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怎么样？”我立刻问。
柏莎与我面对面站在宽敞的前厅。她明白我的意思。每当露西来这儿住，一到晚上我们必然有这番对话。
“糟得很，凯医生。那孩子整天都在你的房间里打电脑。我说给你听，我不过踏进一脚要给她个三明治，稍微问她一声，她就大喊大叫闹个不休。不过我知道，”她的眼睛柔和下来，“她只是气你得去工作。”
负疚感渗透了我麻木的心灵。
“我看了晚报，凯医生，天可怜见的。”她伸手套进雨衣，“我知道你为什么花了一整天时间忙这事儿。主啊，主啊！我希望警察会抓到他，好狠啊，真是凶残。”
柏莎知道我工作的性质，但她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就算我办的案子牵涉到她的邻居，她也从不过问。
“晚报在那里。”她指指客厅，从门旁的桌上拿起皮包，“我藏在沙发的垫子底下，没让她看到。我不知道你准不准她看，凯医生。”她出门前拍拍我的肩。
我看着她走到车边，然后慢慢倒车离去。上帝保佑她！我不再替我的家人向她道歉。我的母亲、妹妹、外甥女不是面对面，就是在电话里侮辱过她，或是对她很不礼貌。但她明白，她既不表示同情，也不加以批评，不过我有时怀疑她替我感到难过，这只会让我更难受。我关起前门，走进厨房。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厨具不多，但很时尚。我喜欢自己动手做吃的，比如做面、擀面，所以厨房中央有一块松木板，高度正好适合五英尺三英寸的我。早餐桌正对着一扇大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后院的林子和喂鸟的食盒。在全套淡原木色调的橱柜与流理台之间，疏落地插着从我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摘下的黄色和红色的玫瑰。
露西不在那里。她的晚餐盘搁在沥水架上。我想她又跑到我的书房了。
我打开冰箱，例了杯酒，靠着流理台，闭目浅酌。我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露西。
从我离开戴德县的法医办公室，搬离那个我在那儿长大并在离婚后重返的城市以来，去年夏天露西第一次来我这里。她是我唯一的外甥女。她是个天才儿童，十岁时就已会做高中程度的数学题，一个极难缠、有谜一样拉丁血统的小孩。她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除了她妈妈、我唯一的妹妹多萝茜，她无依无靠。多萝茜忙于撰写童书，忙到没时间去照顾她的亲生骨肉。露西对我的崇拜可以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可是现在我并没有精力来回报她的依恋。开车回来时，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更改她的机票回程日期，早点送她回迈阿密，但我狠不下心来。
她一定会很失望。她不会明白为什么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处处遭拒。这将会是最后的一击，再次提醒她，她是多大的麻烦，没有人要她。整整一年，她都企盼着来这里，而我也有相同的期望。
我又啜了一口酒，等待着那种完全的静止来松弛我紧绷的神经，安抚我的焦虑。
我的房子在城市西边的一个新小区。一栋栋大房子坐落在花木扶疏、一英亩大小的土地上，街上往来的车子大多是大型旅行车或家用轿车。这里非常安静，破门抢劫或捣毁住家的案子极少，我甚至不记得上次警车巡逻的时间。这种宁静和安全感是不论花多少钱都值得的，而且对我来说，这是必需品。清晨，当我临窗吃早餐时，我知道窗外唯一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只松鼠与一只冠兰鸭争食。这样的环境安抚了我纷乱的心神。
我深吸一口气，再啜了口酒。我开始害怕上床，害怕入睡前在黑暗中的时刻——当我让自己静下心放松警戒时的那种感觉。洛丽·彼得森的模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浮动，就像水库闸门大开，想象力奔泻不尽，一幕幕景象越变越恐怖。
我看到他和她征卧室里。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脸，但上面并没有五官，只有一团像脸的肉一闪而过。她可能是因被冰冷的刀刃顶在脖子上而惊醒，也可能是听到了他那让人胆寒的声音。她先试着同他讲道理，想尽办法劝他不要动手。天知道她说了多久，但他割断了桌灯的电线，开始动手绑她。她是哈佛毕业生，一位外科医生，她会试着用心智去对付这种无可理喻的行动。
然后，我心里的景象变得狂乱，就像快放的影片。我看到她临死前的挣扎转为不可言喻的恐怖。我不能再看，再也忍受不了。我一定要控制思绪。
书房外面是后院的林子，我通常把百叶窗拉下来，因为一看到外面的景色，我就很难专心。我在门口停住，静静地转移注意力。露西背对着我，正用力敲打那具放在坚实橡木桌上的电脑键盘。我好几个星期没清理过这房间了，里面一塌糊涂，见不得人。书柜里的书东歪西倒，地上堆了很多《法律记者》杂志，其他的也都七零八落。我的毕业证书与执照靠墙堆着——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乔治城大学等等，我原来打算把它们挂在城里的办公室，但总抽不出时间去做。深篮色的中国地毯一角，歪歪斜斜堆了一堆待整理的杂志。事业的成功让我再没有时间把房子理得清清爽爽，但看到这般杂乱，还是让我心神烦躁，不能忍受。
