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或〃会唱歌的城市〃的美称。
教堂的钟楼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筑物，它还是整个城市日常生活的总指挥与宗信信仰的轴心。市民们起居作息的时间要靠钟声规范调节。什么时候做早课，什么时候进教堂礼拜，更是要靠钟声的召唤。在那个没有手表的年代，时间因教堂的大钟而神圣，属于神的时间与俗世的时间是分不开的，敲钟通报大家早祷的时间往往也是该准备一天工作的时候了。钟楼与钟声，统一了整个市镇居民的生活节奏、生命目标，是宗教信仰中心位置的象征。
法国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Corbrn）在《大地的钟声》这本书里曾经详尽分析19世纪法国乡村频繁发生的〃夺钟事件〃。话说当时新成立的共和国急于推翻教会的权威，想要建立一个彻底世俗化的理性世界，所以派人到各个城镇拆卸教堂的大钟。他们太清楚钟的威力了。可是这个急躁的举动却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抗命的不是教堂里的神父，而是地方上的平民百姓。
不是那些百姓特别敬神，存心要和无神论的革命派作对，而是他们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没有钟声的日子。不少地标性的建筑和自然地貌都会成为人民集体记忆的储存库。如果说有哪一种声音也能成为集体情感与历史回忆所系的象征，那一定就是钟声了。还有哪一种声音像钟声这样，能同时让那么多人共同听到，又毫不间断地规律作响，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呢？
21世纪的香港不是一个基督信仰社会，更不是一个清静得只能听到一把声音的地方。但是就在中环天星码头这么一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闹区，香港人都听过那响了48年、风雨无阻、沉实和缓的钟声。就像雨果描绘的巴黎圣母院大钟一样，钟声最是怀古，因为它让我们不用离开现实就能沉入历史。
洪水中的蓝调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张唱片里听到一把小号独奏《奇妙恩典》（AmazingGrace），声音粗糙而且遥远。但那把小号，让你仿佛真能听见孤独的人类正打从心底感恩，直直上天。看唱片简介，原来是监制在新奥尔良的街上用卡式录音机录回来的即兴演奏。十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在这个彻底商业化的旅游城市，还有一把如此穿透，如此直接的无名小号。
如果有人泛舟在海洋掩盖的新奥尔良水面，经过法国区的波旁街，还会不会听得见那把声音断断续续，若隐若现？
很多人知道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起源地，知道爵士乐的根源之一是蓝调，知道蓝调的苦来自棉花田的劳动；却不一定都知道蓝调也和洪水有关。
几乎所有蓝调史都会告诉你，无论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黑奴还是战后的佃农，都会在工作的时候唱歌。他们唱歌，所以劳苦可以稍稍轻松一点。那些歌有整齐的节拍，可以用来跳舞，而且是大伙儿一起跳，就像他们的祖先曾经在野地上围着火踏步旋转一样。只是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他们以劳动代替舞蹈。这就是典型的工作歌，以旋律和节奏协调工人们的一举手一投足，唱到〃哼〃的时候齐齐举起锄头，唱到〃嘿〃的时候一起奋力锄地。
只不过这还不算蓝调，蓝调不是这么集体化的舞曲，它更属于个人，应该更自由。蓝调的直接源头不是这种棉花田里的工作歌，而是〃筑堤呐喊〃。从工作歌到筑堤呐喊，不只是一种曲式的变化，而且还是整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在黑奴解放运动之前，工人们做牛做马；解放运动之后，他们依然做牛做马。但有一个重要的分别，那就是在过去，他们的身体和人格属于地主，幸运一点的当佃农的，也有自己归属的农场和土地。这当然是压迫，但在压迫之中工人都有集体的认同，有集体的身份。但当他们被解放出来成了自由劳工之后，却成了什么都不拥有，什么也不属于的散件工，有点类似今天在城里头车站旁一排排蹲在地上的民工，等着雇主挑选干那有一天没一天的体力活。换句话说，他们彻底成了市场上的商品，待价而沽。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带，他们等到的，往往就是筑堤的工作。
