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生到死，欲望、爱情、仇恨、功名、绝望．．．．．．甚至于我那满腹忧愁、独自怆然的“回忆”病．．．．．．生命的过程，我以为正像一场慢性的疾病，最终归于死亡。由此想到里尔克的那一句名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我们的脚下从来不是土地，而是一盘下不完的棋，沉思的智者无所谓输赢，只消走下去，走下去．．．．．．
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堵的绿屋顶
自由是一座需要围堵的绿屋顶
正如同另一种前进的方式是后退，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我的自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制，一个不会自制的人，便不会真正占有自由。它是一座无边而阴爽的屋顶，我用意志这双绿色的手臂构筑围墙和樊篱，思想的脚在这里走路或飞翔．．．．．．
现在，我们先转移一下视角，换上另一页纸张，打印机依旧轻轻微微地吱吱叫着，顶棚外边的树叶依旧嘟嘟囔囔地飘着，不过我先得从自由这个敞亮的阔廊里退回到先前的窘况中－－两个月前，我终于丢弃、或者说是失去了稳定的职业收入。这一方面，是宣告从此我将脱离往日那一种慵散从容的物质安宁；另一方面，是我终于获得了一座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一个硕大的”绿屋顶”－－自由，屋檐随意垂挂着星星，云彩像窗帘那样在风中休闲飞舞，雍容的时间在这个屋顶下漫无边际地游来往去。我没有在这里安装大门，因为我既不愿意锁在屋门里边，又不愿意锁在屋门外边．．．．．．
单独地占有如上所说的这一种
姗姗来迟的“大屋顶”，也许是过于奢侈，所以当我终于享有它的时候，上天要求我同时也必须伴随清贫。这如同当你推开自由这一扇大门的时候，你必须握住清贫这个把手一样自然而然。
这个心神自在然而物质窘困的境况，终于到来。这是被我自己推到面前来的又一个严峻的自我挑战。丢开优越的公职，强迫自己去做一个咎由自取的“殉道者”，强迫自己继续一种自讨苦吃的生活，完全是源于我对于人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殊爱好。它埋藏在文字的深处，因为我懂得交谈是没有结果的，哪怕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恳谈会”。当语句从你的嘴唇中流出时，它已经游离了你原来的本意，或根本就悖弃了你的初衷，起码它无法涵盖你内心里复杂而敏感的意图的全部。交谈的局限在于它很难贴近这一微妙的分寸。只有当我把它付诸文字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良好。所以，这个自在而窘困的局面，我除了张开双臂，坚韧果断地迎接它，别无选择。物质的清贫与紧迫，使人的思想敏觉而洞深；远离团体公众后的势单力孤，使个人的内心增长力量。我从来都这样以为。同时，一个自由的个体工作者，所面临的弊端，也许正是一个丧失自由的公职人员所渴求向往的。我为自己的选择，究寻一番之后，便安宁下来。
现在，真正进入一种自觉生活的时刻已经到来。脱离以往的职业生活所带来的半被动的惯性轨道，首先所面临的是心理和身体的松弛；其次，所面临的是意志力和创作力的衰退和殚竭。按照常规来说，平常的人会陷入这样一种窠臼。那么，有意识地、自觉地避开这一规律，便是当务之急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当自由真的降临于你，你是否能够撑起这一份松散的、气流般轻飘的重压？！
至此，我们返回头去，换上先前的那一页纸张，打印机依旧自言自语地吱吱叫着，窗外依旧树叶飘着，夜晚依旧绵延着，我们回到先前的那一座需要我用意志的手臂构筑围墙和樊篱的“大屋顶”之下，再来拾起自由这个话题。
自由这个东西，我以为也许只能给予拥有足够意志和思想能力的人。对于一个生活的弱者，是不能让他承受自由的，因为这种无边无际丧失任何制约力量的东西，会把他完全地消融、吞没，闲得发疯的痛苦，使得这个绿色的大屋顶，不仅不能给予他阴爽的庇护，反而那屋顶会把他压垮、毁灭。
人体意义上的自由，我以为存在着三个层次：一、个人行为的自由。
这是较为初级的一种自由。可怜的是，大多数人以为，获得了此一种自由，就是获得了全部要义的个人自由。克尔凯戈尔曾说到一类人：“．．．．．．几乎从未运用自己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我以为克氏的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倒是更具奥妙－－有些人根本不思想，也就用不着去要思想的自由。
二、个人内心的自由。
比较上面的一种，它位于较高的一个层面上。但是，只有少数人拥有这个愿望和要求，因为更多的人已被麻木而拥挤的外部生活全部吞没。他与外部的距离越近，他留给自己内部的空间就越少，很多人甚至少得没留下一足之地，一线之隙，因而也就丧失了这个愿望和要求。但此一类人也易流于终日沉溺在一泻千里的冥想中，思想得越多，结果行为就越缓慢，以至于最后”深沉”得丧失了外部的行为能力。
