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受控商品实现持续供应，政府可能扩大管制受控商品的生产成本。比方说，为了压低牛肉的零售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肉的批发价格、屠宰场的牛肉价格、活牛的价格、饲料的价格、农场工人的工资。为了压低牛奶的价格，政府可能限定牛奶送货司机的工资、奶品包装的价格、农场的牛奶价格、饲料价格。为了压低面包的价格，政府可能限定面包房工人的工资、面粉的价格、粮食加工企业的利润、小麦的价格等等。
当政府继续扩大受控商品范围的时候，无非是扩大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价格管制的后果。假使政府有魄力有能力去限定受控商品的成本，成本控制也只会导致受控商品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劳工、饲料、小麦等等）出现短缺。这么一来，政府不得不继续扩大受控商品的范围，最终走向全面的价格管制。
为避免陷入上述困境，政府也可能采用补贴的办法。例如，政府可能发现，当把牛奶或黄油价格限定在市场价位之下，甚至与其他受控商品价格相比较都偏低，短缺就可能发生。因为生产牛奶或黄油的工资及收益率，还比不上生产其他商品。政府为了补救这种现象，对牛奶和黄油的生产者进行补贴。我们假设补贴已被顺利批下来，并且假设补贴刚好足够确保牛奶和黄油得以持续生产，很明显，虽然补贴付给了生产者，但真正得到补贴的却是消费者。因为，生产者拿到补贴后的收入，与受控前按市价销售的收入差不多；而消费者却能买到便宜。两者的差价，正是他们获得的补贴金额——也就是政府表面上付给生产者的补贴金额。
现在，除非接受补贴的商品也实施配给，否则购买力最强的人会买得最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补贴会比购买力较低的人更多。到底谁补贴了消费者，取决于政府如何征税。如果既是纳税人又是消费者，便是自己补贴自己。若接受补贴的商品很多，要辨别谁补贴谁就让人晕头转向了。请不要忘记补贴的钱必须由某人来买单，因为我们还无法让整个社会都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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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管制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尤其在战争时期，它会一度运作得很好，其间因爱国意识和危机感使价格管制获得支持。但是时间越长，实施难度就越大。当价格被政府强制压低后，需求会长期超过供给。我们已经看到，要是政府为了防止受控商品供应短缺，进而去降低其生产成本，即压低其劳工、原材料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使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也出现短缺。照这样下去，政府不仅会发现沿产品线“纵向”扩大价格管制不可避免，也会发现有必要对不同产品线“横向”扩大价格管制。一方面，配给制让消费者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消费者仍可能拥有过剩的购买力，他们一定会转向购买其他某种替代品。换句话说，随着实施配给的每件商品日益短缺，仍未实施配给的商品一定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持续性的价格管制，一定会迫使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的范畴（这里假设黑市还没有壮大到足以影响法定限价市场的程度）。并且，政府不可能只限于对消费者实施配给。例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对消费者实施配给外，政府首次对生产者实施原材料配给。
旨在将某种历史价格水平永久化的全面价格管制，最后自然会制造出一个完全受管制的经济体。工资必须像物价那样，被强制压低。劳工必须像原材料那样，被强制纳入配给。到那时，每一位消费者能拥有多少商品，要政府来配给；每一家制造商能拥有多少原材料、能够雇用多少劳工，要政府来配给。到那时，厂商竞价购买原材料不被允许，竞价招揽劳工也不被允许。结果会形成僵化的集权经济，每家工厂、每个劳工都在政府的摆布之中，最后则是放弃我们曾经拥有的全部自由。正如汉密尔顿两个世纪前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一书中所指出的：“控制一个人生计的权力，就是控制一个人意志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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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价格管制的最终结局，曾几何时，价格管制被人称为“完美”、长效和“无关政治”。 政府管制酿成的一些大错，有一部分被黑市所化解。这个现象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证实，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战后的欧洲各国。在有些国家，黑市不断成长壮大，破坏并在实质上取代了法定的限价市场。贪恋权力的政治人物，抱定形同虚设的法定价格不放，以此向国人表明他们的立意完全正确，只是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
