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寄来的钱读完中学又考上大学的。她是个非常刻苦的孩子，但是也很要强，母
亲离父亲而去了，她就在家里承担了女人的角色。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照
顾父亲的生活，并且发誓绝对不与母亲有任何联络。
六年前，母亲到包头看望她，她坚决不肯见面。母亲就等在她的学校门口，一
直等到她放学的时候，远远地看着自己的衣着比所有的女孩子都寒酸的女儿走上回
家的路。母亲给父亲留下了一笔钱，说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的女儿因为家境贫寒而
使自尊心受到伤害。
后来的事情已经可想而知。她上了大学，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她一生中非常美
好的一个新的阶段。她一直用着母亲留下的那笔数目不小的钱，直到现在，母亲来
看望她了。
我不记得那天我是怎样离开她的学校，我没有见到她，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
面，我给她打过电话，她说功课很紧张，没有时间娱乐。渐渐地，我们不再联系，
到现在，我不知道她的下落。
我记得的是那天离开她母亲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说我是她的好朋友，但是关
于她的身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幸福的、活在童话中的女孩子。
她母亲哭了，说“那是她的理想，我们没有给她”。
我想我是曾经怨恨过她的，怨恨她作为我的朋友而编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故事。
我曾经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妈妈一边在窗子边上缝衣服一边告诉还只有19岁
的我：“你应该可以理解她。她其实只不过就是想在一个没有人了解她的过去的地
方重新开始生活，她不喜欢她的过去。她一定为了那个过去吃过很多苦头……”也
正是因为妈妈的话，我决定不再去找她，决定把我偶然知道的这个秘密一直保守下
去。假如我这样做就能让她感到安心，那么这样小小的一个谎话算得了什么啊。
也许就是从这个朋友开始，我学会了对很多别人的事情不再深究。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每个人也都有他自己情非所愿的无奈时候，每个人都在
用他自己的方式给自己以生活下去的信心和理由，我为什么要去责怪这个不愿回头
的女孩子呢？
但是有时候人的天性是很难压抑的，我曾经让一个用一些小谎话骗过我的女孩
子非常难堪。那是在工作以后。我和一个与我年龄相同的女孩子在同一个部门工作。
那是个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所有的同事都喜欢她。她很会打扮，一件平常的茄克衫
也能穿出与众不同。
在机关工作的收入非常少，除去日常生活的必需几乎所剩无几。而那个女孩子
不一样，她经常有新衣服、新的小饰物，让人耳目一新。
中午吃完饭，就是我们闲聊的时间。她经常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她姐姐前不久
去了印度，买了精巧的小手镯给她。“你看，北京根本见不到。”她晃着手腕上一
只朴拙的镯子的时侯，我和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羡慕。
羡慕过手镯之后，夏天来了。她带来了一条格子布超短裙，说是她姐姐去了日
本给她买的。我们的羡慕依旧。
非常不巧的是，有一次我和姐姐逛街，逛到北太平庄的一个小商品市场时，竟
在小摊子上意外地发现了据说来自印度和日本的手镯和裙子。我立即告诉姐姐，我
的同事也有，这里卖的一定是贋品。而姐姐笑着说：“你真傻，人家吹牛你都不知
道。”
我的确想过，她是在吹牛。但是这种念头一闪即逝。我想她是没有必要为了这
么小的事情吹牛的。机关的穷是人所共知，况且，穷也没有使我们这些刚刚毕业有
了收入的学生比别人更加不快乐。我不相信人会为了类似掩盖清贫这么小的理由来
撒谎。
然而事实证明姐姐是对的。
我过生日的时候姐姐带我到商场买了一条30多块钱的项链，仿真的，但是做工
很精细，我说像我这么穷的人只能戴假首饰。姐姐安慰我说，国外的女人是很讲究
戴做工精致的仿真首饰的，因为漂亮而又便宜，丢了也不心疼。我就美滋滋地戴着
一条物美价廉的项链去上班了。在楼道里，我碰到了穿“日本裙子”、戴“印度手
镯”的她，她的脖子上居然戴着一条和我的一模一样的项链，所不同的是，我因为
害羞把它藏在衣服里面，她把项链挂在衣领外面。我马上说：“你也买了这样的项
链？！”她立即又眉飞色舞起来，说这次她姐姐去了斯里兰卡，给她买了这条项链，
上面镶嵌的是天然红宝石。
我站在楼梯上，看着她。刹那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定要戳穿这个吹牛的人。
我急不可待地把项链拉出来，说：“你为什么要骗人呢？明明就是一条30多块钱的
项链，你为什么非要说是从外国来的？我知道你的裙子和手镯都是在北太平庄小摊
子上买的，你为什么非要骗我们大家？”
看着那个女孩子一言不发地走开，我终于有了一种出气的感觉，我想我要在中