密西西比河自古就阴晴不定，时时泛滥。沿海地区被风暴袭击，也非自今日始。所以修筑堤坝和搬土造地一向是19世纪末美国东南部最容易找到的工作。那些黑人不再住在集体的宿舍，所以老是一个人上工。他们也不再有那么多集体劳动的机会，所以往往是独自一人跟在一头驴子后头搬土。这时候他们唱的歌也大有不同了，往往是节奏自由速度较缓的独唱曲，充满长段的单音节乐句，听起来曲折忧郁恍如啜泣。这就是所谓的筑堤呐喊，蓝调的真正源头。
这种属于一个工人的呻吟与嚎叫，其歌词内容也与田里的工作歌大异其趣，常常是抱怨劳动过度，被工头操弄到不成人形。有些最早期的蓝调干脆是唱自己的驴伙伴，或者说自己连头驴都不如，或者是为驴肩上的脓疮哀唱，偶尔欢快点的就是鼓励自己的驴：〃上吧，伙计；上吧，伙计。瞧这路，又直又宽！我说，这路又直又宽〃。如今，新奥尔良洪水淹没城镇的情景，也在一些20世纪初里的歌中留有印记，例如《大水四处》（HighWaterEverywhere）：〃水来了，什么都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连歌都听不到了，唉，你连歌都听不到了。唉，我的好上帝〃。
纯粹音乐
朋友之中有一种音乐上的〃纯粹主义者〃，对他们而言，音乐既然是艺术，就该用很艺术的态度对待。意思是听音乐的时候应该什么都不干，好好坐在音响之前全神贯注地启动听觉装置，其他感官一律关上。不能喝水不能吃零嘴，而且目不能视（除非看谱）。如果把音乐当成背景，让它陪你工作做菜干家务，那就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了。
我这些〃纯粹主义〃朋友里面又有几个纯之又纯的精英分子，钟爱勋伯格以后的现代音乐，觉得这些不入俗耳的学院派音乐才是声音的绝对升华。在这些朋友面前，我不大敢说自己喜欢〃微模音乐〃（ＭｉｎｉｍａｌＭｕｓｉｃ，港台译作〃极低限音乐〃），尤其是格拉斯（ＰｈｉｌｉｐＧｌａｓｓ）的作品。因为他们会说这是典型的背景音乐，反反复复，毫无进展，根本经不住凝神细听，就跟流行音乐似的，烦闷无味。
事实上，我也无话可说。因为：
第一，格拉斯音乐的最大特色的确就是重复。
第二，在现代音乐里面，微模音乐的确是最受欢迎的乐种，或许也因此是最晚被列入经典之列的风格。
第三，我真把它当成背景音乐，而且我很难忍着什么都不做就只是望着音响的扬声器发呆。
我第一次听到格拉斯，它就是做背景音乐。那是16年前的一个小剧场演出，朋友把黑暗的空间布置得空空荡荡，主角黄秋生在也是黑色的台板上用粉笔画出一间间房子的平面图（没错，就是现在演电影的那个黄秋生。人家当年可是实验剧场里的前卫派），那就算是台上唯一的〃布景〃了。在黄秋生画画的时候，配乐就是格拉斯的名作《开始》。不变的节奏，不能再简单的和弦，被限制在几个音阶里推进的旋律，仿佛永远就会这么延续下去，没有终局。
离开剧场之后的这么多年，黄秋生好像还蹲在我脑海里的某个昏暗角落兀自画出一间又一间的房屋，恍若不停生长的狭窄城市。而飘荡在这城市里的声音就是那首不曾完结的《开始》。
今天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美国最伟大作曲家之一的格拉斯，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真正让大家认识到一股新势力正在出现的，还是他和后现代剧场大师罗伯特·威尔森（ＲｏｂｏｒｔＷｉｌｓｏｎ）在70年代合作的音乐剧《海滩上的爱因斯坦》。在这套惊天动地的作品里，舞台上一个演员竟然用了一小时从台左走到台右而没有任何动作。格拉斯那重复不断的旋律相得益彰，观众们离场时竟能哼出剧里的音乐，这是现代歌剧里不可想像的场面。
格拉斯讨厌勋伯格之后的现代音乐，认为那只是作曲家写给作曲家的小圈子游戏，完全丧失了和听众沟通的能力。所以他和一众微模主义伙伴作的曲子，连我这种俗人也能听得津津有味。不过矛盾之处在于微模主义的原意不是为了亲近大众，而是更进一步地颠覆包括系列主义在内的西方音乐传统。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音乐的时间结构：总有一个或多个主题要展现，这些主题总要经过复杂的发展，然后要有一个结局。就像一个故事，传统稳定可能失衡。而微模主义则尽量不讲故事，把听众带往每一刻〃现在〃，不知有始亦不必有终……这种脱离了结构的音乐，恐怕才是最纯粹的音乐，虽然我那些纯粹朋友以外的酒肉朋友都能〃听得懂〃。
I－pod怎样分割了世界1
当你把一副耳筒塞进耳朵，你和世界的关系就开始变了，不只是把你自己从周遭的环境里抽身而出，同时你还为这个世界注入了另一层不同的意义，使眼前一切呈现出前所未见的色彩。
因为声响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只用眼睛去感知环境，更加要用耳朵去接收环境给予的刺激。经过建筑地盘，我们不可避免地满耳都是巨大撼人的打桩声；在商店里，我们就要暴露于种种流行的节奏之中；坐地铁，邻座手机里的喁喁细语让我们想躲也躲不开。这些声音全是这些环境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产生，是我们对这些环境的印象的重要来源。正如你一想起飞机机舱，脑海里就会涌出引擎启动的噪音一样正常。
