了一幅描绘克伦威尔革命时期的油画，那种暗暗的、暖暖的、旧旧的感觉，是一种格调。
英国人不太喜欢在公共事务接待上启用漂亮小女生，那是中国人最擅长干的，瞧上去让人心旌动荡魂不守舍，但偏离主题。利物浦“万豪”大堂所有接待人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就像冯小刚贺岁片《大腕》里所说的“戴着白色假发的老管家，一口伦敦腔”，当然没那么夸张，但这家酒店给人一种信任感，有个叫杰茜卡的是大堂经理，她是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的中年妇女，她坚持每天让人送来“消费单”，让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消费余额，第二个星期杰茜卡专门上楼对李铁、李玮峰说：“因为你们是长住客人，所以尽量不要动用房间冰箱里的饮料，那样太昂贵，酒店出门往左有超市，你们可以去那里购足所需饮料。”不是因为李铁、李玮峰是远道的中国客人她才这么干，酒店对于长住客都会做出这样的劝告，在英国，浪费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
和“大宝饭店”不一样的是，“万豪”服务员绝对不可以打扰客人休息，那种早上10点半某大嫂破门而入开始大张旗鼓搞卫生的情景是不可能出现的；隔音极好，窗玻璃都是双层的，酒店告诉我们，“这是利物浦本地法律规定的，凡当街的建筑必须采取足够的防噪音设备”，工业革命让英国受益也受害，据统计，在利物浦历史上因抗议工业污染、噪音和环境戕害的游行高达1361起。
肯定听不到“大宝饭店”那种隔壁传来的异响和清早大街上尖锐响起的“炸油饼了！”，我至今有失眠和怕呦喝的毛病，都是长期在大宝住害下的。
电视机很小，可能只有20英寸，在《格调》一书中，电视机过大被视作贫民甚至赤贫的标志。
每层楼的电梯出口处都会有一部免费饮料机，有洁净的冰块和橙汁提供，用完了会有人在十分钟内补充上来。这让五个中国人很高兴。但不久我们这个楼层就每天只提供一次了，因为我们太能喝。但这难不到我们，因为我们不厌其烦地可以每天噔噔跑到上一层楼甚至上上一层楼去取饮料。
酒店对中国人一直很友好，但有一件事情双方都很不愉快。因为远到异国他乡，所以我们几个都使用电热杯、电热锅，平时煮个方便面、鸡蛋什么的，而且同行的一个记者还带来一箱“老干妈”辣酱和一罐臭豆腐。后来酒店忍无可忍，总经理亲自跑上来和我们严正交涉：
一、使用电热杯有违安全而且会破坏酒店观瞻；
二、“中国鱼子酱”味道太浓烈，已让酒店的气息变得很糟糕。他不知道“老干妈”和臭豆腐，只能用“中国鱼子酱”来说明。
我们说：“一、既然房间我们包下，外人也不能干涉我们的电热杯是否有碍观瞻，而且110伏的电压很安全；二、‘老干妈’‘臭豆腐’是中国人饮食习惯，与环保概念无观。”
但总经理很执著，三天两头跑上来交涉，他说有客人已经投诉“楼道里有异味了，怀疑是否有人携带宠物进入酒店”，他甚至搬出大英法律说这种食品不符合海关食品进出条例，有可能导致不适宜微生物泛滥。
我靠，我当时想起“大宝饭店”，有人搬来两车山东大葱都没人投诉，一罐臭豆腐怕什么？英国佬太装圣贤了吧！但没有办法，最后包括李铁、李玮峰在内的我们一行五人，被迫清洗所有有违大英法律的食品，同行的阿三戚戚哀哀地看着“老干妈”被密实包进垃圾袋里运走，转过头来吼了一句：“我想念敬爱的大宝饭店。”
圣诞住店
圣诞节，我曾三次在圣诞节住店。
1999年圣诞，被成都商报派往俄罗斯采访。那时商报搞了个很盛大的“新夸父行动”，在全球24个时区派记者采集世纪之交第一缕阳光，属于我的时区是俄罗斯，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荡，所以有种很酷的感觉。我住的店很难叫酒店，它叫“青年公寓”，属于典型的莫斯科外来人口投宿的低档聚集地，现在想来估计以车臣人居多，因为除我之外眼神都狠狠的，且无比仇视俄罗斯当局的样子，每晚看着俄语电视台新闻就高举拳头直嚷嚷。当然我一句没听懂。
店东是中俄混血儿，和大部分旅居海外的华侨一样，勤奋而抠门、聪明而狡猾。他混得不好，我的到来让他欣喜，因为我除了提供给他400美金住宿费外，还有600美金翻译费，外加一箱康师傅方便面。作为回报，他答应我一起过俄罗斯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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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属于东正教，人民重视圣诞节，那天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我们正在“红场”附近，电视上一宣布，人民都高喊“乌拉”——他们早就对叶利钦不忿，因为叶利钦没能让他们有更多的面包和黄油，为了以示庆祝，人民拿出积蓄买了很多圣诞树点缀上彩灯，在这个动荡贫穷的国家，满大街的“波罗乃茨”车顶上都捆着圣诞树回家，地铁站里很多喝醉的人高喊着新领袖普京的名字，普希金广场上搞了隆重的圣诞活动——但一看就知道缺钱，因为桌上的火鸡很小很小，像只麻雀。
