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在场而消失。它们似乎是在两股道上－－一种情形是在可见可感的平面上完成，另一种情形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心底里涌动。
于是，我会说：“我想你。”答：“我不是就在这里吗！”
我说：“那不一样。我依然想你。”
仿佛被思念者是两个，一个在场；另一个避匿在很深的“远方”。其实，真正的原因也许在于，我并存着另一个隐蔽的我，一个我在他（她）面前，有着真实的躯体和感觉；而另一个我，在一定距离之外的隐蔽处，现实的手怎么也无法抵达。
再比如，有一年，我终于抵达了渴望已久的欧洲，温暖的友人就在身边，我的指尖、眼孔、额头和耳朵到处是友人缠绕相连的情谊。然而，我却经常站立窗口，惆怅地眺望远处阴霾的天空、红瓦顶以及大片无人的草坪，如同一片断梗飘蓬的孤叶，满腹心事，抑郁寡欢。我已经到达了思念的“远方”，却依然深深思念着“远方”，整个欧洲低垂的绵绵雨雾仿佛都浸满我的双眼。
这里，仿佛此“远方”与彼“远方”不是一回事。或者，我仿佛同时是两个我。一个我，包裹在友人感性的温馨之中；另一个我，有时候宁愿关上自己的房门，独自沉浸在由假想的距离造成的思念当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有时候觉得，这种“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近旁直观的事物更为深邃，也更难以抵达。生活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牵动着我。但其实我知道，“远方”哪儿也不是，它不过是一个假想物，一个大幻想－－它是我们内心中冥冥守候的一个人！
它其实就在我自己身体里边莫名其妙地秘密地存在着。任何牵动我心的事物，都会成为我自己的“远方”。
现实的人们在惯性中生活已久，几乎忘记了一点：“我”和”一个隐蔽的我”经常同时并存。
人有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个人。
疏离与融合
疏离与融合
桌上一杯水太擅长
要伤害一个敏感的晚上
瘦削清癯的男子在做梦
他梦见一个死去的女子
和她在世时的音容
她脸庞的光辉
她揽镜相照的喟叹
和她走动时满台的凌波
哪一种人生是满台静寂后的人生
昨天，我见到了写这样文字的诗人：ｚ君。确切地说，是当面遇见了她的名字。我曾经在她的诗中遇见过她本人以及她的魅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同我在轰轰烈烈的聚会上，坐在我的椅子上的那个人肯定只是我的名字，一个被我矫饰过的适宜公众的形象，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她”－－此刻的我－－是谁，“她”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吃东西或者说一些可有可无的得体的话语，“她”不能显得冷落、沉默、傲慢、偏执、尖锐、兴奋．．．．．．一个中国人，”盛名”之下，“她”必须随和、周到、礼貌、谦逊．．．．．．如果“她”的身边多数是男人，“她”还得显得十分性感才能获得主体力量的认同。
这个叫做ｚ君的女人，她的角色做得十分得体出色，她的敏感和锋锐躲在漫不经心的（做出来的憨钝的）笑容后边藏而不露，喜天哈地之中，所有的棱角、惊觉和波动都被粉饰一空。内心与脸孔的分隔，似乎轻车熟路，稔练地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个角色，让俗世与艺术在她身体里无奈地相遇，完整地融为一体。我不知道，她在这样一种融合的努力之中，获取快乐与丧失自我的苦痛的比值有多少。但我相信，她肯定有，写出那样出类拔萃诗句的女人肯定会有。我们碰巧地与获某类文学奖的作家坐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多少年来，我身心始终无能为力地透露出来一些信息，一直对某一类”畅通”的人散发出拒绝的信号，特别是在偏执、极端的时候，我甚至试图让某一类“畅通者”学会惭愧。但是，我从这个叫做ｚ君的角色的身上，没有看到这种努力，她顺应时态的从容、镇定与模棱两可，使我看到她对于自己的角色的修炼，以及她丰富的阅历。
精神医学家安东尼·斯托尔曾提到这种分别：有人天生能够在人际关系里寻求人生的意义，有的人则偏好某些独自的兴趣、信仰或思考。有一些天才的创造者是无法建立“成熟”的人际关系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孤独交错着，他的智力范围永远无法拓展。”他还列举了那个漠视世俗、藐视妥协的忧郁的维特根斯坦，维氏极少社交，他甚至从来不在学校里进餐，而且对食物的漠视已达禁欲的地步。当他在爱尔兰时，他就认为房东供应的第一餐太过精致。他所要的只是麦片粥当早点，蔬菜当
午饭，而晚上则只吃一个鸡蛋。在爱尔兰的日子里，他每天的饮食就是这样。比较维特根斯坦而言，我坐在餐桌上的姿态显然是在努力要比他贴近世俗。当然，我可以说，是我的角色坐在那里，并不是我坐在那里；ｚ君比我更具与人际的融洽本领，但是她也可以说，是她的角色坐在那里，而非她本人。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域的人必须具备的多面性或曰“中国特色”。