三、最高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自由，应该属于那种懂得运用其内部的自由来驾驭
或控制他的行为的人。这也就是我所比喻的那一种有围墙的绿屋顶。一个个人，仅仅能冲破某种公众观念的围栏，拾起一个四周没有任何原则遮拦的绿屋顶，那还是不够的。捣毁围墙之后，再一次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之手围拢起栅栏的人，才真正能够拥有那大屋顶投射的绿意。所谓一个人就是一个秩序，我那间阿尔小屋旁边的一个邻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这也是一种个人自由的境界。
关于更大范畴的国家和政治一类的自由，那是另外的问题。我喜欢关注于个体这一小的范畴，因为它是超越国家和政治之上的属于人类的东西，因而它是更庞大、深邃的。夜已经很深了，身后的玫瑰色灯光吸引着我到床上去，立刻倒下。我停住手，四下环视那被我写来写去的绿色大屋顶在哪儿，然而我没有找见。推开窗子，向远处眺望，仍然不见其踪影。但我知道，它就在看不见的四周弥漫，我不能说它在身体之内，也不能说它在身体的外部，它是一团气，浑然环绕着个人。
户外的秋风簇拥着耀眼的星星，它们像我的一个朋友对我真诚地低唱”你照亮我的心”那样，把光晕倾洒在我的窗台上。我转回身，把电脑打印机里的文字吱吱啦啦打印出来，如同展平一天的时光一般，我把字迹的褶皱展平，然后，把它扔到我那看不见的绿色大屋顶里去。
现实的力量
现实的力量
我亲眼目睹自己是如何被现实改造的。
有时，当我回头阅读自己从前的书时，便惊诧地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女孩－－敏捷、激动、叛逆、忧郁、才思涌动、心高气傲，她与我的现在已是那样的遥远。
那个女孩是何等幸福啊－－她敢孤独无助特立独行，她敢与众不同棱棱角角，她还敢不喜欢钱，敢不要职业，敢要死要活地执著于自己的方式，她居然还敢身体不健康不爱惜自己，敢抑郁厌世，她甚至敢设想自杀一走了之．．．．．．一株枯草，一片青瓦，一截幽径，一声凄清的吆喝，都使她感怀神伤。
而现在呢，我已经慢慢地一天又一天地失去了这些权力。说“失去了这些权力”实在是美化自己。
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
就说每周上班的路上，原来走在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在我的视野里仿佛是静寂无人的，能够进入眼帘的都是那些从庸常的平凡的景物人流中“升华”到形而上层面的事物－－我看到冷冬里一株沉郁枯索的秃树，四季的轮回更迭命运一般罩在它
头上，这株秃树似乎与人、与我就有了某种纠缠不去的关联－－冬天来了，它的盛势已去，往日的浓郁茂密以及它那在暖风中目中无人的欢叫声，都已成为回忆，来年的再绿也不再是逝去的那个绿了，一切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逝不返．．．．．．这时，对于这株皲裂凋败的秃树的一带而过的凝视，便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人生的问题。
有时，我会看到身边的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他豁着牙朝着与他交错而过的另一辆婴儿车上的小孩会心地笑，两个小孩都挥动起小手咿咿呀呀叫。两辆车已经交错而过了，他们便都扭过小脑袋相互不舍地张望、伸手，显然他们是格外想发展一下这路遇的友情的，但是年轻的爸爸妈妈却坚毅地把他们向着相反的方向推走了，其中一个孩子一边哭着一边使劲回身向远去的另一个孩子眺望，大人扭过宝宝的头，说，我们玩去喽。显然，大人们是相互戒备不信任的。我看着这个小孩腮边大颗清纯的泪珠和失望的神情，就想起”成长”这个语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肯定是“成长”了，可是“成长”意味着什么呢？
那时候，其实也就是三四年前，一点小事我就会想一路，而且是决不用什么自我“提升”或者自我“煽动”的，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联想。往往是走出去很远，眼睛里依然是那一株处于悲观季节里的秃树，或者是那个小孩子被成年的父母轻易”扼杀”了童贞情谊的悲伤。这种专注而密集的联想往往伴随我整整一路。直到走进单位大楼，遇到迎面而来的打招呼的同事，这种”沉浸”方才忽然中断、猛醒，知道脑子里的线路该切换频道了。那时，我在办公室这一真实的人际空间中，总是呆头呆脑，看不出任何潜藏在人们风平浪静的脸孔之下微妙而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不懂得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只是人际的问题。