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多问，我却禁不住告诉他我没有对任何人提起的事情。我有种非倾诉不可的需要。
“我见过她一次，”我说，“至少我相当确定见过她一次。”
我早已仔细回忆过以前是否见过她，特别是在开车上下班的途中，或在院子里照顾玫瑰时那种安静内省的时刻，我会看到洛丽·彼得森的脸，然后把她拼在医学院无数实验室或课堂中聚在我身边的学生脸上。一想再想之下，现在我已经说服自己，当我在她家看到她的照片时，便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很熟悉。
上个月我发表过一系列演讲，主题为“女性在医学界”。我记得站在讲台后，看到一片年轻的面孔占满了整个大礼堂。学生们带了午餐，舒适地坐在有红色椅垫的椅子上，边听边享受美食。就像过去相似的演讲，那次没有什么特别，或发生过值得回忆的事，当然，现在回想又不同了。
我不能确定，但我认为洛丽是演讲结束后前来提问的女学生之一。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像，一个穿实验罩袍、引人注目的金发女子。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她的眼睛，深绿色，充满疑问。她问我是否相信女人可以拥有家庭，同时又能兼顾像医学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事业。我会特别记得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时之间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就我来说，家庭事业并不两全。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想过，好像如果我想得够多，那张脸就会变得清楚起来。是她，或不是她？现在每次我走在医学院的走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金发医生。我不认为能找到她。我想那个女子就是洛丽，她短暂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像从未来的恐怖中走出的鬼魂，永远只能存在于过去。
“有意思。”弗特西斯以他一贯深思熟虑的口吻回答，“为什么你觉得你在那时候，或过去别的时候遇见她，会有任何重要性？”
我瞪着袅袅升起的烟雾。“我不知道，只是让她的死亡更为真实。”
“如果可以重回那一天，你想重回吗？”
“是。”
“你会做什么？”
“我会警告她，我会想办法不让他对她做那样的事。”
“你指凶手做的事？”
“嗯。”
“你常想到他？”
“我不是要想到他。我只想竭尽所能抓到他。”
“而且惩罚他？”
“再怎么惩罚他也不够。”
“如果他死了，这样的惩罚够不够，凯？”
“他只能死一次。”
“那么，你希望他受折磨。”他仍望着我。
“对。”
“怎样受折磨？受苦？”
“恐惧。我要他感到恐惧，就像她们知道自己即将死亡之时那样的恐惧。”
我不知道我说了多久。当我结束时，房里暗了许多。
“我想，比起其他案子，这一桩特别让我挂怀。”我承认。
“就像做梦一样。”他往后一靠，指尖轻轻合在一起，“人们常说他们不做梦，但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们不记得了。凯，所有的事都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只是选择性地摒除大部分情绪，以免被它们吞没。”
“显然，最近我并没有处理好，斯皮罗。”
“为什么？”
我猜他知道理由，但他希望我自己说出来。“或许因为洛丽·彼得森也是医生，所以有种亲近的感觉。但也说不定我因此想到自己，我也曾像她一样年轻。”
“从某一方面来说，你曾是她。”
“可以这样说。”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我没想到那么远。”
“我认为你想到了。”他微微一笑，“你最近大概对很多事都想得很远。还有什么？”
埃伯格·弗特西斯到底和他说过些什么？
“还有很多与这些案子有关的压力。”
“比方说？”
“有人搞政治游戏。”
“啊，当然。”他的手指尖仍合在一起，“永远如此。”
“那些走漏给记者的消息。埃伯格怀疑我的办公室该为此事负责。”我迟疑地说，仔细观察他是否已经听说。
他毫无表情的脸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根据他的说法，你的理论是这些新闻促使凶手杀人的欲望加速到达顶点，所以走漏的消息可能间接导致洛丽的死亡。汉娜·耶伯勒的案子也是如此。我确定下次发生时，他们也会怪到这上面。”
“有可能是从你的办公室走漏的吗？”
“有外人侵入我们的电脑数据库，的确有可能因此而走漏消息。更明白地说，以目前的状况我很难自卫。”
“除非你发现侵入者是谁。”他就事论事。
“我看不出如何能办到。”我逼他，“你同埃伯格谈过吗？”
他正视我的眼睛。“不错。但我想他夸大了我说的话，凯。我不会过度认定由于据传从你办公室走漏的新闻，而导致了最后那两桩谋杀案的发生。换句话说，要不是因为那些新闻，那两个女人就不会死。我不能这样说，也没这样说过。”
我放松的神情一定很明显。
“不过，如果埃伯格或其他人要在所谓的‘从你办公室电脑走漏的消息’上大做文章，我也没法阻止。事实上，我相信这些案子弄到尽人皆知，与凶手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如果由于敏感信息泄露，而导致更为渲染的报道和更耸动的标题，埃伯格的确可能用我客观地说出的话来对付你。”他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你在说你不能让炸弹不爆炸。”我的心情立刻转坏。
