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政府依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去办理贷款业务，那政府根本没有必要涉足这一行，去做私营机构已经在做的事。不过，政府一向是以不同的标准行事。政府之所以涉足贷款业，就是要向那些从私营机构借不到钱的人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私营放贷者不肯拿自己的钱去冒的风险，政府却愿意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这种措施的支持者也承认政府放贷的坏帐率高于民间放贷，但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有借有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加上大部分有借无还的人所增加的产出，在抵消坏账损失后仍有剩余。
这样的辩护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一类短视行为。只有当我们将关注点锁定在政府资金的借款人，而忽视那些被政府的计划剥夺的人的时候，那些狡辩才貌似成立。政府真正借出的不是钱，而是实体资本，钱不过是交易的媒介（前面已经提醒过，我们稍候再谈信用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效果）。政府真正借出去的是农场或拖拉机本身。农场的数目有限，拖拉机的产量也有限（只要不是牺牲其他产品去生产过剩的拖拉机），那么政府把农场或拖拉机借给某乙，就没办法再借给某甲。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是某甲，还是某乙，应该得到农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较某甲和某乙的优势所在，以及他们各自对生产有哪些贡献，或者有能力做什么贡献。如果政府不干预，某甲会得到农场。当地的银行家和邻居都了解他，知道他的过去。毕竟这些有钱人也在为自己手上的资金找出路。他们知道某甲是诚实守信的人，言出必行，值得在他身上冒险。也许因为某甲实干、节俭、有远见，攒下的钱已经足够支付农场四分之一的价款。其余四分之三的价款由人们贷款给他，某甲就得到农场。
但凡认为用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人，都有个奇怪的想法，以为信用是银行赋予某个人的。事实恰恰相反，信用是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个人有信用，或许是因为他拥有资产的现金价值大于他想取得的贷款。或许是因为良好的个人品行让他获得了信用。而是一个人本身具备信用，银行才愿意借钱给他。银行家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借钱给别人，他需要得到偿还的保证。银行只是把借款人的资产或信用从流动性较低的形式转换成流动性较高的形式而已。有时银行也难免失误，这样一来，不但银行家自己受损失，整个社会也会受损失，因为借款人没能创造出应有的价值，资源被浪费了。
可以看出，具备信用的某甲是银行愿意借钱的对象。但抱着施舍心态的政府更关怀某乙的处境。缺乏信用的某乙没办法从私营放贷者那里取得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他没有储蓄，一无是处，靠领救济金生活。提倡扩大政府信用的人争辩说，为什么不借给他足够的钱，帮助他买农场、买骡子、买拖拉机，帮助他立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呢？
这样的争辩正是基于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第二类短视行为，把钱借给某乙们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源会被他们浪费掉。上述争辩就个别的案例来说或许行得通，但整体而言，按政府的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风险显然高于按私营放贷标准选定的信贷对象，因为某乙们的坏账率更高，而生产率更低。可是，获得政府贷款的人将买到农场和拖拉机，本来可望获得私人贷款的人就反而得不到。政府信贷导致利率上升，农场的价格上涨，甚至导致邻近地区也没有剩余的农场可买，某甲的处境会更加艰难。结果是，某乙有了农场，某甲却被剥夺了拥有农场的机会。这样一来，政府信贷所造成的净效果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当地所能创造财富，因为可用的实体资本（由实际的农场、拖拉机等构成）没有交给效率更高的、值得信赖的人，而是落到了低效率的借款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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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农业，再来谈谈其他的商业形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政府信贷的谬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提出这样的议案：政府应该承担起“私营产业承担不起”的大风险。这意味着应该准许政府官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做那些没有人会用自己的钱去冒险的投资。
这种政策会带来很多弊端，例如徇私舞弊，借钱给亲朋好友，或者收受贿赂等。人们谴责腐败，更反对投资不当，那会让纳税人的钱有去无回。这种情况还会增加对社会无益的要求，他们会问，既然政府需要承担风险，那为什么不应该同时享有利润？让纳税人承担风险而让私人资本获利，这样做有什么道理？后面会谈到，政府对农民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正是出自这种无益的要求。
让我们暂且略过上述诸多各种弊端，只谈政府贷款的一种后果：浪费资本和削弱生产。政府信贷会把可用的资本丢进糟糕的计划中，充其量也是丢进好坏难断的计划中。政府信贷更可能把资本交给能力比较差、或者比较不可靠的人。可是在任何时候，实体资本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别于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货币资本），交到某乙手中的东西，就不可能再交给某甲。
