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就陪着我站那儿驯鸟儿，聊天。上次三哥给我买的那只“麻儿”经过我这三天的调教，已经是浑身的本事了，飞食、叫远儿、叼钱、提水桶、捡绣球——不停地表演着。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手里领着一个小男孩儿，他看到小鸟的表演张嘴就问：“这鸟儿多少钱？”
这是三哥给我买的，怎么也不能卖呀！我连眼皮都没抬，张口就说：“不卖。”
哎！谁想到他听了这话，不咸不淡地甩出一句：“不卖拿这儿来干什么？家玩儿去好不好！”嘿！这不抬杠吗？我冲口说出一句：“不是不卖，太贵，没人买。”
“多少钱？”
“二十！”
这就叫斗气儿。价儿开出来了，你买不买？不买你就栽了。谁知这位也是个不吃将的主儿，立马儿掏出二十块钱往我手里一塞，拿起鸟儿就走，临走还说了一句：“这算什么呀？”你瞧？弄得我还挺没面子。倒不因为别的，人家三哥送我的鸟儿，让我给卖了，这说不过去，就跟咱为了挣钱不懂交情似的，我拿着这二十块钱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三哥在旁边看了个满眼，他倒是不往心里去，走过来佩服地说：“行呀兄弟！三天的工夫五毛就变二十了！我就说嘛，这地方就该着是咱挣钱的地方！”得！我也别解释了，哥儿俩回家喝酒去吧！
往后的一段时间，每次上三哥家串门儿，他家都有新东西。今儿多个车床，明儿添个铣床，后天置个手钻，眼看着工具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三哥却黑痩黑痩的。一问他，失眠，脑子里老想事儿，怎么劝也没用。他也说：“我也想睡，睡不着呀！一闭眼这事儿全来了，就在脑子里翻腾。”再劝还急了，“行了，行了！还他妈有点儿别的事儿没有了，说正经的！”弄得谁也不敢劝了。也就是我还能说他两句，但也不敢深说，说多了他不理你了，扭脸到里屋抽烟去了。这事闹的，大家就盼着一切赶紧就绪，干上活儿了，他心里也就踏实了。
又过了几天，三哥来到我家，张口就说：“谦儿，走！跟我拉点儿东西去。”我刚要细问，他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到楼下一看，有一辆面包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急忙上了车，把地址告诉司机后，我们出发了。
我一路上经过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晩上是他的又一个大动作——当时是1990年秋天，春夏之交时北京刚刚举办了亚运会。运动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全北京为了造势，除了贴标语、拉横幅、挂彩旗、喊口号以外，专门设计了一款装饰用的小彩旗。彩旗一组共有三面，一面是国旗，一面是亚运会会旗，一面是吉祥物熊猫盼盼。三面旗子高二十厘米左右，由细竹棍做旗杆，扇形排列，插在一个木制的基座之上。当时，北京所有出租车的前风挡上都必须摆放这个东西，以壮声势。
您别以为话题扯远了，一点儿都不远。三哥不知怎样找到了这个旗子的设计者和制作厂家，打听到亚运会结束后，彩旗制作停产了，库房里积压了很多旗杆，旗杆都是正经三四毫米的圆竹棍儿，三哥用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厂家也很愿意，堆在那里根本没用，这样既清了库，又挣了钱，所以几乎是白送，今天三哥就是让大家帮忙去厂里把东西拉回来。他说：“用这玩意儿插笼子既便宜，又省事儿！”——好家伙儿！这弯儿绕的！听三哥介绍完事情的起始缘由，我真是由衷地佩服他。差着十万八千里的两件事儿，能让他给拉到一起去，到一起还那么恰当、合理，你说他怎么想到的？
同车的还有老六，车子七拐八拐的，也看不清把我们拉到了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不太宽的街道。说是厂家，实际上充其量算是个小作坊，来人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库房。这是一间不小的彩钢房，一进门，左手靠墙堆放着很多纸箱，对方伸手打开一箱，里面是一捆一捆的竹棍儿。三哥上前看了看，回头对我和老六说了声：“往车上搬吧！”哥儿仨一起动手，时间不长，就把所有的纸箱都搬了上去，粗略过了一下数儿，怎么也得有七八十箱，装了满满一车。回到家我们把东西卸到房间的过道里，堆满了小半个屋子。看着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欣慰。它们的到来，预示着三哥的工作室工料齐备，开工在即了。
当晚回到家，我也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事。一个哥们儿打来电话，说剧组急招演员，他推荐了我，要即刻动身，越快越好，到苏州拍戏一个月。这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了！又学又玩儿又挣钱。转天早晨把活物儿送到鸟友家里寄养，收拾好东西上了南下火车。
苏州的这一个月，果然如我所料，拍戏任务很轻松。那时像我这样的演员拿簸箕撮，给的角色不会很重，用谁都一样。用你是因为有哥们儿在剧组给你说句话，让你挣点儿钱，仅此而已，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把苏州逛了个遍。狮子林、拙政园等，各个精美的园林一个不落，最后连周庄都去玩儿了一趟。一月之期转眼即过，拍戏任务圆满完成，旅游目的也达到了，还采购了很多当地的特产，兜儿里揣着几千元大钞，大包小包地回到了北京。