疏离人群或者在人际关系里具有融洽能力，这两种情形有时候会发生在同一种人身上。这是与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到底能够表现出多少真实的自我有关。斯托尔曾提出，有些人甚至在爱人、密友面前，也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因为这种忧郁型个性的人，通常总是附和、妥协于人群，她们（他们）无法表示异议，无法与人对抗，她们（他们）抑制住自己所有的否定态度和敌意，因为这是获取认同的代价，这是获取赞赏的惟一途径。这种丧失自我、违背本意的局面自然是令人心力交瘁的，所以这种人通常喜爱避开人群，甚至与亲密的人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至此，现实生活中的我将继续苦恼地徘徊在维特根斯坦与ｚ君所呈现的问题之间，继续处于自身的某种分裂。
放纵
放纵
多年来我骨头里边那种拼命向上进取的努力一直伴随着另一种不顾一切地向下”堕落”的冲动，这种向着两极方向奋力的激情与我瘦削的体格非常不协调。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冲动虽然已渐渐淡泊，但是我知道它依然深深埋藏在我的骨中，只有最亲密的人才会看到。
在伦敦的时候，因为我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加上伦敦雨雾绵绵的天气，便常常站立窗前，望着无人洁净的街道以及寥寥落落的参差别致的屋舍发呆，内心惆怅。有一天，我终于抑制不住，对女友说，“你有特殊的烟吗？”她定定地凝视了我一会儿，一点不惊讶，平静地说，”有。”然后便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只类似雪茄的香烟，说这里边掺杂着什么，你吸吧。
我惊叹她的冷静，她多一句话也不问我的私事。我们一向是用不着多说的。
我疑信参半地接过来，又凝视了她一会儿，我说：“那么，我要单独试试。”我一样用不着多说什么。
“祝你快感！”女友说。
“你等着吧。现在，请你做好心理准备，我不
定干什么呢！”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吸完了烟，发现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又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感受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动静，就走出来。我对女友说：“你是不是在骗我？”
女友看我安静地走出来，有些失望，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是你自己拒绝感受。”
我和女友都很遗憾。我知道，她其实是期待我发生点什么的。
这件事至今是个谜，令我匪夷所思。也许是那烟过期失效或者被人偷偷替换了。
其实，人们本性深处都有放纵一下的欲望。过于严谨的人是乏味无趣的。一个不会快乐也不会悲伤、不激动也不绝望的人，无论是快乐的人还是悲伤的人都不需要他。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弄文学和艺术的人在酒吧聚会，就座之后好一段时间大家都沉沉闷闷的，矜持着活跃不起来。后来有人冲侍者喊请把灯光弄暗些。然后，随着光线的黯淡，迷迷蒙蒙的爵士乐响了起来，那声音悠悠绵绵地从酒吧的顶棚和墙角漫流下来，令这些白天里严谨地进行艺术创作而把天性深处的那种“放纵”深深掩埋的人们十分舒服。
这时，昏暗中有一个人说，“这音乐怎么那么像美国大兵在调戏妇女。”“调戏妇女”这个字眼一出来，我看到在座的男男女女的眼光都闪亮了一下。
有人接着说：“为什么非得是美国大兵调戏妇女？我们这些男人就不会调戏妇女吗！”
就座时原本还矜持的几位女性这时已松弛下来，脸孔上有了一层绷着劲儿的笑意。另一个男人又说，“女人嘛，你调戏她她不高兴，你不调戏她她也不高兴。你说她不正经她不高兴，你说她假正经她也不高兴。真难啊！”
话说到此，所有的男男女女都兴奋起来。
有一位大姐终于绷不住，说了句，”我们女人就不能调戏男人吗？”
男男女女已经按捺不住了，“对对对！”酒杯在桌上欢快地敲着。点烟的点烟，哼小曲的哼小曲，拍大腿的拍大腿。然后大家一起碰杯：“祝全体人民都高潮。”这天的聚会算是拉开了快乐的帷幕。
其实，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和良家女性。
生活中，我比较喜欢这种进取和（有节制地）放纵并存的伙伴，这才是丰富、复杂和人性的人。
阿尔贝特五岁的错误
阿尔贝特五岁的错误
1999年是令人十分敏感和满怀警觉的年份，母亲许多年来一直是对外星人之类的说法深深敬畏，而我一直对这些缺乏实证的事物提不起热情。近日由于我受到一位从柏林来的UFO谜的朋友的蛊惑，也开始懵懵懂懂甚至“疑神疑鬼”起来，母亲终得机会对我煽风点火。
