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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想听听父亲的建议。他将名单交给父亲，父亲的表情很痛苦，因为他意识到纳粹正围捕匈牙利的犹太律师们。
他告诉儿子：“去送这些通知吧，但是要告诉每个人这是驱逐通知。”
索罗斯遵照父亲的叮嘱，但是他发现，有些人不准备躲避纳粹，即使这样做将意味着被驱逐出境。他们觉得，如果纳粹规定犹太律师们要被驱逐的话，那这就是法律，而法律就必须要遵守。
有个人说，“告诉你父亲，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过去一直如此，现在我也不会违法。”
在恐怖的年代，提瓦达·索罗斯是位应付自如的父亲。布达佩斯的犹太人面临着死刑，如果纳粹发现小索罗斯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也可能被处死。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噩梦可能会突然变成事实。
提瓦达告诉儿子：“乔治，这是一次非法的占领，因而常规的做法不再适用。你必须忘记你在正常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正常的情形。”
提瓦达解释说，这个“不正常的情形”意味着索罗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有时可能是不诚实或是违法的行动，纳粹的入侵使得这样做成为了合理公正的。
提瓦达安排了索罗斯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情形”下的生活。为了确保儿子不会被纳粹当局带走，提瓦达贿赂了一位匈牙利政府官员，使索罗斯可以扮作匈牙利农业部的非犹太官员的教子。提瓦达还为儿子购买了假的身份证件，这些证件是生存的关键。
战争期间，乔治·索罗斯以雅诺什·基斯（Janos Kis）的名字生活，提瓦达还给这位官员的犹太妻子提供经济支持，使她能够躲避纳粹。在后来，乔治·索罗斯将父亲的这个行动委婉地称为一笔“商业交易”。
提瓦达贿赂的这位官员负责没收犹太人的家产，而这些富有的犹太人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索罗斯跟着这位官员在全国走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被抓到，我就死定了。”乔治·索罗斯说到这里的时候，并没有流露出特别的表情，来表示当时的处境到底有多危险。
尽管索罗斯有假的身份证件，他和他的家人仍然害怕被发现，所以还是很有必要尽可能地躲起来。他们其中一个藏身之处是地窖，地窖周围被坚固的石墙挡着，唯一的入口需要通过蜿蜒狭窄的石阶。在地窖里面，有一个可以藏匿的好地方，空间更大，是在一扇锁着的门后面。当有人来搜查屋子的时候，索罗斯一家就躲到这个藏身的地方。
索罗斯一家总共有11个藏身地，他们通常好几个星期都待在朋友的阁楼或地下室里，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要突然撤出这个地点。如果说当时年仅14岁的索罗斯确实感到了惊恐，却也无人知晓，因为他后来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纳粹铁蹄下的生存（3）
的的确确，对于索罗斯而言，这一年似乎是“一次大冒险”。有一次，提瓦达和索罗斯恰巧躲在了同一个地方，两个人都有假的非犹太身份，他们俩交谈着，但不是以父子的身份，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避免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
还有一次，索罗斯一家躲在一个地窖里，为了消磨时间，索罗斯、保罗和提瓦达打起了牌。赌注是一些糖果。当索罗斯和保罗赢了，他们总是吃完自己的战利品。但是，或许是想起了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生存技巧，提瓦达自己赢了的时候，却不会吃掉他的那份。
索罗斯觉得1944年的战争经历回忆起来简直让人激动，他后来将这段时光描述为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感觉自己如同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忘记了战争，感觉不到其他人感到的那种恐惧。有提瓦达在身边，一切都大不相同：对于父亲，索罗斯非常引以为傲，受到提瓦达自信的感染，索罗斯觉得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不管提瓦达看似有多少明显的错误，他教会了索罗斯重要的一课——如何生存。
1。 可以冒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提瓦达每一天都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这让他相信，大多数其他的风险也是值得去试试的。
2。 冒险的时候，不要孤注一掷。
不要把一切东西都拿来冒险，那是很愚蠢的，也是不合实际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逃避纳粹的时候，乔治·索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但是当他接受假的身份证件时，他知道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死亡。
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有更多的自由。他不用再做生死攸关的抉择了，他可以冒险，却不会孤注一掷，他要给自己留下东山再起的余地。