“你干吗在那里偷窥我？”露西没有转过身来，兀自嘟囔了一声。
“我没有偷窥你。”我微微一笑，亲亲她发亮的红发。
“哼！你有。”她的手不停地敲打键盘，“我看到了，我从屏幕上看到了你的影子。你站在门口看我。”
我伸出手臂围住她，将下巴搁在她头上，直视面前一排排黄绿色的电脑指令。以前我从不知道屏幕可以像一面镜子，难怪我的程序分析师玛格丽特就算背对着门，还是能一一叫出经过她办公室的人。在屏幕上，露西的脸显得模糊不清，我至多可以看到她那副大人气的玳瑁眼镜。她通常会像只小树蛙般的抱住我，但现在显然心情恶劣。
“很抱歉我们今天没法去蒙蒂塞洛，露西。”我试探着说。
她耸耸肩。
“我和你一样失望。”我说。
她再次耸肩。“反正我想玩电脑。”
她不是故意的，但说的话像针刺一般。
“我有一大堆见鬼的事要干，”她继续说，同时用力敲打键盘，“你的电脑数据库早该好好清理了。我敢打赌你有一年都没有初始化了。”她坐在我的皮椅上转来转去。我走到一边，两臀交叉站在那里。
“所以我就动手干了。”
“什么？你干了什么？”
不，露西不会这样做。初始化后硬盘上的数据就清除了。我的硬盘里存有大批统计图表，是我用来写期刊论文的，唯一的备份磁盘还是几个月前复制的。
露西的绿眼睛瞪着我，在厚重的镜片下看起来就像猫头鹰。她圆圆的像小精灵般的脸毫无表情。“我查书看该怎么做。你只需要打IORI就成了。等它初始化后，你再打入Addall及Catalog两个指令就好了。非常简单，任何蠢货都可以做。”
我没说什么。我没有为她说脏话而指责她。
我感到双膝发软。
记得几年前，多萝茜有一次打电话来，她当时完全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告诉我，她出门买东西时，露西到她的书房，一举抹掉了她所有的磁盘，清除了上面的全部资料。其中两张存着多萝茜正在写的书，她还没来得及印出来或复制备份，这简直是谋杀。
“露西，你在开玩笑？”
“噢，别紧张。”她阴郁地说，“我已经先把你的资料全部备份了，书上是这样说的，然后再输入命令。所有东西都在那里，只是清干净了，我的意思是就节省空间来说。”
我拉了把矮椅子在她旁边坐下。直到此时我才注意到，在一大叠磁盘下放着今天的晚报。从报纸折叠的样子看来，已经有人看过了。我抽出报纸翻到头版，一眼望去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那条新闻。
年轻外科医生惨遭谋杀
勒杀案凶手四度出击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科住院医生于凌晨时分在柏克莱大道自家住宅里惨遭谋杀。警方表示，这桩谋杀案与最近两个月在里士满发生的另三起女子在家被勒杀的案子有很大关联。
被害人名叫洛丽·彼得森，哈佛医学院毕业生，现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外科实习。她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昨天午夜过后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教学医院急诊室。据分析，她从医院直接开车回家，大约在凌晨零点三十分到两点之间被杀。凶手割开一扇未上锁的浴室纱窗，潜入死者的住宅……
一行又一行的报道。上面有张黑白照片，医护人员抬着她的尸体走下门前台阶。还有一张较小的照片，可以认出上面身着卡其色雨衣的人正是我。标题写着：“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医生到达谋杀现场……”
露西睁大眼睛瞪着我。柏莎把报纸藏起来是有道理的，但露西很机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十岁的小孩看到这样的报道会想到什么，特别是上而还附了张她姨妈的照片？
我从未对露西详细解释我的职业。我避免与她讨论我们生活的野蛮的世界。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为盲目和残酷的血水洗礼，失去了天真与理想，再也不存一丝信任。
“这跟《迈阿密先驱报》一样，”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先驱报》老是登些谋杀新闻。上星期他们在运河里找到了一具无头尸体。他一定是个坏蛋，才会有人把他的脑袋割掉。”
“说不定，露西。但就算他是坏蛋，还是不该被砍下头，而且，不是每个被谋杀的人都是坏人。”
“妈妈说他们都是坏人，好人不会被谋杀。只有妓女、毒贩或者强盗才会。”
多萝茜的确会说出这种话来，但更糟的是露西真的相信她说的话。一股囤积已久的愤怒从我心底冒了上来。“但那个女子是破勒死的。”
露西的想法动摇了。她的眼睛睁得那么大，几乎可以把我吞下去。“她是个医生，姨妈，她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也是医生，她就像你一样。”
我忽然警觉到现在已经很晚了。我关掉电脑，牵着露西的手走出书房，进入厨房。当我转头问她要不要在上床前吃点心时，却猝不及防地发现她正咬住下唇，眼里充满泪水。
“露西，怎么哭了呢？”
