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窑门却在枪托的猛推之中打开了，淡淡的一点天光照出一群杂乱的人影。
“妈啦巴子……”冲进来的人把老太婆撞到地上：“什么狗入的拦路……”他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来了：“哼，锅里预备着咱老子们的晚饭吧。”
孩子从暗处悄悄看了他一下，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更紧缩了他的心，恨不得这墙壁会陷进去，或是他生了翅膀飞开了去，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好，只要离开了这新来的人群。
跟着又进来了几个，隔壁窑里边，有孩子们哭到院子里去了。
发抖的老太婆挣着爬了起来，摇摆着头，走到灶前孩子身旁，痉挛的摸索着。无光的老眼，巡回着那些陌生的人，一句话也不敢响。
粮食篓子翻倒了，有人捉了两只鸡进来，院子里仍奔跑着一些脚步。是妇女的声音吧：“不得好死的……”
“鬼老婆子，烧火呀！”
这里的人又跑到隔壁，那边的又跑来了，刺刀弄得吱吱响，枪托子时时碰着门板或是别的东西。风时时从开着的门口吹进来，带着恐惧的气息，空气里充满了惊慌，重重的压住这村庄，月儿完全躲在云后边去了。
一阵骚乱之后，喂饱了的人和马都比较安静了，四处狼藉着碗筷和吃不完的草料。好些人已经躺在炕上，吸着搜索来的鸦片；有的围坐在屋子当中，那里烧了一堆木柴，喝茶、唱着淫靡的小调。
“妈啦巴子，明天该会不开差吧，这几天走死了，越追越远，那些红鬼的腿究竟是怎么生的？”
“还是慢点走的好，提防的就是怕他打后边来，这种亏我们是吃过太多了。”
“明天一定会驻下来，后续部队还离三十多里地，我们这里才一连人，唉，咱老子这半年真被这起赤匪治透了。就是这么跑来跑去，这种鬼地方人又少，粮又缺乏，冷未冷得来，真是他妈！”
有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这时还瑟缩的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
“呸，”一口痰吐到了她身上。
“这老死鬼干吗老挨在那儿。张大胜，你走去搜她，看那里，准藏有娘儿们。”
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
“是的，有人，没错，一个大姑娘。”
有三个人扑过来了。
“老爷，饶了咱吧，咱就只这一个孙子，他病咧！”他被拖到一边，头发散披在脸上。
孩子被抓到了火跟前。那个张大胜打了他一个耳光，为什么他却是个小子呢！
“管他，妈啦巴子，”另外一双火似的眼睛逼拢了来，揪着他，在开始撕他的衣。
“天呀！天杀的呀！”老太婆骇得叫起来了。
“娘卖屄！老子有手枪先铳了你这畜生！”这是孩子大声的嚷叫，他因为忿怒倒一点也懂不得惧怕了，镇静的瞪着两颗眼睛，那里燃烧着凶的火焰，踢了一脚出去，不意竟将那家伙打倒了，抽腿便朝外跑，却一下又被一只大掌擒住了！
“什么地方来的这野种！”一拳又落在他身上，“招来，你姓什么，干什么的？你们听他口音，他不是这里人！”
孩子不响，用力的睁着两个眼睛，咬紧牙齿。
“天老爷呀！他们要杀咱的孙子呀！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爬了起来的老太婆又被摔倒地上了。她就嚎哭起来。
这时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了，全立了起来，张大胜在敬礼之后说：“报告连长，有一个混帐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的坐到矮凳上。
消息立即传播开了：“啊呀！在审问奸细呀！”窑外边密密层层挤了许多人。
“咱的孙子嘛！可怜咱就这一个种，不信问问看，谁都知道的……”
几个老百姓战战兢兢的在被盘问，壮着胆子答应：“是她的孙子……”
“一定要搜他，连长！”是谁看到连长有释放那孩子的意思了，这样说。
同时门外也有别的兵士在反对：“一个小孩子，什么奸细！”
连长又凝视了半天那直射过来的眼睛，便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从口袋里翻了出来。裤带上扎了一顶黑帽子，这些东西兴奋了屋子里所有的人，几十只眼睛都全放在连长的手上，连长在翻弄着这些物品。纸票上印得有两个人头，一个是列宁，另一个是马克思，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一颗光辉的红色五星。孩子看见了这徽帜，心里更加光亮了，热烈的投过去崇高的感情，静静的他等待判决。
“妈啦巴子，坏鸡巴蛋，这么小也做土匪！”站在连长身旁的人这么说了。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从来没有骚扰过老百姓，我们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是好的，我们争取你们和我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终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的！”
但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的心，同时也得了许多尊敬，这是从那沉默的空气里感染得到的。
连长仍是冷冷的看着他，又冷冷的问道：“你怕死不怕？”
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不耐烦的昂了一下头，急促的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的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多少心在担忧，多少眼睛变成怯弱的，露出乞怜的光去望着连长。连长却深藏着自己的情感，只淡淡的说道：“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多半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是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是不是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的说了，“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从许多人之中跑出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还有人要杀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他是红军，是我们叫他赤匪的，谁还要杀他么，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的由嘶哑而梗住了。
人都涌到了一块来，孩子觉得有热的水似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在他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在雾似的里面，隔着一层毛玻璃，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的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
华威先生
张天翼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
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叮，叮，——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
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前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
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
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