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的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他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干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问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他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袍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上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他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于,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黄新同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1954年6月15日初稿
1954年11月8日三次修改
百合花
茹志鹃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摔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噔噔噔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摔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
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我又问:“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①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皿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山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地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
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的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
①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忍痛撤出江南。但时隔不久,国民党竞背信撕毁“双十协定”,又向我中原、苏中等解放区大举进攻。
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的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
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
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