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死于酒后斗殴”多年后，1909 年，索索因从事革命活动又一次 被警察局逮捕，送到沃洛格达。保存在沃洛格达宪兵局第 136 卷宗“被监管 人资料”上说：
“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族，农民，其父维 萨利昂·伊万诺维奇现年 55 岁，母亲是叶卡捷琳娜。母亲住在哥里，父亲过 流浪生活？？”1909 年 6 月 30 日又这样写：“父亲维萨利昂？？过流浪生活？？”直到 1912 年的宪兵档案中，索索的供词才改了：“父亲已去世，母亲住在哥里。” 这是什么？是想给宪兵布迷阵，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可能父亲确实活着。别索的弟弟当初就死于酒后斗殴。人们是否把弟弟之死转于失踪了的别索？ 我从特维尔市科尔基亚那儿收到了这么封信：
“1931 年，我在苏呼米认识了一个老头儿。他站在沿河街的油炸馅饼店 旁乞讨。我没给钱，他醉得很厉害。突然，他喊了起来：‘你知道向你要钱 的是谁吗？’骂了我一句。我家离炸馅饼店仅两步路，所以，我老婆从窗口 看到了这个场面。我进了家门，她就小声对我说：‘他喝得大醉的时候，就 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他儿子，是他生的。疯子！’第二年，我又上 那儿去，老头儿当然已经不在了。他以前住在馅饼店旁的地下室里，有人看 见，那天夜里他就被带走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亲失踪了，连坟都没有。哥里的生活昏暗，单调。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公开处决两名罪犯。
1892 年 2 月 13 日。上千人聚集在绞刑架旁。教会学校师生单独在一处。 当时认为，“公开处决会使人相信法网恢恢，能震慑罪犯”。摘自彼得·卡帕纳泽的回忆录：“我们被绞刑吓坏了。十诫中的‘勿杀戮’同处死两个农民是相矛盾的。施刑时，绞索断了，又吊了一次。” 人群中有两名未来的熟人：高尔基和索索。高尔基描述了这次绞刑，而索索记在脑中。他懂了：可以违背诫条。也许，当时他就发生了疑问：教会学校是否在欺骗他们？ 疑问一经产生，便一发不可收拾。1894 年，索索从初级教会学校毕业，进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一年级。
上世纪末的第比利斯，美丽，欢快，醉醺醺，阳光明媚。这就是索索看 到的世界了。翻翻本世纪初出版的《高加索风景图片集》，你会看到多姿多 彩的人群：穿高加索骑士袍的自命不凡的格鲁吉亚人，在小胡同的作坊里干 活的大嗓门的手艺匠，叫卖格鲁吉亚发面饼的小贩，吹祖尔纳管的乐师，喝 得微醉的小贩？？
学生住在学校楼内，食宿全包，院墙使他们同这个充满诱惑的南方城市 相隔绝。学校里笼罩着一种准备为上帝服务的严肃的、禁欲主义的气氛。
清早，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非得起床作晨祷。匆匆忙忙的早点，长长 的几堂课，然后又是祷告，简单的午餐，短时间的散步，然后，校门就关上 了。10 时，正当南方城市的夜生活刚开始时，他们就做完晚祷要就寝了。他 的少年时代就这样开始。他的同学伊列马什维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觉得自己像一群犯人，虽然没有犯罪，都要在这里度过少年时代。” 在这群血气方刚、早熟的南方少年中，有许多人并没有作好过这种生活的准备。他们渴望那种既能让他们享尽人生乐趣，又能满足他们从圣经中获 得的献身愿望和崇高理想的学习生活。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学习方式。高年级 学生向他们介绍某些地下组织。这些秘密社团就同初期的基督徒一样，宣布 自己的宗旨就是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
讲几句革命史：“奴隶之国”
俄罗斯帝国是个农民国家，带有世世代代的奴隶制传统。直到 19 世纪后 半期——1861 年，才废除了农奴制。在那之前，绝大多数
农民属于自己的主人——地主。血腥的农民暴动不时震撼帝国，但被同 样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于是，这个一望无际的国家，重又处于无权、顺从的 状态，一种明智的沉睡状态。
俄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本国的评价是：“奴隶之 国，自下而上全是奴隶。”农民像奴隶般顺从，部分是由于在农村占统治地 位的古老的土地占有方式——村社。这种方式在西欧已经被消灭。单个的农 民并不拥有土地权，土地属于全体农民——村社。村社通过集体方式决定一 切。任何一个富有造反精神的个人都融化在这个愚钝、恭顺的集体中。俄国 沙皇很珍惜村社。同沙皇一起珍惜村社的，还有头一批革命者。如果说，沙 皇从村社中看到了伟大的过去，那么，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俄国早 期的激进派从中看到了伟大的未来。集体所有制、集体作决定，这些恰恰是 使俄国能越过无情的资本主义，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机制。只要让没有 文化的农民革命化就行了。需要一批鼓动家——新的使徒。俄国革命者的福 音书——著名小说《怎么办？》的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呼吁道：“让俄国拿 起斧头吧。”这样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学说。民粹派相信人民，相信愚钝的俄国农民潜意识中的社会主义。
