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你的消息那么重要！你一定要给我讲，不讲不放你走。”
“我刚才说什么了？”她突然装傻。
“别装糊涂了，快说吧！”
“我啥也没有说，你听错了，别拖我，我要打针去。”说着，她背起药箱，老远地要伸手去开门。
“不，不行，今天我非把你留住不可。”邹燕挡住门，像打架似地将刘絮云直往里推。
刘絮云不得已坐下了，刚要张口说话又突然改变主意，站起来说：“算了，我……我忘了。”
“不，你根本不是忘了，你是怕我……”
“把老实话跟你说吧，事情太大了，那个人呢，又是个歹毒心肠的人，我犯不着去惹他。”
“他是谁呀？”
“你别问了，我只问问你，你们倒是知不知道这回抓人是谁搞的？”
“知道！还不是兵团党委、彭司令员、陈政委他们！”
“屁！党委才不干这个事儿呢！”
“不是党委？”
“不是！”
“没有经过研究的？”
“研究啥呀！我就知道陈政委是不同意抓人的。”
“难道是……彭司令员独断专行？”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里有这么一个人，是有名的，空军一霸，一天到晚板起个面孔，样子像很正派，心里最毒了！什么害人的事都是他搞的。有时候，他还装得很关心你，好像胸怀宽大，其实啊，像猫咬了耗子一样，把你咬得半死，再放开你玩玩，等他玩够了，再一口吃掉。我真想叫我们邬中调动一个工作，呆在这地方太危险，别看我现在自由自在地在跟你说话，过几天说不定我的命运也跟你一样。跟一个吃人魔王呆在一起，还能有你的好日子过？”
“对了，”邹燕插话说，“你爱人是彭司令员的秘书，你知道的情况一定很多。”
“那我可得说清楚，我们邬中从来不跟我谈这些。我自己经常给首长打针，就不兴我自己了解一点啊？”
邹燕在想问题了，她望望自己写的那份揭发材料，生气地拿起来往箱盖上一扔，自语道：“我们这些人真是可怜，啥也不知道。”
“完全不了解一点可不行啊！有时还会把狼当成外婆呢！”
“他会拿我们范子愚怎么整？”
“那谁知道呢！主意在他肚子里。这个人哪，可会装正经了，有些肮脏内幕，你们听了都会吃惊呢！”
“什么内幕？”
“哎呀！”刘絮云忽然显得很紧张，“不不不，我没有讲，我可没有讲啊！说清楚，我今天啥也没有讲，反正只有你和我两个，没有旁证人，你要是揭发我，我不承认，那就是你的啦！”她走去把那一叠被邹燕扔到箱盖上的材料纸拿过来，“写吧！向他投降吧！现在还得投降，你不投降怎么办？他手上的权大得很，想把你生吃了决不许叫一声。不过呀，一个人也不要做得太绝了，坏事做绝，总有倒霉的一天，到他倒霉的那天，谁也不会饶他，狗都会来咬一口。”
邹燕心神不定，刘絮云出门，她都没有去送。
第十三章 兵临城下
窗棂上有一只南方特有的巨大的越冬蚊子在吃力地爬动，细长的腿伸向前边左边右边探探摸摸，犹豫不定。它大概看到窗外有阳光，试图飞出去取暖，不知道这透明的玻璃是钻不过去的。这只幸运的蚊子，曾经平安地度过了漫长的寒冬，也许麻痹大意出来得太早了，竟会在春暖花开以前挣扎不过去，遗憾地死在这窗棂上？
蚊子的动作没有声音，整个房间也没有声音。陈镜泉政委刚刚放下电话，手还没有从电话机上移开，在微微发抖。他的秘书徐凯惊疑地站在旁边注视着首长的表情，两人谁也不说话。电话来自北京，指定要陈政委亲自接听，通话的时间不短，内容肯定非常重要，因陈政委那颤抖的声音和负罪的态度是很少见到的，放下电话以后，像这样痴呆地站着也是从未有过的。
“什么事啊？”徐秘书谨慎地小声问。
陈政委移转身，坐进沙发里，继续凝神。
过了许久，秘书又问：“什么事啊？”
陈政委仍旧没有说话，徐秘书只得静静地站着，等候首长开口。
“你坐下。”政委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说。
徐秘书轻轻移动步子坐下来，侧身望着政委。
“看样子，这回他要完了。”政委说。
“谁呀？”
“彭其。”
“有些什么指示下来？”
“责问我们为什么不督促他继续交代问题；批评我们麻木不仁，没有路线观念；还指示我们……”政委竭力回忆原话，“指示我们召开党委全会，把问题在会上摊开，听听委员们的意见。还有……”他声音发抖了，“对我个人也提出了要求，要接受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考察。”
“我去把专用记录本拿来？”徐秘书说。
“对，快拿来，要把原话记上。”
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拿出一个专门记录上级首长电话的保密本来，抽出钢笔写上日期、时间、来话人姓名、受话人姓名，便静等着政委从头开始回忆。