可是只要用上了随身音乐装置，这些环境的性质就会发生急剧的转变。因为属于它们整体之一的那部分声音被屏蔽了，被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你自己选取的音乐。且想像一下蒙住眼睛走在路上，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听到声音是什么感觉？更准确地说，使用随身听或者I－pod还不太像蒙眼，反而跟你戴上一副可以播放影像的眼睛差不多。因为它把环境感知的视觉与听觉分割了，一半还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世界给予的信号与刺激，另一半却是自己主动外加上去的。
所以耳机传来的音乐就像一个抢眼的画框，把世界放进了一个框子里，转化了它的性质，为之赋予一层全新的意义。听一首工业噪音乐曲，你会发现地盘机器就像乐器一样击打出有节奏的旋律；如果是首甜美的圆舞曲，商场的陈设会格外华丽，顾客的走动就像跳舞；假如是支孤独的小号独奏，深夜里的地铁车厢则呈现出一种清冷的寂寞。戴耳机的人都在改变世界，把它变成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影像。
音乐的情绪感染力是惊人的，很多人都会随心情选择音乐。比如说失恋，你或许会连续播放一组伤感的情歌，这时无论你走到哪里，眼中所见尽是一片失落；无人的街角固然令人难过，满是节日灯饰与红男绿女的大道又何尝不叫人自怜自惜呢？我们透过音乐把自己的情绪粗暴地加在这个世界之上，演绎出自己的一出戏。
难怪曾经有评论家反对随身听，因为它真是把一个众人共享的领域切割成原子式的私人空间。有多少人用随身听，就有多少种世界。这真是最彻底的个人主义，不只拒绝沟通，还要吞没外在为己所用。
但这还不是我不喜欢随身听装置的理由。我只是觉得，我们既然活在此世，就该完整地接受它。尤其旅行之中，更要完全感受异地的一切，在蒙古草原上能不听风吹草动？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能不听嘈杂的人车噪音？剥除了它们的声音，你就等于阉割了它们的一半意义。
I－pod怎样分割了世界2
然而大势不可挡，音乐与环境的关系一直往个人化的方向走。今天I－pod一类的MP3比起几年前的MD或者卡式录音带，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翻录过程，大可一首歌一首歌地直接下载。看看今天种种接驳I－pod的室内扬声系统就知道，过去我们得先有一套音响才有随身听可以翻录歌曲，现在我们则是先有最个人的I－pod才再考虑怎样能够透过喇叭让其他人分享自己的音乐。
对于各种时髦电子小商品，我向来反应迟缓，有什么被人称为〃非买不可〃的东西出来了，我总是慢上三拍才赶上潮流的尾班车。例如I－pod，人家都在翘首等待快将上市的I－phone了，我才在几个月前得到我的第一具I－pod。
我一直不想拥有I－pod或任何MP3等随身音乐装置的理由，就如我当年总是用不惯随身听的原因一样。这个理由和赏乐空间的变化有关，更涉及到了环境与声音之间的联系。
曾几何时，除了一个懂得玩乐器的人躲在家里自弹自娱之外，我们多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和其他人一起接触音乐的，那个场合可以是个演奏厅，可以是座教堂寺庙，当然也可以是个庆典或街头聚会。直到复制音乐的技术出现，留声机和收音机渐渐普及，音乐才开始转向私人空间，例如客厅、卧室和书房。时至今日，我们都习惯了在自己住的地方听音乐，去一趟音乐会反而变成了特殊的例外情况。
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song发明的随身听开始普及流行之后，有一些学者说这是音乐从私人空间向公共领域的挺进，年轻人竟然一反惯例，把应该留在自己床前或桌头的音乐装置大模大样地带进马路和地铁站这一类人来人往的公开场所，将公共空间切割成片段的私人赏乐小世界。
其实只要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就会发现随身音乐装置，只不过是整段音乐聆听史，一路往私密方向发展的新阶段罢了，在此之前，各种音响设备就早把私人客厅想成常态的音乐欣赏空间。而随身听则使得这个私人空间变得进一步缩小，而且使之流动迁移，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随身听可以让我们只要一戴上耳机，就立刻遁入一个自我的小天地。不管你是身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还是冷漠的商业大楼，这一副简便的耳机都能有效地把我们从人群之中抽离出来，与身边的世界保持距离，进入另一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