她拼命地抓住我抽泣，哭叫道：“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
“露西！”我惊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发脾气、使性子我都不意外，但这是怎么了？我可以感到她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衬衫，可以感到那紧贴住我的小身体发热、紧张。
“别怕，露西。”我想不出别的话，只有把她抱得更紧。
“我不要你死，姨妈。”
“我不会死，露西。”
“爸爸就死了。”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露西。”
我的话并不足以安慰她。报上的新闻像是对她下了毒。她有成人的智慧，但又未脱离儿童的想象力，何况她原本就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和失去父亲的经历。
上帝！我想不出要如何回应才好。我母亲对我的非难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沉浮。我没有孩子，我大概会是个糟糕的母亲。“你该是个男人。”我和母亲最近一次的遭遇战中她如是说，“你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实现野心上，一点也不像女人。凯，你会变成个虫干。”
当我在心灵最空虚、最痛恨自己的时刻，天杀的，我童年时家里草坪上那些虫子的躯壳就会浮现在眼前。半透明、硬脆干扁、死透的虫！
平时我不会这么做——给一个十岁大的小孩倒一杯酒。
我带她到她的房间，然后，我们坐在床上喝酒。她问我的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她问：“为什么有人要伤害别人？”“这样做是玩游戏吗？他觉得好玩才这样做的吗？像MTV上的节目，他们在MTV上也做那样的事，但那是假装的，没有人真的受伤。说不定他不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姨妈。”
“有人就像恶魔一样。”我平静地回答，“就像狗，露西，有些狗无缘无故就咬人。他们有问题。他们很坏，而且一直都很坏。”
“因为别人先对他们很不好，他们就变成坏人了。”
“有时候是这样，”我告诉她，“但并不是绝对如此。有时候一点理由也没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没有都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些人宁愿做坏人，他们就是对入很残酷。这是人生丑恶不幸的地方。”
“就像希特勒一样。”她低声说，又喝了一口酒。
我开始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
她继续嘀嘀咕咕，但声音里充满睡意。“吉米·库珀也是。他住在我们街上，老喜欢用BB枪打鸟。他还喜欢从鸟巢里把鸟蛋偷走，然后把它们摔在地上，看那些鸟宝宝挣扎。我恨他，我恨吉米·库珀。有次他骑自行车经过，我就对他扔石头。我打中了，但他不知道是我，我躲在树丛后面。”
我啜着酒，梳理她的头发。
“上帝不会容许坏事发生在你身上的，对不对？”她问。
“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保证。”
“如果你祈祷上帝照顾你，他就会照顾你，对不对？”
“他会照顾我们。”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她皱起眉。我也不确定她相信。“你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吗？”
我禁不住微笑。“所有人都有害怕的时候，但我百分之百安全。没有任何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她睡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永远待在这里，姨妈，我想要和你一样。”
两小时后，我了无睡意地坐在楼上，瞪着一页书，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忽然，电话铃响了。
我好像已经形成条件反射，瞬间惊跳起来，一把抓起听筒。我的心怦怦直跳，猜想最有可能是马里诺。我怕凌晨的场景会再次上演。
“喂！”
没人回答。
“喂？”
电话那头依稀传来鬼气森森的音乐，让我想起那种在清晨放映的外国电影或恐怖电影，或是那种老式唱机磨砂般的声音，然后，电话断了。
“咖啡？”
“嗯。”我应了一声。
这几个字足以代替互道早安。
不论我什么时候走进尼尔斯·范德的检验室，他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咖啡？”我也永远会要上一杯。咖啡因与酒精是我的两大弱点。
在买车时，不像装甲车一样坚固的我绝不考虑，不系上安全带我绝不开车。我的房子里到处装有防火警铃，外加一套昂贵的防盗系统，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乘飞机，宁可坐了火车慢慢来去。
咖啡因、酒精、胆固醇这三种人人视为大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