沙皇和革命者都对。没有村社意识，既不可能有 300 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也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此后在俄国的胜利，虽说革命者同现实的人民的第一 次相会结果是悲惨的。1874 年，几百名年轻人（多半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搞了假身份证，化名下乡去号召俄国农民暴动。但这种“走向人民”引起的结果是农民的惊恐。 这批倒霉的使徒多数被警察或是农民自己抓了起来。这时，革命思想在知识分子中蓬勃发展。 彼得·特卡乔夫成了俄国民粹派的一个主要思想家。早在 17 岁那年，他还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后 被捕，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过了一段时间，他逃到国外，成了俄国雅各宾党人的公认领袖。在流亡期间，特卡乔夫出版反政府刊物《警钟》。他 始终未能回到俄国，在流亡生活中得了精神病，死在精神病人收容所，年仅41 岁。
特卡乔夫发表了一种新的主张。他认为，为了革命成功，根本用不着搞 全国的人民起义。革命是少数人的事，一群革命领袖搞一次成功的密谋活动， 就能使革命胜利。他们应当夺取国家政权，然后才去改造已习惯于奴隶般服 从的俄国社会，让俄国人民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但是，为了光辉的
未来，要消灭大多数居民，因为他们不够开明，会妨碍奔向社会主义天堂。
新使徒诫训录
革命民粹主义有一批中坚分子，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俄 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的思想就成了秘密社团“人民的镇压”之缔造人 涅恰耶夫写的名著《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基础。《教义问答》要求： 抛弃文明世界的法律，“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但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深入社会各界， 包括警察？？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己。想尽办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与 不幸，使之忍无可忍，促其起义。最后，同犯罪分子结成同盟：“同俄国唯 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的革命者，即不大有觉悟 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
许多被禁止在首都居住的俄国革命家，选择了富饶的第比利斯作为居住 点。教会中学有头脑的学生经常同他们见面，索索也同他们相识了。他就是 从他们那儿得到了《教义问答》。
熄灯后，他借着烟头的火光看新的诫训录。
离开了特卡乔夫，离开了《革命者教义问答》，那就既无法理解本书的 主人公，又无法理解 20 世纪俄国的整个历史。但是，对教会学校学生来说，最有吸引力，使他们既惊恐又心醉的，还是革命恐怖的思想。 革命者担心资本主义在俄国会破坏未来社会主义的支柱——村社，决定加速现制度的崩溃，对知名国务活动家不断地搞恐怖，以推翻沙皇制度，还要暗杀沙皇本人。他们得手了，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可是，不仅没有 唤起人民，反而招致了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黑暗时期。正是在这个时候，马 克思主义者从民粹主义者中脱颖而出。
革命的救世主
他们的头几位领袖是象征性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个俄国地 主的儿子，穷犹太人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他们以俄国的方式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视之为能预言未来的圣经。根据这一伟大学说，马克思的俄国信徒 开始等待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而生成的果实。因为，根据这位德国哲学家的 教导，资本主义会产生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然会产生社 会主义革命。诚然，令人难堪的是，不得不等很长时间，因为资本主义无情 的掘墓人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在俄国尚处于萌芽状态。不过，俄国的马克 思主义者决定从襁褓时代就把无产阶级引向革命，并为此建立无产阶级政 党。
