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货币收入已经增加30％的时候，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价格还未上涨。到B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20％时，物价平均上涨仅为10％。但是当C群体的货币收入增加10％时，价格已经上涨了15％。当D群体还没有等到货币收入增加时，他们所购买产品的平均价格已经上涨了20％。换句话说，货币收入在通胀前期增加几类生产者，会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或工资上涨而获益，但是货币收入在通胀后期才得以增加的几类生产者，则必然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蒙受损失。
假设几年后通货膨胀暂时停止，最终结果是货币收入平均增加25％，价格平均涨幅也相同，每个群体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这么多，每个群体所生产的产品都上涨了这么多。但是，这并不能掩盖过渡期间各个群体的获利和损失。以D群体为例，尽管在最后阶段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也上升了25％，而他们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也只是和通货膨胀开始前完全相同。但在通货膨胀期间，在该群体的收入和产品价格还没有上涨时，该群体不得不多花30％的钱向A、B、C等其他的生产群体购买产品和服务，这些损失将永远得不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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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我们的核心课程的又一例子。它或许能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给享受特别待遇的群体带来利益，但这一定会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且就长期而言，它会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即使相当轻微的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生产结构。它会导致一些产业过度扩张，迫使其他产业萎缩萧条，以此误导资本配置并造成浪费。当通货膨胀停止或减弱时，那些被误导的资本投入（形式可能是机器、工厂或写字楼）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回报，并很有可能损失大部分的价值。
通货膨胀一旦启动便不受控制。我们不可能引导其平缓温和地结束，我们无法扭转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甚至不可能在预先设定的时点，或在价格上涨到预先设定的水平而让通货膨胀暂停。靠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无法驾驭通货膨胀。那些能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必然坚持继续维持通货膨胀。当有人主张让价格上涨并固定在25％最好，就有人进一步主张，价格上涨50％，带来的好处会翻番，更有人坚持价格上涨100％的好处将是四倍。
此外，我们不可能控制通货膨胀下的货币价值。前面谈过，货币价值绝不是靠机械推导能得出的。比方说，你不可能事先计算出，货币数量增加100％，则单位货币价值下跌50％。我们也说过，货币的价值是由持有者的主观价值认定的。而价值的认定，不仅取决于每个人持有的量，而且也取决于货币的质。例如，战争的胜败将决定参战国货币汇率的涨跌，这与货币数量关系不大。货币的当前价值往往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货币数量的预期。还有，每个人对货币价值的认定，不可避免地会参考其他人对货币价值的认定，就像对待投机性交易所里面的期货商品一样，彼此的判断会相互影响。
所有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单位货币价值下跌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比货币数量正在增加或者能够增加的速度。到这个地步，那就是灭顶之灾，整个通货膨胀的计划就此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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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热情从未消失过。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别国的失败为前车之鉴，也没有哪代人能从前人的苦难中吸取教训。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都沉迷于相同的幻景。每次都伸手去摘死海的苹果，一到嘴里便化为一团灰烬。通货膨胀的特质让人们幻化出千百种错觉。
当今社会主张实施通货膨胀最顽固的论调，是认为它能“使产业之轮运转起来”，能把我们从产业停滞和资产闲置的白白损失中拯救出来，进而带来“充分就业”。这套说法的原型仍就是混淆金钱与财富。它假设通货膨胀能带来新的“购买力”，而且新购买力产生的影响会向外扩散，好比一颗石头丢到池塘里，掀起阵阵涟漪那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对特定产品的实质购买力是由其他许多产品组成的，它不可能只靠印刷更多我们称之为美元的纸张，就能神奇地提高。交易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是某甲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去交换某乙生产的东西。*
