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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我发誓绝不放弃。我参加过一个全国性会议，与三百多个病理学家同桌宴饮。这些人是全世界对疾病与死亡钻研最深的专家学者，但四分之三的人既不慢跑，也不做有氧运动；只要有车坐，绝不动脚；有位子坐时，绝不站着；除非是下楼或下山，比较不费气力，不然一见楼梯山坡，避之唯恐不及。三分之一的人抽烟，几乎每个人都喝酒，而所有的人无不开怀饕餮，好像人人没有明天。
压力、沮丧，加上可能因为天天目击惨剧，我们比其他人更需要欢娱。人生能讲道理吗？一个爱嘲讽世事的芝加哥法医朋友就喜欢说：“什么了不得的，你会死，人人都会死，就算你死的时候还很健康，那又怎样？”
范德走到他桌后的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他不知为我倒了多少次了，但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
我前夫也永远不记得。我和东尼生活了六年，但他从来不记得我喝黑咖啡，吃五分熟的牛排，牛排的颜色不需要像圣诞节的色彩，只要带一点粉红就行。更别提衣服的尺寸了。我穿八号，我的身材几乎穿什么都行，但我受不了任何繁复的花样。而他呢？他老是送我六号的衣服，而且带着花边，还半透明——只适合上床穿。他母亲最喜欢的颜色是春绿，她的尺寸是十四号，一堆花边是她的最爱。她讨厌套头装，喜欢拉链。她对羊毛敏感，懒得穿任何需要干洗、熨烫的衣服，憎恨任何带紫的颜色，视白色和米色为不切实际，绝不穿横条或卷花，但对那种超软皮衣则毫不在意。她相信她的身材与褶子绝对无法配合，但偏好口袋，越多越好。东尼替他母亲买东西时从未出错。
范德在我们两人的杯子里分别丢下整整一大匙奶精与砂糖。
他还是照旧不修边幅，又细又疏的灰发活像丛生的野草，宽大的罩袍上抹着一道道验指纹的黑色粉末，胸前染着墨水的口袋里鼓胀出一大蓬圆珠笔和签字笔。他个子很高，四肢瘦长见骨，偏有个不成比例的大肚子，头形活像个灯泡，眼睛则是那种洗得透彻的蓝色，里面永远弥漫着思想。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冬天，有天傍晚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下雪了。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红色的长围巾，套在耳朵上的则是一顶飞行皮帽，很可能是按邮购目录买的。这是我见过最可笑的一顶冬帽。我想他如果坐在一架一战时的战斗机里，一定如鱼得水。在办公室我们就叫他“飞行的荷兰人”。他老是忙忙碌碌的，楼上楼下奔来奔去，检验室罩袍在腿边挥来荡去。
“你看报了没？”他一边问，一边向咖啡吹气。
“全世界谁没看到。”我没好气地回答。
星期天的头版新闻比星期六晚上的更糟。巨大的横幅标题占据了整个报纸的上半页，每个字母足有一英寸高。边上有对洛丽·彼得森的专题报道，还有一张看起来很像是从毕业纪念册上翻拍的相片。艾比·特恩布尔的手段虽然不是很过分，但也够紧迫逼人了。她试过采访洛丽·彼得森住在费城的家人。据她声称，他们悲痛过度，无法置评。
“这种报道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范德说。谁不知道呢？“我想知道是什么人漏的口风，好将他们的手指吊起来。”
“那些警察从没学会沉默之道。”我告诉他，“如果他们学会闭嘴，他们就再也不能抱怨有人走漏了消息。”
“说不定确实是警察走漏了消息，但不管是谁，这种新闻快把我太太逼疯了。如果我们住在城里，她一定要我们今天就搬走。”
他走到桌前，上面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数据、照片和电话留言，还有个一夸脱的啤酒瓶，以及一块沾有干血的地板瓷砖，两样都放在有“证物”标签的塑料袋里。约十小瓶福尔马林散布四处，每一瓶里都有一段从第二节关节处被剪下来的指尖，上面都有被烧过的痕迹。对未经指认但被严重烧伤，或已相当腐烂的尸体，用普通办法常常无法采到指纹。在这么一大堆悚厉的证物之中，一瓶凡士林强化保养乳液颇不协调地竖立在那里。
范德往手上抹了一些乳液，戴上一副白色棉布手套。丙酮、二甲苯和不断的洗手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对皮肤的杀伤力很大。如果他没戴手套就使用了一种显现隐性指纹的化学药剂茚三酮，我一望便知，因为他整个星期都会甩着发紫的手指走来走去。他一完成这套清早必行的仪式，就伸手一指，要我跟他到四楼的走廊。
