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三岔路口，大车停了下来，赶车的姑娘冷冷地说：“同志，你下去吧，到这里分路了。”
康少明一面爬下车子，一面舍不得似地说：“同志，谢谢你，今晚没搭上你的车，怕要走到半夜哩，请问一声，你贵姓，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谢什么，我姓林，叫林云。”
康少明很希望赶车的姑娘也问他的姓名，看见她没有问的意思，就想自己告诉她，但赶车的姑娘却一刻也不停留地、马上用力响下鞭子，便朝另一条路，飞也似地跑了。他的腿又坐僵了，站在雪地上，一时还不好走，便拿着铝铁饭盒子，呆呆地站了一阵，眼看着车子变成小黑点，消失在月光朦胧的雪路里了，才又动身走着。
往天从火车站回到康家屯，康少明总要唱着歌，和着愉快的足步，走完那三里的泥路。现在一个人走夜路，正是适于歌唱的时候，但他却唱不出来，只是不快地想：“这小东西，眼睛真生得高呵，她就只看得见特等劳动模范。”
白雪盖着的村里，静悄悄的，好多人家都熄灯了。妈开门接着他，连忙端水让他洗脸，把热好的饭菜，摆在炕桌上，一面疼惜地说：“这样冷的天气，怎么这样迟才回来。”
“今天厂里开会。”
康少明简切地回答，并不说他搭脱火车，就在炕桌上吃起饭来。
屋里暖和和的，但灯光照着的玻璃窗上，已经结上了冰花。
妈坐在旁边看他吃饭，好一会才说：“会上又有人批评你吗？”
“妈，你怎么想起这个？谁也没有批评我。”
“我看见你今天晚上，有点不大快乐。”
康少明叹一口气：“倒没别的，就是上次红旗让人家得去了，想起来，怪难受的。”
“过都过去了，难过做什么？日子还长，从这个月起，你们就该好好地干！”
康少明没有回答了，只是低着头吃饭。
远处积雪的原野里，传来火车驰过的声音，还响了一两声尖厉的汽笛。
夜，静极了。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北京
党费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
一九三四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四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
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着：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于去了。敌人这一着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拗，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一九三一年入党的。一九三二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五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来到了八角拗。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拗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找错人，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你记着，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三十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
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
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
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五送我郎当红军，冲锋陷阵要争先，若为革命牺牲了，伟大事业依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临别的话儿记在心，郎当红军我心乐，我作工作在农村。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得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
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几“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工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搧一搧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乎乎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譬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你吃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祖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未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①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①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闽西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大都是一九二九年“夏收暴动”以后建立的，所以当地群众多用“十八年”作为翻身的分界线。
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活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自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一边哄孩子：“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沾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