清早起床后，母亲到我的房间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事。她说，她与几位朋友外出旅行去了，天光水色景物宜人，于是她便单独出去在附近闲逛，打算买一个假发头套送给她的一位朋友。她估计自己只是离开伙伴们半个钟点，可是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迷失方向，找不到那一家宾馆了。这样又耽搁了大约半个钟点。正在着急四处打听时，刚好碰上一位同伴，他一把拉住母亲神色紧张地说：“你到哪里去了，大家已经整整找了你10天了，急死了。”母亲奇怪地说：“我只离开大家．．．．．．”她低头看了看手表，“大约1个小时啊，怎么会是10天呢？”母亲说着，一眼就看见了她找了半天的宾馆其实就在
同伴身后耸立着。母亲说：“我去买了一个假发头套，回来的路就走乱了，不知是怎么回事。可是刚才连宾馆的影子都没有，怎么这会儿忽然就在眼前了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摸皮包里的假发，可是新买的头套却不见了。母亲疑惑地与同伴走进宾馆大堂，发现大家都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焦急地等她，整整齐齐一大排人。大家见了母亲，一下子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母亲10天来哪里去了。这时，母亲真的慌了，莫非自己真的让外星人带走转了一圈？母亲恐惧地又看了看手表，再抬起头时一眼就发现了自己刚刚买的却找不见了的那个假发，已经戴在了她的朋友的头上了．．．．．．
我说：“这事不太可能吧，听着怎么那么玄啊！”母亲说：“这是我刚刚做的一个梦。”
我叹了一声：“怪不得。”
母亲郑重其事神经兮兮地提醒我道：“这样的事也许真的会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母亲离开我的房间后，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先是想笑，既而似乎又获得某种启发，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很久以前一位叫做阿尔贝特的作家，他在《我母亲的书》里提到他童年时候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只有5岁，他从船上登岸时紧紧抓住妈妈的裙子，那些从身旁驶过的电车使他惊恐万状（他以前没见过汽车，只见过马车）。他想，那些铁皮制作的长方形怎么能在地上奔跑呢，一定有一匹马藏在汽车里面。这样他才安静下来。他5岁的知识和经验仅仅可以理解马匹可以带动车子行走，他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电动力是怎么回事。对于未知事物，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去理解，比如关于外星人，关于超人类智能的存在，等等。这件事使我想到一个问题，相对于宇宙我们人类几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会不会犯阿尔贝特5岁时的那一种错误？
有人曾说，沉默是对某一事物缺乏自信（或了解）的人的最稳当的选择。那么此刻，这就是我对宇宙未知事物缺乏起码把握的最佳选择。
我对此只是怀有十二分的敬畏。
一个不老的人
一个不老的人
从一个老人那里看到
8月的中国P城，多是雷阵雨天气，似火的骄阳，灼烤着黑布片一般即将燃烧起来的土地，但转瞬之间，便又会大雨如注，水流滂沱，脚下变成一条无边的浑河。这种变化多端的天气，使得在这个季节里的人们，也变得情绪多变，性情无常。
在这个炎热夏季的午后或黄昏，我很规律地保持着在街头漫走的习惯，经冬历夏，我把这种可以延伸思路和自我交谈的漫走，当成是自我的一种意志力的延续。些微的汗水从我在阴爽的大房间里沁浸得发凉的骨头里渗出，有一种温和的快感。我喜欢这一种感受。
我一边埋头走路，一边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属于古典东方的那一种神秘古怪的想象以及现代西方的内心自省习惯，使我永无安宁。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自我折磨，也是一种看不见的享受。脑袋里刮着热带台风，思维如闪电，迅速地在街边路角一闪即逝的事物上掠过。
一个老头，面色灰黄，瘦骨嶙峋，但衣衫显得格外整洁。不难看出他生活的境况－－
清贫然而依然保持着尊严。他同我一样，也在街头漫走，老人的手里拄着拐杖。在树阴里的那片凉篷餐桌前，他犹犹豫豫站住，然后四顾环望，胆怯又鼓足勇气地向那堆着半桌剩食的餐桌靠近。他颤颤巍巍，向两边和身后过来往去的人流偷偷觊觎，留心察看着是否有人正在窥视他。然后，他以不被人察觉的动作，移动到桌前，拿那筷子，像休闲品尝食物一般缓慢地、悄悄地夹起，送入口中。他一边忙着把嘴里裹满油汁的肉片吞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