几个房间过后是电脑室，里面干干净净像消过毒似的，摆满了各式淡银色的盒状机器，看起来活像太空时代的洗衣房。那具光滑直立、外形类似一套洗衣机与烘干机的是比对指纹的机器。它的作用是将不知名的指纹与储存在指纹数据库里的几百万个指纹比较，看看有没有人中奖。它简称FMP，经过先进的平行处理，这家伙一秒钟能比对八百个指纹。范德不喜欢枯坐在那里等结果，通常会把指纹搁在那里过夜，这样第二天一早来上班时就有结果可看。
范德在星期六已经完成了整个过程中最费时的部分，就是把指纹准备好输入机器。他得先将隐性的指纹拍照，放大五倍，在每张相片上放一张描图纸，然后用细签字笔描出最显着的痕迹，再把画过的指纹图缩小，使它与实际采得的指纹大小完全一致。最后他把相片粘在输出隐性指纹的纸片上，输入电脑分析，现在就等结果出来了。
范德坐在那里，好像一个钢琴独奏家在等待演奏。我几乎期待着他掀起白袍的下摆，伸直手指作准备。他的施坦威钢琴是一部遥控输入器，有键盘、屏幕、图像扫描仪、指纹图像器和其他各类机器。图像扫描仪可以同时输入指纹卡和隐性的指纹，指纹影像处理器则可以自动检验指纹的特性。
我看着他输入若干指令，然后按打印机的按钮。一长串嫌疑人的名单快速显现在有绿色条纹的印表纸上。
范德撕下印表纸的同时，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根据不同的案子，他将资料分成十个部分。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编号8801651上。这个号码代表在洛丽·彼得森身上发现的隐性指纹。电脑比对的过程很像是参加选举。可能相符的指纹称作候选人，再根据它们的分数排名。分数越高，表示候选人与输入的无名指纹越相像。以8801651为例，有一个候选人的分数就比其他的都要高，而且高出一千点之多，这只有一个可能。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对象。
或像范德脱口而出的那样：“这玩意儿热得发烫。”
中奖的候选人依程序被编为NIC112。
我真的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么看来，在她身上留有指纹的人在数据库有档案？”我问。
“不错。”
“意思是他可能有前科？”
“很可能，但不绝对。”范德站起来，走到有指证结果的终端机前，一面轻敲键盘，一面瞪着屏幕。他继续说：“也可能是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是警察，或曾经申请开出租车的执照。”
他搜寻出那些指纹卡。顿时，那些放大了的蓝绿色旋涡盖印在嫌犯的指纹上，右边一行则列出嫌犯的性别、种族、生日与其他相关数据。范德将其打印出来，交给我。
我仔细研读结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NIC112的身份。
马里诺一定会兴奋得半死。
电脑结果显示，毋庸置疑，激光在洛丽·彼得森肩膀上找到的隐性指纹属于马特·彼得森，她的丈夫。
第四章
我对马特·彼得森碰过洛丽的身体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当你看到有人好像死了，过去碰碰是很自然的反应。很多人都会去摸脉搏，或轻抓肩膀想摇醒那个可能已死的人。但有两件事让我不安：第一，这些隐性指纹之所以会被察觉，是因为留下指纹的人手指上有那种会发光的神秘物质，在其他勒杀案中也留有相同的证据。第二，马特·彼得森的指纹卡还没有被送入检验室，换句话说，电脑之所以会找出他，是因为他已经有了记录。
我告诉范德我们需要查明彼得森留下记录的理由，看他是否有犯罪前科。就在这时，马里诺走了进来。
“你秘书告诉我你在这里。”他大声嚷嚷，以此代替打招呼。
他在吃甜甜圈。我看出他是从楼下咖啡机旁的盒子里拿的。罗丝常在星期一早上带甜甜圈来。他环视四周的机器，随手把一个信封递到我面前。“对不起，尼尔斯。”他嘟囔一声，“不过这个医生说，她要第一个看。”
范德好奇地看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个装着彼得森指纹卡的塑料袋。马里诺故意给我好看。我一肚子不悦。照一般程序，指纹卡应该直接交到指纹检验室，而不是交给我。这种事最容易引起同事之间的不满，他们以为你企图侵犯他们的领域，想凌驾于他们之上，事实上你可能压根儿没有这种心思。
我向范德解释：“我不希望这些指纹卡大剌剌地搁在你桌上，让别人有机会碰到。马特·彼得森说他回家前曾用过油彩，如果他手上还有痕迹，那些指纹卡上可能也有。”
范德睁大眼睛，他对这一可能大感兴趣。“当然，我们可以再用激光来检查。”
马里诺阴沉地瞪着我。
我问他：“那把野外求生刀怎么样了？”
他从手臂下夹的那一大叠东西里抽出另一个信封。“我正要送到弗兰克那里。”
范德建议先用激光检查一下，然后他又打印出一份NIC112的指纹，也就是马特·彼得森在他太太身上留下的隐性指纹，交给马里诺。