进门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三哥家里看一看第一批成品如何，我放下东西直奔楼下三哥家，谁曾想撞锁了，一下午去了三四趟都没人。干什么去了？直到晩上还不见人影儿。等到快八点了，估摸着老六下班了，我来到了老六家。老六和三哥住一层楼，拆迁时凡成家立业的都分了房，三哥住三号，老六没成家，跟父母一起住一号，一个三居室。见三哥家门紧闭，我转身敲开了老六家的门。和老人打过招呼之后，老六直接把我拉进了他自己的小房间，还没坐定我就问：“三哥干吗去了？这一天都没着家！”老六赶紧把屋门关上，小声跟我说：“三哥住院了，精神分裂症。”
“啊？！怎么得了这病了？”
“咳！就是弄上那事儿以后，可能是太上心了，魔怔了，成宿成宿地不睡觉，他说耳朵边儿上老有无数的人和他说话，给他提问题，他老得想事儿。后来脾气也变了，说急就急，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无名火，逮谁跟谁来。家里人看着不对劲儿，想带他看去，他死活不去。后来是骗他，说是给老太太拿药去让他跟着，这才把他骗到医院。到那儿就让大夫给留下了，现在在安定医院住着呢。”
“你去看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不让探视。”
这个消息实在让我难以接受，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而且还是精神病。在我的思想里，谁得精神病三哥都不会得精神病，多聪明的一个人呀？可不接受也得接受，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呢。我又问了一些三哥住院之前的状态、情况，老六一一回答，之后就是沉默。现在不管我们说什么对三哥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为人已经住院了。
三哥在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大半年，连春节都是在里边过的。三十晚上我去老六那儿给老人拜年，也尽量避免提及此事，以免老人伤心。这期间，谁也没有心思玩儿了，什么钓鱼、逮鸟儿、捞虾米，一切活动都停止了。直到转年的七月份，我才听到了三哥出院的消息。
听说三哥出院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他家，说实话，这半年多我是真挺想他的。一方面，多年的哥们儿，又难得能这么说得到一起，玩儿得到一块儿。他病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近况，叙一叙事情的始末缘由，说一说病情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是我把三哥带到鸟市的，从此之后他才慢慢误入魔道、疾病缠身，在我思想深处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始终觉得三哥的病多多少少与我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半年多我一直不能释怀。因此，我只有亲眼看到了三哥的痊愈，方能驱散心理的阴影。
开门的人正是三哥，见到是我他嘴角边挤出了一丝微笑，冲我说：“谦儿来了？屋里坐。”边说边把我让进了屋里。屋中还是他住院之前的老样子，过道墙角上堆着成箱的竹棍儿。各种的木工床子散放在屋内，上边落满了灰尘，再不似先前看到的那般锃光瓦亮，一看就是长时间疏于打扫所致。三哥住院期间，三嫂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房屋长期空置，也没有了之前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了。三哥倒是胖了，也白了，但脸色中不带一丝红润，让人联想到影视剧中描写的精神病院里的场景，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缺少运动，长期生活在医生的监控下、药品的浸泡中，虽然体胖，但绝不是健康肤色。
三哥见到我之后，没有惊喜，没有兴奋，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顺手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之后，便不说话了。既不回忆从前，也不介绍眼下，更不设计未来，他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抽着烟，看着我。
我有点儿僵，本以为哥儿俩见面之后会极为高兴，聊一聊他的病情，说一说医院里边的生活，侃一侃出院之后的想法。哪怕三哥数落我一顿呢，“你看！要不是你带我上鸟市，我也不至于进医院——”哪怕是这个结果我都能够接受。但现实不是，一句话没有，没有喜怒哀乐，不知心中所想。我先前准备聊的一肚子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也不敢问病情，怕他接受不了；也不敢提以前，怕他再受刺激；也不敢提现在，怕他伤心；也不敢说以后，怕他绝望。提什么都有顾虑，我勉强找个话头儿：“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儿上午。”