陈政委看来已有点未老先衰了，记忆力相当不好，每回记出一句话来，总叫秘书先不要记上，揣摩半天，确定是不是原话，要十拿九稳才往上面写。这样，整个电话内容用去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回忆起来记录清楚了。
徐秘书把本子一合说：
“原来也并没有说要督促他继续交代问题，怎么现在……”他有点胆怯，经过一阵迟疑，终于勇敢地说出来，“怎么现在又来了责问呢？”
“是啊，看起来……我……太不敏感，太……迟钝，也太……太爱按常规办事了。”
徐秘书本是有看法的，但不便过多插嘴，只是听着。
“现在的斗争形势变了，工作方法……也要变，也变了。要透彻领会意图，光看字面上，言语中间，不行，不行，不行了！没有向你交代，你就以为不要督促，这……这就是麻木不仁，就是……没有路线观念。看起来，意思是要你们自己主动。不一定都要向你交代，你要表示自己有一颗忠心，就要主动去打击……打击那失去信任的人。我今天……才晓得，不敏感，太迟钝，跟不上形势了！……唉……！”
“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秘书担忧地说。
“你年轻，你头脑敏感一些，你好好把那些原话嚼一嚼，把味道都告诉我。这一回一定要透彻领会，领会透了再看怎么办。你好好看看吧！我现在有点头昏，要静坐一阵。”
“您是不是又感到身体……我找医生来吧？”
“不，不要去找，你赶快做你的事吧！”
“身体不行要早看，别等到……”
“不要讲话了，你不要讲话了，我坐一坐就会好的。”陈政委靠在沙发里半躺着，闭上眼睛，健全的右手搁在沙发扶手上，左边的空袖筒，上半截直垂下来，下半截搭在扶手上，人不动，它也不动。
徐秘书翻开专用记录本，反复默念着刚刚记下的电话内容，从字面上和字里行间以及文字的背后、反面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时而转头看看身边的首长，脸上流露出怜悯之情，又不好唉声叹气，又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不平和同情，只能像电子计算机一样客观严格地进行工作。他深知任何感情的因素都是不能带到工作中来的，凭感情办事不仅可能受到首长的责难，而且有时也可能影响到首长判断事务的正确与否。秘书工作就是这么一种机械、严肃和要求精密的工作。徐秘书至今感到适应这门工作有点吃力，虽然明知不能带感情，有时仍旧避免不了，只是尽量选择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就是了。他年纪很轻，是个工科大学的肄业生，应征入伍，当了四年雷达兵，又做了三年的秘书工作，比起邬中来，没有那样精明，但小伙子好学认真，进步挺快，在秘书们中间他是最虚心、最老实的一个。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效率仍比其他人低一些，但这点无妨，因陈政委的个性也是不喜欢快的，宁肯慢一点，要搞得稳妥一点，徐秘书便正好投合了他的胃口。年轻的秘书也已经二十六岁了，首长曾经征求他意见要不要给他找个对象，一提起他就脸红，连说：“不要，不要。”自称：“还小呢！”你看他那个认真的样子，像小学生坐在考场里一样，看一看，想一想，没有写什么字，大概全记在心里了。“你搞出点眉目来了吗？”政委闭着眼睛问。
“您好些了？”秘书反问。
“好些了，听你讲讲看。”政委单手撑着扶手坐直了一些，转头望着徐凯。
“我不知道对不对……”
“讲吧！”
“您刚才说的没有错啊！确实是那么回事。”徐秘书抛弃了所有顾忌，将自己的心得全部谈出来，“我想起那次北京的会议对彭司令员的评价是：‘有一些初步认识，但态度欠端正，回去边工作边想想自己的问题，想到什么，写信来也可，人来也可。实在没有了，就算了。’这个话灵活性很大。也可以重点注意‘实在没有了，就算了’这一句，也可以从‘有一些初步认识，态度欠端正’这里面多想想没有说出来的下文。对于犯错误的人来说，应该注重认识只是初步，态度还欠端正这一面，而不应该以为实在没有就算了。还告诉你‘写信去也行，人去也行’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去呢？这是就犯错误的当事人而言。旁人呢？跟他在一起工作又深深了解他情况的人呢？就是说政委您，也以为他算了，跟他和平共处。这就是上面说的麻木不仁。党委呢？你们的书记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是带着这样的结论回来的，你们还像过去一样尊重他，听他的摆布，不与他进行斗争，这也就是麻木不仁。另外，前些时候江部长从北京回来，曾经带回来一种暗示，说上头对彭司令员的态度很不满意，这就进一步告诉我们了，根本不要抱着‘算了’的幻想，赶快同他进行斗争。但我们还是没有动，可见麻木不仁到了什么程度。今天的电话里在‘麻木不仁’的后面还有一句‘没有路线观念’，我看这句话不能小看了，如果是对一个普通战士说‘没有路线观念’那么今后就把路线观念建立起来就是了。对于高级干部，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