即便黑市最终取代了法定的限价市场，但黑市毕竟是黑市，不可能对国人不造成任何伤害。这伤害既有经济上的，也有道德上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历史悠久、商誉良好的大公司却因为遵纪守法而遭到限制，甚至被迫停产。取而代之的，是那些靠违法乱纪突破限制的新公司。跟老公司相比，这些新公司不仅经营效率差，产品粗劣，而且成本高出许多。而此时的老公司，为求生存，不得不把成本降到最低。诚信吃亏，欺瞒获益。这些新公司依靠钻法律空子来求得生存和发展，顾客和它们沆瀣一气；道德败坏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很少真正做出努力去维护现行的价格水平。一开始，他们声称旨在努力“维持现有水平”。然而，他们很快就会以消除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名义，着手实施歧视性的价格管制政策，结果是政治力量强大的群体得到政策倾斜最多，其他的群体则得不到政策照顾。
投票票数多的，政治力量就强，这是政府价格管理部门总喜欢讨好劳工和农民的原因。价格管制之初，官员们的说法是，不要把工资和物价的联系看得那么紧，即便产品价格降了，你们工资也可以涨。当涨工资势必牺牲利润时，官员们的说法是，反正利润本来都高，价格要维持、工资要涨，生产者仍可以获得“合理的利润”。各个企业的利润各不相同，对利润一刀切的做法势必将收益能力最差的公司一举淘汰出局，进而导致若干商品的产量减少或停产。这就意味着失业、生产萎缩、生活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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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限定最高价格，为什么这么费力不讨好呢？首先是他们误解了致使价格上涨的原因。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是商品匮乏或货币过剩。法定价格上限根本无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这只会加剧商品短缺。至于货币过剩如何应对，我们会在后面章节讨论。有一种谬见支持着限价政策，这是本书的所关注的。政府官员抬高某些商品的价格时，他们一心顾及生产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同样，政府官员压低某些商品的价格时，他么一心顾及国人作为消费者的眼前利益，而没有考虑国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公众同样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稀里糊涂支持那些政策。人们当然不想花更多的钱去购买牛奶、黄油、鞋子、家具、戏票、钻石，去支付房租。任何时候，这些东西的价格一上涨，消费者就开始愤慨，感觉遭人敲竹杠。
对于每个人来说，惟一该涨价的，是他自己生产的东西；这是一个人理解并赞成价格上涨的原因。不过，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产品才应该最应该涨价。他会找出诸如此类的理由：“我的企业现在情况相当特殊，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一方面人工成本在涨；原材料价格也在涨；这种或那种原材料不再进口，而国产货生产成本又比较高。另一方面，我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应该允许我把价格调高一点，这样才能加大供应和生产，去满足市场需求。”每个人作为消费者时，会买很多不同的东西；作为生产者时，通常只生产一样产品。若自己的产品的价格被压低，他会觉得很不公平。正如每家厂商都希望他自己的产品价格能够上涨，每个工人都希望自己的薪酬能够调高一样。每个人作为生产者时，都看得出价格管制限制了自己的生产。但是几乎每个人都不愿将观察到的这个事实推己及人，因为这意味着他会付更多的钱去买别人的产品。
简单地说，我们每个人都具备多重经济角色。每个人都是生产者、纳税人，消费者。他所支持的政策，取决于当下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他有时是矛、有时是盾。作为生产者时，他希望涨价（因为顾及自己的服务或产品）；作为消费者时，他希望降价（因为顾及自己的钱口袋）。作为消费者，他可能主张或者默许政府实施补贴；作为纳税人，他反对政府实施补贴。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想从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获利，例如让自己产品涨价而不让原材料涨价，或者作为消费者支持价格管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在自欺欺人——利用政治力量操纵价格，注定得不偿失；因为管制价格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和破坏就业与生产。