人们希望把自己资本用于投资增值，但投资一定要谨慎。对于私营放贷者而言，他们当然希望最后能连本带利收回投资。因此，大部分放贷者把钱投下去之前，都会预先仔细审查投资计划，仔细衡量获利的预期和亏损的几率。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犯错的可能性小于政府放贷者。理由如下：首先，借出去的钱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别人自愿托付给他们的。而政府借出去的钱却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不需要顾及纳税人的个人意愿。私营放贷者希望自己获利，他们期望借款人能生产市场上有需求的东西。而政府投钱则围绕着诸如“创造就业”之类的模糊目的，并且，越是投向低效率项目——也就是相对于产出所雇用的人数越多——此类投资提案反而越有可能被采纳。
其次，私营放贷者是经过严酷的市场筛选胜出的。经营不善就会赔钱，再也拿不出钱借给别人。他们只有经营得很成功，才可能有更多的钱借出去。因此，私营放贷者（除去通过继承遗产获得资金的一小部分人）经过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反观承办政府贷款的从业人员，不少只通过公务员考试，只知道如何用假设的方式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们不仅善于找来最动听的理由把钱贷出去，也善于在贷款出问题时，找来最合适的借口以推脱责任。不过最终结果却不会因此改变：私人贷款比政府贷款更能充分运用现有的资源和资本，政府贷款与私人贷款相比会浪费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总之，与私人贷款比较来看，政府贷款会削弱生产，而不是增进生产。
总的说来，主张政府对民间的个人或项目放贷的提案，往往都只看到某乙而忘记了某甲。它只关注从中获得资本的人，而忽略了那些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资本的人。它只看得到有政府贷款注入的项目，而遗忘了无法获得资本的其他项目。它只关心某个群体的眼前利益，而不管其他群体的损失，以及整个社会的净损失。
我们同样强烈反对为私人企业或个人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和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尽管这些活动比政府直接贷款和提供抵押贷款更具隐蔽性。主张政府担保抵押贷款的人，同样忘记了实际借出的终究是有限的实体资本，如果扶助了看得到的某乙，必然会牺牲看不到的某甲。政府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尤其是免首付款或首付款很少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可避免会发生更多的坏账。政府强迫全体纳税人去补偿这些损失。鼓励人们去“购买”自己其实负担不起的房子，最终造成住房供给相对过剩。过度刺激楼市，会使得每个人（包括以政府担保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的人）负担的房价升高，甚至可能误导建筑业过度扩张，最终结果将是各方损失惨重。从长期来看，政府信贷并没有提高国家整体的生产，却鼓励了不当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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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篇处提到，政府拿钱“扶持”企业，其实和政府征敛民财一样可怕。这个说法，除了适用于政府办理的贷款，也适用于政府的补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必须先从企业身上取走某些东西，才有可能借钱给企业，或者给企业其他东西。我们经常听到新政支持者和其他的中央集权论者吹嘘，政府在1932年及其后一段时间，通过重建金融公司、住房业主贷款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来拯救濒临倒闭的企业。但要是政府不在事先或事后征敛民财，它哪里来钱给予民间财务援助？政府的全部资金都来自税收。即便是备受推崇的“政府信用贷款”也是以债务可以通过税收偿还为前提。当政府向企业提供贷款或补贴的时候，等于是对经营成功的私人企业征税，然后拿钱去扶持经营不善的私人企业。在某些紧急状况下，这么做或许可取，不过从长远和总体来看，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实际效果也的确如此。
第7章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让我们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 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发明人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军队出动，领导暴乱的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绞刑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表述略显牵强），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4倍。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的航运业十分兴盛，仅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但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陷入沉思，想不通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是悲观地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是未来经济的一大顽症。”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