他靠过来，明白地告诉我：“我是说我不能让我根本还没看到的炸弹不爆炸。什么炸弹？你在说有人要陷害你？”
“我不知道。”我小心地说，“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洛丽·彼得森死前打过九一一，但警方没有及时赶到，所以市政府颜面扫地，可能有很大的麻烦。你看到新闻了没？”
他点点头，很感兴趣。
“今早的新闻登出之前，埃伯格很早就叫我去讨论这件事，坦纳和鲍尔斯也在场。他们说很可能会有丑闻和诉讼。那时埃伯格说，以后所有对新闻界发布的消息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我不能发表任何评论。他说你认为走漏的消息和接下来的报道，会促使凶手加剧暴力行为。我被问了很久，问到有没有可能消息泄露自我的办公室。我没有选择，只能承认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数据库。”
“嗯。”
“随着情势的发展，”我继续，“我开始觉得不安。如果有任何丑闻爆发，将会牵涉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搞砸了警方的调查，并可能间接促使更多女人死亡……”我暂停，接着声音开始提高，“换句话说，我脑子里有幅景象，所有人都忘了报警电话和警方搞砸了，大家都把矛头指向我，怪罪法医办公室。”
他没说什么。
我软弱地加上一句：“说不定是我多心了。”
“也许你猜得对。”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他解释，“事情的发展可能正如你所说。有人想逃避责任，所以想办法归罪于你。法医很容易被拿来当替死鬼。一般民众不了解法医在做什么，他们对法医有种可怖的印象与假设。人们对于那些切开他们亲人身体的法医根本无法有好感，他们觉得这是种残害，最后的不敬……”
“请你别再说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温和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太明白了。”
“你的电脑被侵入实在太不幸了。”
“上帝！这件事让我希望我们还在用打字机。”
他望向窗外。“让我说句律师会对你说的话，凯。”他的眼神飘回来对着我，神色凝重地说，“我建议你要非常小心，但别想得太多，以至于无法专心调查。肮脏的政治，或对它的恐惧，会让你分心、犯错。你的对手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制造那些错误。”
那些贴错标签的样本飞过我的脑子。我的胃立刻打结。
他接着说：“这情况就像沉船上的人会变得野蛮，每个人只顾着求生存。你不想挡在任何人的前面。当别人陷入恐慌时，你不希望让自己处于弱势。里士满的人现在正陷于恐慌。”
“有些人是。”我同意。
“可以想见。洛丽·彼得森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警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没有对她的报警电话优先处理。凶手仍旧逍遥法外，妇女继续遭殃。大众在怪政府官员，当官的在找代罪羔羊。这是野兽的本能。如果警方、政客可以一路怪罪下来，他们就会这样干。”
“或一直怪到我的门口为止。”我愤愤地说，不由得想起凯戈尼。这种事会不会落到他头上？我知道答案，并且大声说了出来。“我不得不觉得，因为我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你是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弗特西斯回答，“在那些老男孩发现你牙尖齿利之前，你永远会被视为容易攻击的目标。但你不好惹，”他微笑，“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该怎么让他们知道？”
“你的办公室里有没有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我的下属很忠心。”
他一手挥掉我的回答。“信任，凯，信任到你可以托付生命。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
“玛格丽特一直很忠心。”我迟疑着回答，“但托付性命？我不觉得。我对她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我是指你的安全……你最好的防卫是想办法找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你可能找不出。如果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受过专业电脑训练的人帮助你，一个科技侦探或你可以信任的人。我想，去找一个你不真正了解或可能会说三道四的人不是个好办法。”
“我想不出这样的人。就算我找出是谁干的，也不见得有好处。如果确实是记者侵入，我看不出即使找到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也许不会有帮助，但说不定有，我会试试看。”
我不了解他想把我推往哪个方向。我感觉到他有他的怀疑。