通货膨胀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经营的关系，进而能借恢复经营利润来盘活闲置资源，鼓励恢复生产。
整个事情已经摆明：把难以为继的工资率降低，是更直接和更诚实的做法。但是久经世故的通货膨胀支持者声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行不通。那些通过直接调降工资率来降低失业率的提案，甚至被他们指控为 “反劳工”。但是他们本身提出的计划就是在欺瞒劳工，就是通过价格上涨来降低劳工的实质工资率（即以实质购买力表示的工资率）。
他们小看了经过千锤百炼的劳工；大工会都聘有专业的劳动力经济学家，所以劳工不容易被蒙骗。鉴于此，通货膨胀政策似乎既无法达到其经济目标，也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但是，工资率却会因为工会的强势而得不到矫正。大工会不会自己降低工资率，他们反而会坚持依照生活费用的增幅调升工资。如果各大工会都这样做，那么价格和重要工资率之间不合理的关系就会继续存在。事实上，工资率的结构甚至可能变得更不公平——众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率在通货膨胀之前本来就不高（甚至可能因为遭受工会排挤，而被压得过低），而在物价上涨的过渡期间，他们的处境将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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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老练的通货膨胀支持者一点都不坦白。他们并没有开诚布公地阐明问题，到头来甚至把自己也愚弄了。他们也开始大谈钞票，好像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这就跟那些妄想靠印钞创造财富的无知者没有两样了。他们甚至努力去论证一种“乘数”（multiplier），来证明政府每印制和开销一块钱，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很神奇地增加好几块钱。
事实上，他们使公众的注意力从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上移开了。大多数时候，萧条的真正原因是工资成本价格结构失调：工资与价格失调、原材料价格与产成品价格失调、价格之间彼此失调、工资之间彼此失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失调消除了生产的动机，甚至使得生产无法继续；并通过交易经济的有机关联，使这种不景气向外扩散。一直要到这些失调被矫正，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才会恢复。
通货膨胀有时的确可以起到矫正这些失调的作用，但这是一种轻率而危险的手段。这种矫正手段靠的是错觉，而不是开诚布公。它给每一经济过程罩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欺骗了几乎所有人，包括那些受其害的人。我们都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收入和财富。这种心理惯性十分强烈，就连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也不容易摆脱。坚持用实体产品和实质福利来看待各种关系很不容易。当我们听到，国民收入（以货币计量）比通货膨胀之前增加一倍，谁不会觉得更富有更骄傲呢？原先周薪75美元的小职员，现在能拿120美元，他也会觉得比以前更强。他当然能感觉到生活费用涨得厉害，但是他并没有充分觉察到自己的真实处境。虽然同样是实质购买力降低，他无法接受生活费用不变而工资调减的事实，但是他会欣然接受工资调增而生活费用上涨的事实。通货膨胀有如自我暗示、催眠术、麻醉剂，可以减轻手术时的痛苦。通货膨胀也像鸦片，吸上一口，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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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通货膨胀的政治功能。因为通货膨胀能混淆了所有事情，所以一直被当今的“计划经济”政府所利用。例如我们在第四章谈到，有人鼓吹靠推动公共工程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现在我们知道那种说法是错的。我们说过，如果投入公共建设的钱是靠税收，那么政府公共工程上多花一块钱，供纳税人自己支配的钱就会少掉一块钱；公共工程每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毁掉一个私营部门的工作机会。
但是如果公共工程的支出，不是靠税收来买单呢？假设它是用赤字财政来支付的，也就是说，来自政府借债或者印刷钞票。那么，上一段所说的一得一失的结果似乎就可以避免。有人可能说，这种公共工程是靠“新的”购买力创造出来的，纳税人的购买力并没有被拿走。整个国家似乎并未花费任何代价，却神奇地得到了某些东西。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要去考察这种做法的长远影响。政府欠下债务，总有一天是要拿纳税人的钱去还的。并且政府不可能无限期累积债务，这样做，总有一天会破产，就像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说的：
