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主义日程计划所用，就必须囊括进更多的人和地区。因此，它开始转向了弗拉门戈，并在圣保罗建造了帕卡恩布球场。
Ⅱ
瓦加斯政权真正的野心是，一座城市只允许有一个体育场代表国家或者举行劳动节游行。因为有些活动必须在圣保罗进行，但俱乐部的体育场都太小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地市政府开始计划在这座迅速发展为巴西最大城市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球场。为了履行1932年内战后签订的宽大、和平条件，联邦政府承担了圣保罗一半的战争债务，政府允许圣保罗创立它的第一所公立大学，而体育场建设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
1936年，帕卡恩布体育场开始动工。它坐落于狭长的山谷之中，而山谷位于两座平缓起伏的丘陵之间，这地方在那时是城市的郊区。体育场靠近开阔的、用来举行礼仪活动的查尔斯·米勒广场，广场与其说是正方形的，不如说是椭圆形的。马蹄铁状的体育场的圆形看台那头毗邻广场。帕卡恩布球场的大小几乎是瓦斯科圣热拿利奥球场的两倍。虽然圣热拿利奥球场采用的是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非常华丽，但帕卡恩布体育场干净整洁、简单大方，从几何学上来说，更符合比例。它在细节之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豪华轮船、旅行汽车和飞机明快的线条。体育场里的引导标识采用的是无衬线字体，优雅、整齐，而不失现代化。这项综合性设施不只是一个球场，它还包含了一个体育馆以及一些其他运动设施，并对公众开放。
20世纪40年代末举行的揭幕典礼规模也很好地衡量了政府投资这个新体育场的政治意义。随着一阵号角声，警察特定任务队手里举着从里约弗卢米嫩塞俱乐部带来的奥林匹克旗帜步入球场。虽然这是一个比较笨拙的象征，但也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运动中心，也许也可以说，国家认同感从私人的、上层阶级聚集的拉兰热拉斯球场转变为市立的、人民大众的帕卡恩布球场。揭幕式后紧接着是一场盛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由12000多个来自圣保罗不同运动机构的运动员组成。所有人都统一要求穿白色鞋子、官方俱乐部颜色的衣服，不许戴任何一种头巾。1920年，在拉兰热拉斯球场为了欢迎比利时阿尔贝国王而举行的游行是由里约顶尖俱乐部带领，但是，帕卡恩布的庆祝游行是以两支球队组成的队伍开始的：科林蒂安和帕莱斯特拉意大利俱乐部。然而，获得最大欢呼声的却是圣保罗足球俱乐部，这令人惊讶，因为圣保罗足球俱乐部才成立五年，是由上流社会的俱乐部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合并发展而来的。这支球队一直对职业足球不屑一顾，现在是完全跟职业足球不沾边，但它继承了圣保罗顶尖足球队的身份。它的名称与徽章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巴西圣保罗人的身份为公众所知。很显然，对观众而言，为圣保罗俱乐部欢呼针对的是总统瓦加斯，公开地提醒他这个城市的骄傲以及对自治权的渴望。
体育场最佳位置上坐的大多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圣保罗市市长普列斯特斯·马亚，里约市长，圣保罗州、里约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监察员，还有瓦加斯，瓦加斯的妻女。市长的演讲具有那个时代典型的特点，阿谀奉承、拐弯抹角、巴结讨好。他不仅仅是颂扬瓦加斯，几乎是摇尾乞怜。他赞美瓦加斯、瓦加斯政权、海军，沉溺于民族优生的幻想之中，说道：“每个公民都能效仿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将巴西扛在肩膀上。”他还指出总统的精神是这个项目得以运行的关键，并询问他的总统阁下是否愿意赏个脸为所有在座的人宣布开幕。瓦加斯的演说就远没那么华丽，他间接地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政治观点：第一，帕卡恩布球场不仅仅是要为运动服务，因为运动必须为其他目的服务：
“这些明快的线条，这一优美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设计，如果不用来维护和支持新政权建设事业，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建筑符号……这个具有纪念价值的运动场应该为健康的爱国教育、体育教育和国民教育服务。”（2）
第二点就不只是对圣保罗市民说的了，而是针对全巴西人民，他们最好不要忘记：
“帕卡恩布球场是你们的，是由你们的付出和努力建造的……但是，你们应该理解，这个意义非凡的体育场标志着圣保罗为巴西服务的伟大。”（3）
第二天，体育场举行了游泳比赛、拳击比赛和击剑比赛。在这之后，几乎满座的观众接连观看了两场圣保罗的足球队与来自其他州的足球队的比赛——帕莱斯特拉意大利对阵科里蒂巴、科林蒂安对阵米内罗竞技。在巴西，以往都是州内各个足球俱乐部之间进行比赛，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还是相当少见。