我住的“青年公寓”也搞了活动，每人发了一杯伏特加酒，来自乌克兰的大娘说了一串听不懂的祝贺词后，场面就乱了，很多人开始抢酒喝，很多人喝了就痛哭流涕，房东送了我一顶帽子，我当时感谢了他，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离开时才知道这暗中已被收费了10美金。
那一天，隔壁莫斯科大学发生大火，烧死很多学生。
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过圣诞，感觉不好，房东老打呼噜，而且磨牙，隔着墙我也分分钟听得见，圣诞那夜，他喝了很多酒，我买的，醉后以头撞墙，用中俄两种语言大骂他的前妻。我有点怕，一夜紧握从国内带去的水果刀。
2000年圣诞，我在香港。那时候张国荣还没有从文华酒店往下跳，那时候香港正开始从金融风暴中渐渐呼吸，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非典和禽流感，所以香港人民还敢大吃特吃火鸡。
香港圣诞的气氛很浓，这个弹丸之地的人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像“职业动物”一样活着，受着老板、资本家的压榨，心理很扭曲，所以圣诞节成为一个发泄的机会。
首先是购物，铜锣湾的“SOGO”、“时代广场”成为3折或4折大潮中的天堂，香港人民举着信用卡把天堂变成屠场，购物是一种心态，在香港，在圣诞节的香港，购物其实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成为对残酷生活的一种报复。那天在“时代广场”见着了刘嘉玲，戴着墨镜，拎着大包小包，身后的马仔拎着更多的大包小包，但在这样疯狂的购物大潮里，没人会理会一个明星，何况她当时还没有出演让人很过瘾的《无间道》。不久，《东周刊》就爆出刘嘉玲那起受虐裸照事件。
圣诞真美好，香港好残酷。
我们住的酒店在平民区，酒店有个教堂，附近的人们那天都来唱诗，样子很温馨，有趣的是，他们的唱腔中太重粤语味儿。我问一个小孩，喜欢圣诞还是喜欢春节，他说：“春节好老土哦……”
2002年圣诞，我在丽江，住在一家叫“水凌凌激”的客栈，怎么听都像“冰激凌凌”。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庞大的人群把一幅宁静悠远的山水画变得糟糕无比，这一年的圣诞，丽江已变得满目疮痍。有个来自北方的退休老干部艺术团住在我们客栈里，天天唱二人转，老男老女眉目传情，自以为回到了三十年前，但样子却狰狞得吓死人。
平安夜很冷，客栈老板娘端来一盆绝对古老的铜火盆让我烤手，并且送了几个芋儿埋在炭灰里，那是能永远记住的温暖，我当时正处在人生一次痛苦的大抉择中，钟声响起的时候，剥开芋儿吃了一口，觉得人生变得很简单。
自己的骨头熬一锅理想的靓汤（1）
人的一生其实是被理想折磨的一生，特别是居住，要还是猴子，找棵大树找个山洞群居就行，只要第二天早上还没被雷电烧成熟食或被剑齿虎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叨走，就是真正的居住幸福。
小时候被一部片子感动得泪流满面——《聂耳》，由赵丹主演的这部片子有一个情节：被革命和爱情双重驱动的男主角，于一个静谧的夜中把脑袋伸出上海的某处小阁楼天窗外，拎着小提琴（那时很小资地叫它“梵阿铃”）开始演奏《幸福狂想曲》……阁楼、梵阿铃、静谧的夜、细雨如丝、澎湃的年轻音乐家——我发誓，当时我决心拥有这样一处小阁楼，总之它给我的感觉如此之好，如此地代表着还未成功（但必将成功）的爱情与革命，那真叫浪漫。
很久以后我才想通，上海滩那些个小阁楼非常潮湿非常容易得关节炎非常肮脏非常地容易遭到老鼠的袭击，而且把头伸出阁楼天窗外拉梵阿铃不现实，革命与爱情还没成功，隔壁家老阿姨的洗脚水就会泼将过来。
大学报到那天我很激动，不仅因为我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很光宗耀祖，而且我可以在集体寝室里与众室友切磋一切可以切磋的人生理想，包括尽情打麻将。大学宿舍，虽然多么“象牙”的一个称呼。
但寝室里良莠不齐，先是老四偷了老二的打火机被老大扇掉门牙，后是老三另立山头向老大叫板，然后大家在一个闷骚躁动的夏天后开始找女朋友，我们那著名的团结的健康向上的316寝室名存实亡。大三那会儿，因寝室卫生条件太差（有一盆洗脚水至少2个学期没人倒了），本寝室成为甲肝的传染源；等肝炎被校方及时扑灭，又有两个室友因打麻将屡教不改而被开除……
成都“五大花园”热销时，我借钱买了一套170多平米的复式楼，虽然这种所谓“花园”离市区足有一个小时路程，但这已使人生的居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