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公公道道完全偿还了的实例，我相信几乎没有。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说是曾经全然解除过，那就老是由倒账解除的，有时是明言的倒账，常常是假偿还，但没有一次不是实际的倒账。
但是当政府开始偿还其因公共工程累积的债务时，征收的税收必定大于财政支出。因此，以后它毁掉的工作机会，一定比它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过重的税负不仅会削弱购买力，而且会打击或者毁掉生产积极性，从而减低国家的总财富和总收入。
避开这种后果的惟一方法，是假设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只在经济萧条或“通货紧缩”期间才花钱，并在经济欣欣向荣或“通货膨胀”期间赶紧把钱还清。这只是极力倡导政府支出的人自欺欺人的妄想。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从来不这么做。考虑到这种运作的政治压力，考虑到经济预测如此难以捉摸，政府不可能这么做。赤字支出一旦启动，就会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这种利益会促使赤字支出一直实施，而不会顾及由此造成何种负面影响。
如果政府不打算偿还累积的债务，而借助通货膨胀来应对，其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只获得而不付出。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种税收形式，而且可能是最邪恶的形式，支付能力最低的人，负担通常最沉重。假设通货膨胀对每个人和每样东西的影响均等（我们知道这绝不可能），那就相当于对所有的商品征收单一税率的销售税，对面包、牛奶、钻石、皮衣征收的税率相同。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对每个人的收入征收单一税率的税，没有人能够例外。它不仅对每个人的支出征税，而且对他的存款和人寿保险也征税，也就是是单一税率的资本税，穷人缴纳的税率，和富人一样高，没有人能够例外。
但是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知道，通货膨胀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有些人的苦难比其他人更深重。通货膨胀本身是一种不公平的过程，穷人所承担的税负通常比富人重，因为穷人的财力不比富人，无法通过投机购买实质资产来保护自己。通货膨胀这种税，不是税务稽征机关所能控制的。它无孔不入。它可以任意施加税率，谁也无法事先确定。我们知道今天的税率是多少，却无法知道明天会是多少；等到明天，又不知道后天将是多少。
和所有税收的影响一样，通货膨胀这种税收也决定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服从的经济政策。它不鼓励谨慎节俭的行为，而鼓励各种挥霍、赌博及其他不计后果的浪费行为。它往往使投机比生产更有利可图。它扯裂了稳定的经济关系。它那无处说理的不公，驱使大家乱来，各自为政。它促使人们要求施行集权控制，最后的下场，必定是幻境的破灭和经济崩溃，国家和民众苦不堪言。
第24章 抨击储蓄
先哲早已告诉我们，储蓄是一种美德，挥霍浪费可耻。这个古老的智慧，反映了我们共同的道德判断，以及未雨绸缪的明智抉择。但是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挥霍成性的人，也总有许多理论家，为挥霍行为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古典经济学家勇于驳斥他们那个时代的种种谬论，他们认为符合个人最佳利益的储蓄政策，也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他们指出，懂得长远打算的理性储蓄者，对整个社会不会有害，反而有益。但当今社会，古老的节俭美德连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警醒之言受到抨击，许多人搬出反对节俭的新理由，提倡支出的论调蔚然成风。
为了把这个基本的问题尽可能讲清楚，我们再来借用经济学家巴斯夏所举的一个经典例子。假设有两兄弟各继承了一笔财富，每年有50 000美元的收益，但是其中一人挥金如土，另一人谨慎节俭。我们在这里忽略掉所得税、以及两兄弟是否应该去工作赚钱，是否该把大部分钱捐给慈善机构，因为这些问题和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题无关。
哥哥阿尔文是个挥霍者，他不仅有挥霍的性情，而且有挥霍的信念。他是卡尔。洛贝图斯（Karl Rodbertus）的忠实信徒。在19世纪中叶，洛贝图斯宣称资本家“必须将他们赚来的钱全部用于享受和奢靡”，因为如果他们“决定节省，……商品将积压，部分工人将失业”。阿尔文常出入夜总会；小费出手十分大方；他爱讲排场，养了很多仆从；他有两名私家司机，车子买了一辆又一辆；他畜养一批赛马；他喜欢架游艇出航，去各地观光；他给太太买钻石项链和毛皮大衣；送朋友贵重却派不上用场的礼物。
为了这一切，他只好动用老本。但他义无反顾。如果节省是一种罪恶，不节省当然就是美德；再说这么做，可以补偿吝啬鬼弟弟本杰明由于节省犯下的罪行。
不用说，阿尔文对于男女服务生、餐厅老板、皮货商、珠宝商、各类奢侈品店家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人。他被视为众人的财神爷。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正是他四处挥洒钞票，人们才有那么多工作可做。
弟弟本杰明的人缘比起哥哥简直相形见拙。他很少光顾珠宝店、皮货店和夜总会，也不会亲昵地直呼侍者领班的名字。与阿尔文年年吃老本不同，本杰明要谨慎得多。他一年的花销在25 000美元左右。在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看来，他提供的工作机会显然不到阿尔文的一半，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