1942年，帕卡恩布体育场举办了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这说明它完全并入了新国家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大约7万人观看了侦察兵、警察和消防队的演习，对头顶上低空飞行的侦察机表演狂喜不已。坐在南美洲最现代化的体育场的看台上，观众们为沃尔塔雷东达市的工人们欢呼喝彩。这座新城市建立在里约州南帕拉伊巴河的河岸上，巴西将在这座城市建立这个国家，甚至是整个南美洲的第一家钢铁厂。1927年，在业余足球年代，弗拉门戈在里约州锦标赛上赢得了它的最后一个冠军。就像它的邻居和对手弗卢米嫩塞一样，它也属于上流社会的足球和社交俱乐部，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里约的上层阶级。这个俱乐部的主席里瓦达维亚·迈耶是一个敢于发表言论反对职业足球的人，他反对在球场上将球队与人民大众混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末，毫无疑问，这支队伍成了里约乃至整个巴西最受欢迎的球队。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在东北部的城市如累西腓和纳塔尔以及在他们的家乡里约热内卢，弗拉门戈都能让球场爆满。其他俱乐部也许将自己定位为受欢迎的俱乐部，而弗拉门戈则宣称自己是一支人民的俱乐部。
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变是由一位富翁约瑟·巴斯图斯·帕蒂尔哈领导实现的，他是一家印刷公司的老板，并在1936年至1939年间担任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的主席一职。帕蒂尔哈树立了一个榜样，将公民社会中出现的思想意识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为新政权推崇的巴西特色的理念填充了实际内容。在调和了弗拉门戈俱乐部与职业足球之间的矛盾后，帕蒂尔哈意识到，在足球职业化和拥有众多付费观众的新经济环境下，只有扩大成员人数、增加到场观众人数才能获得成功。这就要求拥有一支更加优秀的球队，并在球迷消费越来越多的报刊上制作更加醒目的新闻标题。出于这些目的，帕蒂尔哈筹集资金，在里约南区的海滩新建了加维亚球场。放宽会员资格限制，实施招募活动，十多年间，俱乐部又吸收进了1万名会员。此后，俱乐部又买进了一家报刊——《体育周刊》（Jornal dos Sports），开始与编辑马里奥·费劳合作。他们一起为弗拉门戈制造新闻、大力推广，费劳适时地将弗拉门戈的历史转化成恢宏的神话。如果你不能让人们走向弗拉门戈，那么就让弗拉门戈走向人们。广播电台对弗拉门戈进行全国范围的报道，同时球队在全国巡回比赛，在各个城市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说回到里约，帕蒂尔哈投资了一支新球队后，观众也增加了。首先，他引进了几名阿根廷球员，这些球员几乎组成了半个首发阵容，随后他又引进了匈牙利教练多里·库什纳的战术创新。库什纳将多瑙河流派的足球理念介绍给了里约。然后，为了彰显平民主义，他想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办法，签下了当时最有名的三个黑人球员，福斯托、多明戈斯·达·古伊亚和莱昂尼达斯·达·席尔瓦。这是对全新的弗拉门戈最清晰的诠释。当弗卢米嫩塞的足球迷们不断地嘲笑他们为“煤灰”时，弗拉门戈的粉丝却接纳了他们，以此庆贺俱乐部对待贫穷巴西黑人的开明。
伴随着这一场商业体育盛会，帕蒂尔哈脑中形成了一个新方案。对他来说，巴西的年轻人是“弗拉门戈的一代”，通过对运动和俱乐部的热爱，将被重塑成健康的社会化爱国者。弗拉门戈开始为工人阶级的孩子制定一系列教育和运动项目。正如帕蒂尔哈所说：
“我们的课程完全免费对这座城市中所有年满15岁的孩子开放，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不论白人还是有色人种。这是一次广泛的民主化的体育活动……目的是通过训练改进教养方式，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4）
《体育周刊》也激情迸发地附和：“用信念与热情创造奇迹是弗拉门戈的品质特点……人类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上，正是这两种美好的情感让他们走得更远——父亲的爱和对体育活动的热爱。”（5）弗拉门戈俱乐部与《体育周刊》拟定了一次比赛，让孩子们将他们造得最好的句子提交上来，句子中必须包含弗拉门戈和巴西这两个词语。获奖者所造的句子包括“弗拉门戈教会你热爱巴西的一切”，还有“弗拉门戈：巴西的哨兵”。
