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转自朱正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
“来得正好,免得复信。(黄苹荪在杭州编《越风》,约鲁迅稿。鲁迅以浙江省党部有呈请通缉事复信拒约。黄苹荪接信后,亲赴省党部查询,浙江省党部云无此事,黄便致函鲁迅问其消息来源。鲁迅未复信/编者)其实我也是朋友告诉我的。不过,照当时情形推想,决非捕风捉影之谈。现在事已过去,也不用再提他了。”
“当一个人穿衣,吃饭,说话,行路,交友都感到不自由的时候,连狗都会不舒服起来,想着往墙上跳出去的,莫说人,不过那一年(指1930年/编者)的事(指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编者),在我是拗不过友人之情而才参加的。某夫人(当指宋庆龄/编者)主动,杨××(指杨杏佛/编者)执实。而杨与蔡(指蔡元培/编者)之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杨在中间,当然不会让蔡置身局外。我和蔡是同乡同事又是世交,经蔡力邀,就这样拉拉扯扯的给摆上了一份。在我则无所谓,在惹不得者以为了不起,仿佛有十万大兵埋伏其间似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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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与黄苹荪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黄苹荪的谈话,录自歇翁(黄苹荪)《鲁迅与“浙江党部”
之一重公案》,文刊1948年6月10日上海《子曰》丛刊第2辑。
我自己一向就很少去想策略、策略的运用这类事情,虽然在打文字仗上,我还算是留意敌人的阴谋,还能够拆穿这些东西的挖空心思的诡计,往往能够打中敌人的致命的要害;但我也只留心思想界的事情,又只限于一个角落的斗争,革命全面的策略,很少去想。也确实没有去想过革命怎样才会成功的问题。自然,现在就去想成功,是太早的;但我,老实说,也没有去想过敌人什么时候会失败的事情。就只觉得这样和他(敌人)扭打下去就是了,没有去想过扭打到哪一天为止的问题;自然,胜利在我们,是总明白的,也不必去想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
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你那天说的话是不错的。对敌人,就要表示我们的力量;能够用大炮轰,就用大炮轰!……代表我们、代表真理,就代表我们、代表真理,毫不客气!……我一向显得个人作战,又多使用投枪,也仍然是散兵战。在我个人,和进攻的同时,还注意防御,也可以试用不同的战法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
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现在的左翼作家,虽然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政治上实际是很幼稚的,去同资产阶级作家搞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人家统过来,反而容易被他统过去。”
·与徐懋庸的谈话,录自徐懋庸《我和左联鲁
迅周扬关系的始终》,转自刘一新《真的声
音,善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
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又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想,做一个小卒,我是能胜任的。动动笔。你看,这类人也并不多。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
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隘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复去的机会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泉源啊!”
·与芬君的谈话,录自芬君《鲁迅访问记》(据作
者称,此文印前经鲁迅校阅/编者),文刊登太
编上海长江书店1936年11月初版《鲁迅访问记》。
就这样解散了(指“左联”的解散/编者),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
那不是一个战斗的团体(指“文艺家协会”/编者),和“左联”差远了。……但“左联”的战线也诚然不巩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是不加入了,以后也不想加入什么团体,就一个人照例做点事情罢。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只好不管它(指胡风失去在“左联”的工作/编者),做自己份内的事,多用用笔吧!用笔的工作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梅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胡风传》。
我也接到一份。(指“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入会邀请书/编者)
你愿不愿参加,你自己考虑。实在说,参加也可以的。至于我嘛,我不参加。
·与马子华的谈话,录自马子华《点点星光》,文收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我)自七八岁起牙就不好,因龋齿之故夜难成寐;给须藤添难,又向或被叱责不以为苦。那时,附近别说没有牙医,即使出了绍兴,也仅能达到拔牙的程度,所以,要忍受民间治疗或诅咒之类的痛苦。可是,牙从根部烂起,龋齿洞孔增大,无奈,需要医生为我拔牙。一点点地拔起牙来,二十二三岁左右大半牙齿便已缺损,二十七岁时就镶上了假牙,这牙齿疾病及缺损导致宿疾日益恶化,胃扩张和肠弛缓症,影响其他消化器官的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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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著,靳丛林、
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上)原刊昭和十