“我会把这些事记在心里。”他答应我，“如果我被叫去作证，凯。如果有人逼问我，比如，像那些新闻报道是否会促使凶手的暴力达到顶点之类的话，”他停了一下，“我不想被人利用，但我也不能说谎。事实上，这个凶手对新闻的反应和他的动机，都有些不寻常。”
我静静地听着。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连环杀手都对有关他们的报道感兴趣。大众比较会相信，大多数做出这种耸动罪案的人想获得知名度，想领略自身的重要性，譬如辛克利。只要射杀了总统，立刻会变成英雄。一个能力不足、心理失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保不住工作，也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但这举动却让他在一夕之间举世皆知。依我的看法，这类人是例外，他们是极端。另一极端是卢卡斯与图勒。他们作案后，常常不等案子上报就已经离开。他们藏起尸体，隐匿行踪。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不断搬家，沿路寻找下一个目标。根据我对里士满凶手的心理分析，他是这两种极端的混合。一方面，他杀人因为他非杀不可，但也绝对不想被人抓到。另一方面，人们对他的注意又让他兴奋，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做的事。”
“你这么告诉埃伯格的？”
“我想上星期我与埃伯格或其他人讨论时，我还没有想得这样清楚。但汉娜·耶伯勒的案子坚定了我的想法。”
“因为艾比·特恩布尔？”
“不错。”
“如果她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当你想震撼里士满，甚至上全国新闻头条，还有什么比杀了正在报道这条新闻的得奖记者更好？”
“如果艾比·特恩布尔是他原计划要杀的人，那么他这次的行动是有选择地冲着一个人而来。前四次看起来是那种随机挑选、残杀陌生人的典型案件。凶手不认识那些女人。他跟踪她们，一有机会就下手。”
“DNA检验会证实是不是同一个人。”我猜测着他想法的走向，“但我很确定。我绝不相信是另一个人杀死汉娜。那个凶手想杀的人其实是艾比。”
“艾比·特恩布尔是名人。从一方面来说，我问自己，如果她是预定的被害人，凶手可不可能犯了错误，错杀了她妹妹？另一方面，如果预定的被害人确实是汉娜·耶伯勒，而她偏偏又是艾比的妹妹，这种巧合未免太令人难以置信。”
“更怪的事也曾发生过。”
“当然，没有一件事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可以猜测一辈子，但永远不能确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比方说，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他被他母亲虐待，被人性虐待，诸如此类？他是不是在报复社会，以表示对这世界的轻蔑？我在这行待得越久，越相信大多数心理学家不愿听的话，那就是有些人杀人，只是因为他们享受杀人。”
“我很早以前就已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愤怒地告诉他。
“我想那个里士满的凶手正得意得不得了。”他平静地继续，“他非常狡猾，计划得非常周全，很少犯错。我们不是在对付那种右前方脑叶出了问题、心理不能适应的人。他没有精神错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有精神病态的性虐待狂，智力在中等以上，能够应付社会，可以保持能被一般人接受的表面行为。我相信他在里士满有职业。如果通过他的职业或嗜好，他经常接触到心理或生理上受伤，或很容易被他控制的人，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哪一类职业？”我不安地问。
“可以是任何一种。我打赌，他够聪明，够能干，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我记得马里诺如是说。我提醒弗特西斯：“你改变了过去的想法。原来你假设他可能有犯罪记录或有精神病史，说不定两者都有。一个刚从精神病院或监狱出来的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由于最后两件案子，特别是把艾比·特恩布尔放进来考虑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一般精神错乱的凶手很少有能力一再逃过警察的追缉。我认为在里士满的凶手富有经验，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杀人多年，而且成功地逃过追捕，就像现在一样。”
“你认为他搬到一个地方，杀上几个月，然后再搬走？”
“不一定。他可能相当自律，搬到新地方，找到新职业。他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动手，但一旦开始就不能歇手。而且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越难满足。他变得越发大胆，越发不能控制。他向警方挑衅，然后经过媒体报道，整个城市的注意力让他很享受——现在可能又加上了他对被害人的选择。”
“艾比，”我低语道，“如果他是想杀她。”
他点点头。“这是他所做的最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