第18章 房租管制的后果
政府对公寓和院宅房租的管制，是价格管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大部分后果跟一般的物价管制很像，但仍有几点需要特别考虑。
房租管制政策有时附属于一般物价管制，多数时候则是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的。政府常在战争初期实施房租管制。有些城镇房租上涨是因为部队驻扎，当地旅馆业者提高房价，公寓和院宅的业主提高租金，往往引起民众不满。有些城镇房租上涨，可能是因为轰炸毁了房舍，同时房源得不到补充，因为原材料和劳工已被征去生产武器装备和其他急需物资。
房租管制论调最初的依据是房屋供应缺乏“弹性”，即便房租涨得再高，房荒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有人因此提出，如果政府禁止房租上涨，可以保护租户不会被敲竹杠，同时不会对业主造成实质的伤害，也不会打消建造新房屋的积极性。
即便房租管制实施时间不是很长，这个论调也有缺陷。它忽视了对租户产生的立即影响。不存在管制的时候，房租上涨反映出居住空间供不应求，反映出通货膨胀的现状，这个情况下，个别租户就会精打细算，租用比较小的空间，或与人合租。相同数量的住房，就可以供更多的人居住，直到房荒得到缓解。
房租管制的做法鼓励租户浪费使用本来就紧张的居住空间，它造成一种差别待遇——对已经占有院宅或公寓的租户有利，却牺牲了四处找房的求租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租金上涨到自由市场的水平，则可以让所有的租户或求租人享有同等的机会，竞价争取居住空间。在通货膨胀或房源短缺的状况下，如果允许房租随行就市，也就是谁出价高谁承租，那么租金肯定会上涨。
实施房租管制的时间持续越久，结果越糟。新的房子不会盖出来，没有经济动力就没有人愿意建造新住宅。随着建筑成本升高（通常是通货膨胀造成的），以前的房租水平将不会再有利润。即使政府最后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把新房屋的租金纳入管制范围，对兴建新住宅的激励，以及建造数量，还是会少于完全不实施房租管制的情况。新房屋的租金可能是同等大小旧房屋的10~20倍不等，具体要看旧房屋租金的价位，以及旧房屋租金管制以来的货币贬值程度（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在这样的状况下，住在老房子中的租户，不管家庭人数增加多少，或者目前的房屋多么破旧，都不愿意搬迁。
由于旧建筑的房租被法令固定在低价位，已经住在里面的租户可以放心浪费占用的空间，不论家庭人数是多是少。如此一来，住房紧张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旺盛的新需求与数量相对较少的新建筑上。所以，新房屋的租金，在管制初期往往超出了完全自由的市场中应有的价位。
不过，此类高房租不足以激励新住宅的建设。因为老房子的建筑商或业主，可赚取的利润受到限制，甚至处于亏损，他们可能拿不出资金去建造新房屋。此外，他们或其他的贷款人有钱也不敢投，因为担心政府随时另找借口，突然对新房屋实施房租管制。现实中经常发生这种事。
我们知道，房屋在使用中是需要维修的。管制所引发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业主不会自找麻烦修缮公寓或做其他方面的改善，除非政府把房租适度调高。事实上，在房租管制和现实严重脱节，价位打压过猛的情况下，房东甚至不会对租出去的院宅或公寓给予必要的维修。他们不仅没有经济动力，甚至没有足够资金去维修。房租管制法也造成房东与房客之间关系恶化：房东被迫接受最低的回报率、甚至不赚反赔，租户则抱怨房东连起码的维修都不管。
迫于压力，国会往往接着取消“高档”住宅的房租管制，但继续维持中低档住宅的房租管制。他们的理由是：富人负担得起较高的房租，穷人却负担不起。
然而，这种歧视性措施的长期影响与其预期正好相反。高档住宅的建筑商和业主得到鼓励和更好回报；而需求更为迫切的低租金房屋，其建筑商和业主反而受到限制和惩罚。前者可以自由地赚取供需状况所允许的最大利润；后者却没有动力（甚至没有资金）去建造更多的低租金房屋。
这项措施鼓励了业主对高档住宅的维修和改善，鼓励了新建住房都向政府规定的高档标准靠拢。另一方面，人们没有动力去建造新的中低档房，甚至没有动力去维修现有的低租金房屋。由此导致低收入群体的居住质量每况愈下。由于低租金房屋的数量无法增加，随着人口增长，低租金房屋的破败程度和短缺程度越来越严重。甚至严重到许多房东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被迫月月赔钱。一些老房子卖也卖不掉，业主为逃避税负干脆抛弃房产。当住宅的供暖和其他的基本服务无人管理时，租户也只有另找住处。越来越多社区成了无人居住的陋巷。近年来，在纽约市经常可见整片小区都是废弃的公寓建筑，有的窗户被打破，有的用木板钉死以防遭人进一步破坏。纵火案比以前增多，嫌疑人竟然就是房屋业主。
房地产价值持续缩减，使得市政收入的税收基础持续萎缩，那些入不敷出的市政最终破产，那些紧缩开支的市政则无法继续提供基本的服务。
当这些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