午吃饭的时候让所有的同事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吹牛大王。
但是我的计划没有实现，那个中午她没有跟大家一起吃饭，她请病假先走了。
吃饭的时侯女同事们还是带着羡慕的语气议论“来自斯里兰卡的项链”。我什么也
没有说。说不出原因的，我觉得那个女孩子有点儿可怜。去洗手间的时侯，我悄悄
的把我的项链摘下来，藏在了衣袋里，我不想让同事们发现，原来我也有一条“斯
里兰卡项链”。
日子和往常一样，我们照样上班、和同事一起吃中午饭，我和她都像什么也没
有发生过一样。只是吃完饭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杂志，很少再参加聊天，而且，
一直到调离这个单位，我没有再戴过那条项链。
这两个给过我上当机会的女孩子，后来我都没有再见过。
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活之中我还曾经遭遇过很多类似这样的谎言，对于我无足轻
重，而对于撒谎的人分外重要。慢慢地，我也学会了理解和谅解，那些用小谎话安
慰自己的人，那些通过用小谎话从别人那里获得诸如艳羡和钦佩等等好感觉的人，
其实不一定是坏人。就像妈妈说的，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不尽人意，
于是他们选择活在自己编织的梦想里，并且由此获得安慰和满足。他们其实没有伤
害别人，只是他们自己有些不自信罢了。
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
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同情
有时候会想，什么人才有资格同情别人呢？一定是认为自己活得比别人好或者
自认为幸福的人。
小时候坐在温暖的屋子里，一边剥花生吃一边听着《卖火柴的小女孩》，想像
一个同龄人在冰天雪地的夜晚挨饿受冻，一个挨饿受冻的女孩子在凄苦的大年夜做
一个能吃饱饭的梦，难过地流下眼泪。同情是可以想见的。不能想见的是一个可能
也许不会变成现实的假设，假如，假如听故事的人也是在一个同样冰天雪地的大年
夜，也同样卖着没有人买的火柴，也同样地挨饿受冻，谁会为谁流泪呢？这样的假
设应该是包含着理性的，在具体的生活中，理性往往会使人联想到残酷。保存着善
良之心而又多少有些虚伪的人，于是很难让自己完全理性起来。
这样的矛盾也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1994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乘地铁去上班。在崇文门地铁站的入口
处，总是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双腿已经不全，膝盖以下齐刷刷地斩断了。他坐在乘
地铁必经的台阶上，面前是一个破旧的大茶缸，里面装着很少的零钱。这个男孩子
看上去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眉目间的楚楚可怜之中还带着一些未脱的稚气。
他是一个乞丐。他的肮脏的双腿裸露着就是他博得同情和施舍的道具。
如果没有后来的偶遇，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天，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
放一些零钱在他的茶缸里。在发现他行乞的真相之前，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次见
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里都洋溢着奢侈的同情，我想他是多么痛苦，完全丧失了自由
活动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快乐，也许这就是他的一生。我一边同
情着他一边就在为自己庆幸，能走动是多么幸福啊。我从没有想过，可能在我放下
手中的零钱时，他就在心里暗暗地同情或者干脆就是嘲笑，世界上居然有像我这么
自我感觉良好的傻瓜。
后来对这个乞丐的发现使我相信了一点，就是在生活中所有的欺骗有朝一日都
是要暴露的，这种暴露就是对欺骗别人的人最好的惩罚。
我是在地铁站旁边的糕饼店里遇到他的。一个健康的、双腿健全、可以自由地
跑跳的少年。他买了一只跟我正在吃的汉堡一模一样的汉堡外加一杯可乐，站在靠
近门口处，一边吃一边看着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和脸上，
他和任何一个享受着美好生活的少年没有任何不同。
我握着吃剩一半的汉堡，死死地盯着他。我不会看错，他就是那个曾经若干次
牵动我的恻隐之心、若干次让我感到莫名的优越并因此掏出钱包的小乞丐。绝对是
他。他怎么敢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吃那些给他零钱的人们也许尚且不可能天天吃到的
东西？他怎么敢把他的健康的双腿如此明目张胆地亮出来而丝毫不感到羞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他快乐地看着街景仿佛根本不知道距离几步之遥的地方
有一个上过他的当的我存在。甚至，有一刹那，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他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就像所有的陌生人在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又瞬间无所谓地闪开一样。