“嫂子呢？”
“上班了。”
“你挺好的？”
“挺好的。”
“上老太太那边去了吗？”
“刚从那边过来。”
完了，没话了。我问什么他答什么，绝不多说一句。我也实在没辙了，站起身说：“三哥，那我先回去了，你可能也累了，先休息休息，睡会儿觉。等晩上去我那儿，我炒几个菜，叫上老六，咱一块儿喝点儿。”边说边起身朝门那走。
三哥也默默地起身相送，到门口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我戒了，你们哥儿俩喝吧。”
我还不松口，“那也上家坐会儿去，咱哥儿仨聊会儿天儿也成呀！”我想的是晩上有老六在，仨人一起话题会多一点儿，比我一个人好说话，不至尴尬。
可三哥说了：“不了，哪天再聊吧，晚上我得早睡。”
得！没路可走了。回到家以后，我翻来覆去把今天和三哥的所有对话想了好几遍，从话语当中任何情绪都听不出来。不高兴、不难过、不兴奋、不悲伤，没有任何期盼、愿望、愤怒、埋怨和悔恨，有的只是淡定和平静。之后的几天，我又去三哥家探望过几次，三哥依然如此，永远保持着这个情绪。
一次和老六一起喝酒聊起了这个事儿，“三哥自从出院之后，怎么好像变脾气了？也不爱说话了，见人还挺客气，但客气之后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能聊了，路子不对呀？”还是老六一句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们也发现这问题了，跟家里人也这样。我们专门去医院咨询了，大夫说这是正常现象。他出院以后还要坚持长期服药，药效就是如此，用来稳定情绪，切忌大喜大悲。说白了，这是让药拿的。”
听了老六的话，我仿佛豁然开朗，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毕竟人家咨询了医生，医生也作了正确的解答，而且这个答案确实能够说明三哥目前的状态，可是我心中隐隐约约还有某些疑虑和不明：这药吃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如果终生服药那三哥是否从此就是这样一个脾气秉性了呢？但这些问题就谁也不得而知了，我想即便是大夫也给不了一个准确答案。
无论怎么说，三哥出院了，这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最起码说明他的病情已经初歩稳定，虽然还在服药，也是应该能够控制并且慢慢好转的。但也就从那天起，我接受了三哥的少言寡语，默认了他的平静淡定，渐渐忘记了他以前的印象。而三哥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
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小半年，这期间，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重新拾起了花样繁多的玩儿乐方法，只是中间缺少了三哥的加入。要想见到他，只能是在家中或小区里。好在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要想见面简单至极。我经常来往于他和老六的家中，聊天、喝酒，他也经常随老六去我家侃山、吃饭。但每次他的角色只是一个旁观者，抽着烟，目视着我们谈天说地，偶尔说两句话也是别人问到他头上，他才给予的回应。这状态只有我们心里清楚，而在旁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个不善言辞、喜怒不形于色的朋友而已。
转眼又是春节了，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我是单身汉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没有什么忙的，好似过节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样。不单没有活儿干，反而天天没事，泡在哥儿几个家中连吃带喝。偶尔有一天不去，他们还不习惯地打电话，或直接上家来喊我。唉！没法子，谁让咱人缘儿好呢！
三十晚上更是如此，白天仍然是哥儿几个泡在一起吃吃喝喝。晚上在家中吃完年夜饭后，必要去楼下给三哥的老母亲拜年。一进门，一家人正在陪着老太太打麻将。大哥、大姐、二哥、四姐都在家，一家人热闹非常，女的都在包饺子，孩子们在屋里追来跑去，大哥、二哥、老六陪着老太太稀里哗啦地码城墙。只有三哥，抽着烟，独自坐在沙发扶手上看歪脖子胡。
由于我是家中的常客，跟所有人都熟识，大家也不见外，一阵寒暄之后各自干各自的活儿了。老六边出牌边回头跟我说了句：“你先坐，自己倒茶喝。我打完这锅咱们再喝点儿，一会儿吃饺子啊！”说完也不管我，自顾自地打牌去了。三哥看见我来，站起身，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点燃之后问了一句：“没演出呀？”我说：“大年三十的谁看呀？明儿开始，连着七天，地坛庙会，上那儿受罪去。”三哥听完“哦”了一声，也不表态，坐回身去接着看别人打牌了。
我也不客气，在屋里来回溜达着，跟这聊两句，跟那贫两句，嘻嘻哈哈起着哄。直等到夜里十一点多，我才跟老六说：“你们玩儿着吧，我回家睡觉了。今儿也不喝了，明儿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