马里诺看了一眼，闷哼一声。“狗屎。”他抬头直视我。
他的眼睛里充满胜利的笑意。我对他这副德行已很熟悉，料到会出现这种场景。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看吧，法医大人，你是读过几本书，不过还是我了解人间烟火。”
我可以感到马特将会受到越来越紧迫的侦查，不过我仍然相信杀他太太的凶手是个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一刻钟后，范德、马里诺与我一起进入指纹检验室旁一个相当于暗房的房间。一个大洗手池旁的台面上陈列着指纹卡和野外求生刀。房间内一片漆黑。马里诺的肥大肚腩好不烦人地碰撞着我的左手腕。在激光之下，墨黑的指纹卡发出阵阵耀眼的闪光，连刀把也是。刀把由硬塑料制成，表面太粗糙，采不到指纹。
在那闪亮的宽刀刃上，有些肉眼看不到的残余物，还有几个范德撒了指纹粉后采集下来的不完整指纹。他弯腰望向指纹卡，用那双如鹰眼般锐利的专家眼睛迅速比较一番后宣布：“根据初步比对，这是他的，刀把上的指纹属于彼得森。”
激光关掉，我们再次置身漆黑之中。忽然，头顶上强光亮起，迫使我们回到令人丧气的水泥房间和白色塑料桌面之中。
我把护目镜推到头上，开始客观地一件件细数证据。范德还在摆弄激光，马里诺则点起一支烟。
“刀上的指纹不见得有什么意义。这把刀是彼得森的，当然会有他的指纹。至于那些发光的残余物，不错，很明显，当他去碰他太太并按下指纹时，他手上是有某种会发光的物质，但我们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和我们在其他地方找到的是否一样，特别是是否和前三件勒杀案里找到的一样。我们可以试试用电子显微镜来扫描。如果走运，显微镜能帮我们鉴定这些残余物的基本成分，或检验其红外线光谱，查明这种残余物与我们在她身上和在以前案子中找到的残余物是否相同。”
“你在说什么？”马里诺难以置信地问，“你是指马特手上有种物质，凶手手上也有一种，在激光下看起来一样，但其实并不同？”
“几乎所有对激光有强烈反应的物质看起来都很像。”我慢慢地、很小心地回答，“它们门像白色的霓虹灯那样发亮。”
“没错，但大多数人手上并没有任何会发出白光的东西，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
我不得不同意。“大多数人是没有。”
“这好像是种古怪的小巧合。马特手上刚好有那种玩意儿，不论那到底是什么。”
“你说过他回来前在彩排。”我提醒他。
“他是这样说。”
“说不定我们该去收集他在星期五晚上用过的化妆品，然后拿回来检验。”
马里诺一脸不以为然地瞪着我。
二楼只有几台个人电脑，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它与二楼另一边的主机联机，不过就算主机出了问题，我至少可以用它来处理文件。
马里诺交给我在彼得森家卧室桌上找到的两张磁盘。我把它们放进电脑，查看目录。
屏幕上列出一个个文档或章节的目录，很显然，这是马特·彼得森的论文，主题是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斯。“他最成功的剧本显露出在罗曼蒂克的儒雅表面下，一个充满了性与暴力的挫折世界。”引言的第一段如是开头。
马里诺站在我身后边看边摇头。
“上帝，”他哼了一声，“越来越妙了。难怪那家伙听说我们要他的磁盘就吓个半死，你看看这玩意儿。”
我继续往下看。
从我们眼前闪过的是成廉斯如何处理诸如同性恋与食人肉等引入争论的主题，里面提到粗暴的斯坦利·科瓦斯基，以及在《甜蜜的青春鸟》里被阉割的男妓。我不必有任何透视力就能读出马里诺的想法，他的想法与那种八卦杂志的封面一样陈腐。对他来说，这分明是色情文字，替精神病人充满性与暴力的反常幻想火上浇油。如果马里诺被迫去上戏剧学入门课程，他绝不能分辨现实与舞台的差别。像威廉斯这样的人，甚或是马特，创造这类剧本的人本身鲜少会有类似的经验。
我平视马里诺：“你觉得怎样？彼得森是个研究《旧约》的学者？”
他耸耸肩，目光再度转回屏幕。“嘿，你不能说主日学校会教这个。”
“《圣经》也不教强奸、用石头砸死人、砍人脑袋或嫖妓。现实中，写《冷瓶》的杜鲁门·卡波特也不是连环杀手，警官。”
他从电脑旁边走开，坐到一把椅子上。我移动转椅，隔着宽阔的桌面面对他。通常，他来我的办公室时，喜欢站在那里，像塔一般对我当头罩下。但这次他坐在那里，我们四目相对。我知道他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把这玩意儿打印出来如何？看来很适合当成睡前读物。”他假惺惺地微笑，“谁知道？说不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