这一天我走进地铁通道的时候，在楼梯上没有遇到每天行乞的少年，恐怕只有
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的糕饼店里吃汉堡、喝可乐，晃着两条毫无缺陷的腿。
此后，我在上班的路上又看到过这个男孩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假，他的
状态依然是残疾的，坐在台阶上可怜巴巴地对给他的茶缸里扔下零钱的、善良的人
们道谢。我没有再给过他钱。过去每次从他身边经过时的同情被现在的轻蔑和气愤
所代替，我发誓绝对不再把我的珍贵的同情心施与这样的骗子。
然而仍然有人像不明真相的我那样继续给予并且在有些居高临下意味的给予中
获得快乐。每天如此。
目睹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想到，其实在这个“小乞丐”眼里，给予的
人也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是那么容易地就从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给予的原本无济于事
的施舍中获得满足，这些人也无非就是在看到了自己和他人的地位悬殊之后表现出
一种无关痛痒的慈悲，他们同情弱者的同时不是也在充满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乐善
好施吗？我一度就是这样的。
这个“小乞丐”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轻易表示同情。
这件事过去两年以后，我到报社做了记者。重新思考有关同情是因为一起工作
的一位同事遇到了一件事。一个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在那一年的春节前找到了
她，哭诉如何因为受骗而失去了所有的收入，以至于别人都能回老家，而他只能只
身留在北京。他说他知道“X老师心眼好”，“X老师主持的版面也是呼唤人间真情
的”，“X老师一定会帮助他”。他来报社就是想跟X老师借500块钱，过完春节回到
北京他会“加倍努力工作”，还钱给X老师。
送走了这个人之后，同事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想了想，还是把钱借给他了。
毕竟对于咱们来说，500块钱还拿得出来，对他来说，就是帮了大忙了。”
感慨同事的善良之余，我和另外几个同事纷纷议论，说善良的她一定是上当了，
她的钱和她的善良伴随着这个貌似可怜的人的离去而一去不复返了。我乘机讲了我
曾经遇到过的“小乞丐”的故事。
同事看着我的神态非常笃定：“不管他回不回来。我给他钱的时候就没指望他
一定能还给我。而且，一个人用出这样的方式，一定是因为他实在太困难了。”
后来不知道这个同事是否得到了归还的500块钱，但是她当时的话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像，我想也许我是太矫枉过正了，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其实很多，乐于助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我遇到的不过就是一个个例罢了。
我在大约两年多之后原谅了那个用假腿骗人的少年。
又过了大约一年，那个同事离开了我工作的部门，她主持的那个“呼唤人间真
情”的版面变成了由我来主持。
不幸的是，我也遇到了几乎相同的一件事。一个自称来北京打工的小伙子来到
报社，对我哭诉他的困难。一切都与我的同事遭遇的一样，甚至那些好话都如出一
辙，唯一的不同是“X老师”变成了“张老师”，500块钱变成了300块钱。
我的心里真的有了激烈的斗争，我的同事和那个“小乞丐”同时出现在我的眼
前，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仿佛同事代表着一种善良的美德，拒绝这种美德无异于
亲手把自己驱逐出好人的队伍；而“小乞丐”代表着一种邪恶，我想像着这个小伙
子拿着我给的300块钱走出报社就在心里无情地嘲弄我的愚蠢。
我注视这个也许真的出于信任与无助而找到我、也许根本就是来编一个凄惨的
故事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的人，我甚至有些希望能够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但是，他的眼睛里除了呆滞之外什么也没有。
进进出出的其他同事已经在注意我们，我猜想肯定有人知道了他来的目的，也
知道我还拿不定主意。一个新的念头涌上来，我怎么能让我的同事感觉到和他们一
起工作的我原来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家伙呢？就算是做一个“秀”，就算是明知上
当，这样的时候我也是别无选择啊。
我尽量平静地听完来人已经重复过的话，尽量力求让自己相信，这是一个真正
需要我的帮助的人，相信他会回来，归还我借给他的钱，也为我树立一个善良和乐
善好施的好名声……我不知道是怎么从钱包里取出钱来交给他，不知道自己还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