“对，对，对！”政委接过话来说，“你革命那么多年，你了解党内斗争历史，你应该深知‘路线’二字的真实含义，可是你却没有这个观念，这意味着什么呢？是真正没有路线观念吗？表现出没有这个观念，就是有另一种观念，头脑不是空的嘛！你既然没有正确的观念、态度、立场，那你是什么呢？是属于哪一边的呢？”
“还有，”徐秘书继续说，“今天的电话要求我们‘召开党委全会，把问题在会上摊开，听听委员们的意见。’这个话从字面上看来，很容易做到，开上一两天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真是这么提提意见就了事，那以后更不好交账。问题摊开，可以理解成就把发生的事情原本讲给大家听，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也可以理解成，摊开问题起一个发动群众的作用，重点放在发动群众上面。发动群众干什么？要求彭司令员听听这些被发动起来的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是就事论事地批评他一下，也可以是认为他根本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于是就要对他展开新的斗争，要把他斗得老实起来，交代彻底，大家再也没有意见了才算完。大家对会议抱什么态度，取决于主持会议的人怎么动员，怎么引导。简单地说，这次会议可以开成一般的听取意见会，也可以开成斗争会。看样子，需要的是后一种会，而不是前一种会。光听听意见解决什么问题呢？何必要开全会呢？而且，就是斗争会，也还要斗出成绩来，成绩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最后能不能……”
“你说下去。”
“政委，我怕，我不忍心说出口啊！”秘书忍不住流泪了，慌慌张张掏出手绢来揩了揩，“唉！没有想到，司令员他……他这回过不去了！”说不下去，停了停，勉强控制住感情，又说，“就是这样，要千方百计把他打倒，打倒了，会就算开好了，打不倒他，会就失败了。我看结论就是这样。”
“你等一等，我……安静安静。”陈政委抬起手来把眼窝按了几下，强忍住没有失态。
徐秘书停止说话，恍恍惚惚地走去在政委的茶杯里添满开水，端过来放到侧面茶几上，重新坐在原处，叹了一声呆着不动。
“你还是讲吧！”政委说，“你从旁边来看，分析分析，有好处。”
秘书稍事回忆，接着说：
“最后一个内容是，要您接受考察。这个话很清楚，就是给你一个机会——斗彭，你去表现自己吧！看你怎么表现。为什么要考察你呢？因为在去年的‘罢官夺权’斗争中，你是暖昧的，你那份没有拍出去的电报还是一笔账欠在那里；前段对彭的态度又是暖味的，你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好，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目前摆在面前的，有两种结局：要么倒一个，要么倒两个。彭，是倒定了的，陈，就看你的态度，积极，斗彭，陈可能保住，不斗，彭、陈一起倒。陈是不能代替彭的，不能说，让我倒，让他留着吧！这种谦让是没有用的。我考虑，这个电话的实质就是这样。”
“就是讲，我要想不倒，就必须把彭打倒？”
“是的。”
“我必须动员大家想尽办法来把他掀翻？”
“唔。”
“我除了这条路，再没有路走了？”
“余下的，只有垮台的路。”
“垮台是什么味道？”
“那……”
“是反党分子吗？”
“也可能叫‘三反分子’。”
“还有没有党籍？”
“靠不住了。”
“让不让你退休？”
“现在不会同意的。”
“我只有一条路了，只有一条路了，我在战场上几十年，还没有碰到过这样死死的围困。这比那战场上的围困厉害得多啊！这是政治重围，政治重围，兵临城下了！……唉！……”
“政委，”徐凯内疚地说，“我……可能分析得不对，可能太绝对了。”
“不，复杂的斗争也把你的分析头脑锻炼出来了。你的分析完全是对的。”
“可是，”徐秘书说，“我做出的结论非常可怕，连我自己都胆战心惊。在我的结论当中，等于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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