尽管帕蒂尔哈让弗拉门戈发生了关键的结构性的改变，使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冠军，但他并没有为这个俱乐部带来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锦标赛冠军，最后也没有为平民大众留下多少空间。弗拉门戈俱乐部收取了他们的会费，但它的运营仍旧是由上层机构完全控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两点不足都得到了弥补。此次事件中关键性的人物来自社会阶层的另一端。杰米·罗德里格斯·卡瓦略于1911年出生于萨尔瓦多市。1927年，在一次国内人口大迁移的浪潮中，他乘坐一艘小船从贫穷的东北部来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南部城市。他在这个城市第一次体验到足球是观看弗卢米嫩塞比赛，但在返回俱乐部观看球队训练的途中，他发现前面有围栏拦住了去路。那条道路的尽头，弗拉门戈的球队正在户外训练，他被吸引了过去，并从此再未离开。五年来，卡瓦略一直从体育场的围墙上攀爬进去，一直讨要买门票的钱，并向球员讨要零钱花，直到他在司法部获得一份低级但稳定的文职工作。正是这种从业状况将移民吸引到了这座城市，对少部分人而言，能够得到一份工作就将改变他们的一生。卡瓦略，一个贫穷的外地来的混血移民，现如今已成为了弗拉门戈的会员，娶了一位葡萄牙女人，买得起票来观看俱乐部的比赛。不只是足球比赛，他还参与了弗拉门戈所有的划船比赛，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
卡瓦略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1942年。在那一年里约州锦标赛最后一场、也是决定性的一场比赛的前夕，他一个人在俱乐部会所升起了弗拉门戈的旗帜，并熬夜一整晚，把一大卷印花棉布染成红色和黑色，为第二天的比赛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旗帜。旗帜上写着“前进弗拉门戈！”几个大字。他不仅带着这面旗帜来到体育场，还带来了十几位球迷，球迷们一路吹着喇叭，打着鼓地走了进来。人们的第一反应各不相同。观众与俱乐部官员似乎很喜欢他们，但埃里·巴罗索在广播中评论这支乐队无法用语言形容，并为他们取绰号为“恰朗加”——跑调乐队。“恰朗加”毫不退却，还制作了弗拉门戈自己的队服，并在上面手工缝制了象征俱乐部徽章的竖琴。他们也开始参加客场比赛，利用球场上站台区的开放空间，靠近对手，用音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在这种环境下，弗拉门戈对圣克里斯托旺打进了第4个球后，裁判禁止“恰朗加”进入球场。这件事闹到了法庭，但是当地足协却是支持的态度。里约足协的两位高层马里奥·费劳和瓦加斯·内图认为足球需要这种观众自发组织的盛大的支持场面。
这也许并不是因为“恰朗加”发挥作用了，但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最终，在1942年，弗拉门戈赢得了里约州锦标赛的冠军，并且连续赢得了下两届的冠军，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三连冠。第三次夺冠的情景在马里奥·费劳的短篇小说《春天里的狂欢节》中有记载。在小说中，他写道：“随着一声巨响，比赛开始了，响声如此之大，连值班的警察都被吓得摔倒在地。”真实情景当然没那么夸张，但在这次比赛中观众确实看到了各种烟火。瓦斯科球迷组织（TOV）——一群支持瓦斯科达迦马俱乐部的球迷组织起来的队伍（弗拉门戈“恰朗加”的翻版），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为观众燃放了最好看的烟花。在那一季关键性的一场比赛中，弗拉门戈对阵瓦斯科。杰米·卡瓦略决定要给瓦斯科球迷组织一点颜色瞧瞧，他把在家中制作的一颗炸弹带到了球场。这颗炸弹并没有将任何人从球场上轰走，但却让整个体育场浓烟密布，并为炸弹的用法开创了先例。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弗拉门戈再一次夺冠。乐队和成千上万的球迷涌上街头，游行庆祝。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使某些统治阶层感到恐慌，也许还会导致禁止球迷组织活动和燃放烟花，但新国家选择团结这些力量。在得到俱乐部的支持、商业赞助和足协的庇护后，卡瓦略在195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中成了巴西队的官方啦啦队队长，完成了他从身无分文的萨尔瓦多市移民到全国球迷领袖的转变历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担任这样一项官职是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Ⅲ
新国家也许正忙于发展巴西大众文化，甚至公开地开展庆祝活动，但上层阶级和保守党人内心对这种大众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并非完全满意。新政权中很多高级官员受这种想法束缚，因而对待桑巴舞持有这种态度：“我们认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所有粗鲁的、没文化的乡巴佬才常常需要通过音乐与文明拉上关系。”（6）这种想法当然影响到新国家与前任政权对待狂欢节的态度。
1641年，里约举行了首届狂欢节，当时的殖民政府为了纪念葡萄牙君主立宪制的复辟下达了庆祝命令。但狂欢节很快变得失去控制，超出预想，伴随着非裔巴西人的舞蹈和音乐，一群群发了疯的葡萄牙青年在城镇里横冲直撞、胡行乱闹。1900年，里约当局为了消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