所以，我在单位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这暂且搁下，还是回到那条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现在，我依然在这条街上走，脑子里也依然堆满密集的思维，但想的却是另外的事情了：到办公室后要做的一二三四五．．．．．．抽空得去趟医院，胃药马上吃完了，不能断．．．．．．还是首先得把身体弄好．．．．．．要和那个老ｘ谈一谈，真是太黑暗了，职业不能丢，否则怎么生活呢．．．．．．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钱就不要想“自由”，也不要腰杆挺直地想“尊严”，没有这个前提而奢望“自由”和“尊严”，是要为此付出生活的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现在，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是：生活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多么堂而皇之的自我安慰啊！给“苟且”的日子找到一条最结实最合理的依据。细想这句话，”生活”指什么？无非是把日子填满的那些琐事，上班、下班、家务、买菜、烧饭、逛街、看电视、尽家庭角色之义务、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拉拉扯扯，等等。这些事已经足以把一个人一天的时间占得很满很满，倘若把这些都做好，那么整个人无疑是要被这庞大的现实彻底吞吃掉了。总是挣扎着要回到原来的状态－－从繁忙的生活浮面进入一种“精神深度”，我是那样地怀念过去的那个走在喧哗涌动的早晨的街上旁若无人、浮想联翩、没有现实感的女孩。结果，焦虑的情绪便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这是多么糟糕的局面啊。
其实，我是知道自己适宜的位置的，也知道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瞎走的乐趣
瞎走的乐趣
我和母亲有个瞎走的嗜好。每次，我们一起出去办事，总是先打的径直前往，任务明确。然后，待办完事，我们便轻松而愉快地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目标，我们在那个完全陌生抑或旧时熟稔的地方，引颈环望一阵，然后就凭感觉不定向地瞎走起来。无论是旧地重游还是开发”新大陆”，在我们貌似随意的脚步深处，其实都潜藏着一个连我们自己也未曾清晰明了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遇见一个能够触碰我们脑子里某根神经的景物或人物。就是这种未知感吸引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夕阳西下的时辰，在北京喧哗的大街或者凋敝的小巷，东张西望地走上一个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
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瞎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的木门掩映在树阴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密或安全担心。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瞎走中无意地获得过。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卖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和母亲互相看了看，就走了。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说学就学。我们先到美术馆买来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服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的面积并不多，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一样。最后，我们钉上一条显得粗糙的木线，然后就把它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它硕大得几乎占用了整整一面墙。它的内容－－中药方，质地－－亚麻布以及它的形式感－－画一样的字和不对称的破坏常规的布局结构，无疑都展示着制作者本人的生活姿态、艺术倾向以及世界观。这是在任何艺术专卖店里都买不到的，无论多么高档的，都无法如此贴近我本人的风格。
我和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