马克思主义迅速赢得了第比利斯教会中学，那儿出了许多革命家。这个 学校的学生很容易领悟马克思主义思想。献身穷人和被压迫者。反对不义之 财，建立由新的救世主——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的正义王国，这一切同宗教教 育不谋而合。只取消了一个上帝。但这样一来，他们获得了和睦生活的机会， 得到了安慰。还取消了他们这种年龄的人不易理解的“以德报怨”，但这样 一来，这个好战民族的子孙，这帮南蛮子们获得了无情地对付新救世主的敌
人的权利。“耶稣干吗不拔刀呢？”索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的是，使 他们中的大多数处于社会阶梯最下层的那种受屈辱状态，已被宣布为不公。 他们获得了自己改变这种状态的权利。现在，索索是各种马克思主义辩论会的经常听众了。 转变渐渐成熟。对这个高傲的穷孩子来说，伟大的革命诺言“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后来他写道：“从 15 岁就投身革命运动。”
诗 人
“他的性格变了，不再爱说笑逗乐，”他的一位同龄人写道。“变得深 思熟虑，显得阴郁，圃于自我，手不离书。”说得确切点，是手不离新书。 在这个时期，他已经解开了谜团。他对同龄人说：“没有上帝，他们骗我们。” 他让这个惊慌失措的男生看达尔文的书。他就是在那时学会了隐瞒。他是个 隐藏的非教徒，但在宗教课上出色地回答教师的提问。一心二用成了他日常 生活的内容。
他同过去分手，他的孤独需要发泄，这对一个少年来说是很正常的，方 式便是写诗。他把诗寄到《伊韦里亚》杂志。《伊韦里亚》可不是一本平平 常常的杂志，它是由格鲁吉亚诗人之王——伊利亚·恰夫恰瓦泽公爵领导的。《伊韦里亚》刊登索索的诗，都是些少年多愁善感的幻想，风花雪月。1895—1896 年，《伊韦里亚》登了诗人索索的七首侍。第一首诗是兴高采烈， 欢天喜地的：愿伊韦里亚鲜花盛开，祝我的故乡狂欢畅怀，？？？？ 最后一首诗却是悲伤的： 昨日他琴声叮咚， 人群欢呼赞美； 如今他备受迫害， 人群送上毒酒一杯： 喝吧，该死的！ 你这是活该！ 我们既不要你的真理， 也不要你的乐声如天籁。
他在做准备，准备走一条献身的路。他记住了《教义问答》中的话：“革 命者是命中注定要灭亡的人。”
据传，恰夫恰瓦泽本人曾相信这位诗人的前途，还为他祝福：“走这条 路吧，我的孩子。”
但这不仅仅是传闻：1907 年《格鲁吉亚优秀诗歌集》收进了索索写的诗。 但是，我们的诗人 1907 年已经在创作另一类诗篇了？？“杀父恶人”给了他革命化名 诗歌成了索索的临别忏悔。 这时，他的新名字产生了。既然他是诗人，当然喜欢用文学作品中的人名。“科巴”是他少年时代喜爱的格鲁吉亚作家卡兹别吉作品主人公的名字。科巴是格鲁吉亚的罗宾汉，劫富济贫。还是像巴枯宁说的那样：“同俄国唯 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
他喜欢的那部作品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杀父恶人》。没错，因为他 奋起反抗父亲。恰恰是在这时候，他在内心深处杀了父亲。前教会中学的优秀生，如今成了革命者科巴。 “科巴”作为他主要的革命化名，将使用很长一段时间。
导 师
这时，一个革命家正在西伯利亚流放。他只比科巴大 8 岁，他注定要在 科巴的一生起非凡的作用。这位革命家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20 世纪 记下了他的革命化名——列宁。这两个人是多么的迥然不同啊！ 三等文官（在沙皇俄国，这个级别相当干将军）的儿子，出身贵族世家的列宁，是在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俄国家庭中长大的。 他的双亲细心呵护自己的孩子。父亲毕身献给教育事业，是位督学官。列宁小时候曾在祖父领地的小径上散步。 另一个却是酒鬼鞋匠的儿子，从父亲那儿除了毒打，没得到过别的关怀，从人生那儿，除了贫困，没得到过其他东西。尽管这样，他俩又出奇地相像。 列宁在童年时代像科巴一样倔强，百折不回。 列宁同科巴一样，没有耐心，暴躁，同时，又可以出奇地有耐心、沉默、冷漠。
两人都有诗人气质。年轻的列宁在祖父领地的林间小道漫步，津津有味 地读屠格涅夫多愁善感的爱情小说《贵族之家》。年轻的科巴写感情缠绵的 诗。两人都是小个子，但都狂热地、近乎病态地争当第一，早在童年游戏中 就如此。两人都自幼丧父，两人都是母亲的偶像。
两人的本意都不是当革命者。列宁成为革命者是在哥哥被害之后。哥哥 由于参与谋刺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以绞刑。列宁经受了空前的震惊：他的哥 哥，一个正直善良的青年被吊在绞索上荡来荡去。母亲的悲痛、社会地位的 突然改变，使他痛恨人生的不平。用列宁的话来说，哥哥喜爱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