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日报》(夕刊),
转自《上海鲁迅研究》第14辑2003年5月版。
医生曾对我说过左侧也患过胸膜炎的,因为不久便好了,所以自己便不耽心了。
受着胃扩张和肠驰缓症的妨碍,每日的食量不但不及常人一半,就是饮食的味道也尝不出来的。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号《作家》。
我害肺结核有二十多年了。因为讲起来没有什么用,我一径没有讲过。那个美国医生诊察得很对。这种病是不会好的。不过现在依然没有死,这却同他的结论不一样。
·与郑伯奇的谈话,录自郑伯奇《最后的会面》,
文刊《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
来了吗?……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的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文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唔,虽则医生告诉我说,根据肺部被侵蚀情况,我能幸存这么久是个奇迹,我本该五年前就死去的,因此,有了这额外收入,我还是大方些好。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莘农(姚克)作许佩云译《鲁
迅:他的生平和作品》,英文原刊于1936年11月《天下
月刊》第3卷第4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0辑。
“几乎不见了!……肺已烂掉了许多!……照医生说,如果在欧洲,早就在五六年前死掉,好像我们的抵抗力特别强,或者是我贱点的缘故。医生主张我易地调养,我也已经计划得很久,想走到什么地方去避暑,莫干山,或者索性去日本。为着吸些好点的空气,实在应该掉个地方了。……应该调养,我是早知道的;我的病,实在已经不止一年两年。不过调养,难道空口说说就可以做到!……”
“在病重的几天,一经闭拢眼睛,总算看到许许多多花样: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一点兴致也没有,一点欲望也不发生,只是呆呆地躺着。死,就是这么回事吧;这样下去,就是死掉了罢……”
“还有人责备我,说我以前太不当心,为什么不早医治。不知道我的父亲并没有几万几万的财产遗留下来的,专管病是先要饿死的。有病要医,难道我还不晓得!”
“不过肺已经烂掉了许多,总是实在的,X光线照着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明白。”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同鲁迅先生最后的
晤谈》,文刊1936年11月20日《逸经》第18期。
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指史沫特莱请来的D医生要鲁迅住院,开一个病房,由他诊治/编者)。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文
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我心中的鲁迅》。
“前几天几乎像完全好了的样子,因这几天没打针,也没吃药,加上又贪作一点事情……从昨天起,热度又增高了些。”
“只要好一点,就想要做事情……这是没有法子——他们说要我打空气针,说打一年空气针就可以好了;再就是养……可惜这两样我全做不到……我的老子没给我留下钱。”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田军(萧军)《病中的礼物——为关心鲁
迅先生的病而作》,文刊1936年8月15日《作家》第1卷第5期。
上海鲁迅故居。鲁迅在上海最后三年半居住和战斗的地方——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我从此要加紧多做一点事了!”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我的记忆》,文收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秋窗集》。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指李秉中/编者)。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作家》,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黄源《鲁迅先生》,文
刊《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10日)。
意识不到发烧的程度,自己被这细小的有机物灭亡的日子大概不会太远。无论活多久,人的工作不能停止。至少在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应该学习。不劳动就缺少人的价值,要让自己做点事。发烧是给予人的一种认识和警戒。顺应它有治疗法和卫生法。自己知道就不会对医术有所反对。身体状况好时,散步、活动也能窥知一二,漫谈也是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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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与姚克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看到自己的X光拍的胸部透视照片)即使受到损害,也还是健康的部位居多,不能落魄悲观;长年使用,有伤痕龟裂,也是正常的发展。
……
自己也闹不明白用怎样的方法(指教育海婴的方法/编者)好。海婴四岁起就常常发生支气管喘息,现在已经没有喘息,变得相当结实。自己曾经研究过种种根治喘息的方法,看今天儿子结实的样子很是高兴。可是,与儿子的结实相反,自己的衰退,则是顺从自然法则之故,这是没法子的事(说罢大笑)。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作,靳丛林、宋扬译《医生所见的鲁迅先生》(中),文刊昭和十一年(1936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文《上海日报》夕刊,转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版《上海鲁迅研究》。
只要坐得起来,我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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