1992年，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曾告诉一位电台的采访者说：“我很关注生存的客观需要，我不会去冒可能毁了自己的风险。”
世界大战还教会了索罗斯另外一课。
3。 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
我们对未来都有期望，但是这些期望不一定和世界的实际运转相吻合。
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他后来要探索的领域，以此形成了他关于人类的知识，后来则形成对金融市场的理论。
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学校。战争结束后，犹太和非犹太的学生不再分成两个班上课。此时的索罗斯已经15岁了，和其他从纳粹创伤中走过来的学生一样，索罗斯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很多。在很多学生的心中，战争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帕尔·泰坦伊回想当时的情景时说：“班级纪律非常差，许多人都带着枪上学。它好像表明我们已经成熟了，但是，其实这很幼稚。”
1945年春天，卢帕岛的居民，包括索罗斯一家战后第一次回到这个岛。他们相互交流着战争时期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如何逃生，聊一聊近期计划，这些计划都与他们觉得战后的匈牙利会发生的一些情况紧密相关。
每个人都在挣扎，都在犹豫不决：现在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吗？已经逃过了纳粹的*，匈牙利人不想送走了狼，又迎来了虎，过上另一种险恶的生活。如果新的政府像纳粹当局一样对待它的公民的话，看起来最好还是离开这里，而且越快越好。
可是新政府是友善的还是充满敌意的，这还不太清楚。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敢肯定苏联在匈牙利政府中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索罗斯家的朋友中有些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事实将会证明，苏联比纳粹要友善得多。但是其他人对此却嗤之以鼻，深表怀疑，并对此冷嘲热讽，他们准备收拾行囊，趁着还有可能获得护照的时候离开。
乔治·索罗斯就属于后者，他感到是时候离开匈牙利向西进发了。1947年的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上路，而他的哥哥保罗则迫切地想完成工程学的学习，因而在匈牙利又待了一年。
索罗斯的第一站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去了伦敦，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而言，伦敦是个很有魅力的城市。由于父亲的帮助，索罗斯拥有了足够的盘缠。但是，到了伦敦，他基本上必须自力更生了，他唯一的经济来源来自一位姑妈，可现在她已经定居佛罗里达了。
尽管索罗斯原本以为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会很快乐，可事实上他发现自己的钱实在少得可怜，又孤身一人，自然没有办法享受这座城市能提供的快乐。在伦敦的这段时光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他孑然一身，几乎一文不名，但是，他仍然努力在黑暗中寻找一丝光明。索罗斯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半开玩笑地对自己说：“现在的你已经跌到谷底了，这样的感觉不是很棒吗？因为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上走。”
当然，“跌到谷底”并不是一个很棒的感觉，一个18岁的年轻人所能做的就是从一份临时工作换到另一份临时工作，希望有一天能够时来运转。他曾经在伦敦梅菲尔区的一家叫夸格利诺（Quaglino）的餐馆里当过服务员，梅菲尔区是伦敦著名的上流社会活动区，贵族和电影明星在这里吃晚饭、跳舞、过夜生活。有时，身无分文的索罗斯吃一点剩下的空心甜饼维生。多年以后，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很嫉妒一只猫，因为那只猫吃的是沙丁鱼，而他却根本吃不上。
索罗斯干了一个又一个兼职。
1948年夏天，他参加了土地援助计划，做了一些农活。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成为金融巨鳄的索罗斯，在当时还组织了一次*，目的是让农场的工人能够按件计酬而不是按天计酬。得益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的工人得到了更高的收益。在萨福克郡（Suffolk），他帮人收摘苹果。他也曾作过油漆工，之后他向朋友吹嘘自己的油漆技术不赖。
事实证明，打零工、贫穷和孤独毫无乐趣可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索罗斯都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通过这段经历，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害怕再一次跌到谷底，已经跌到过谷底一次，就再也不想有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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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毕露，量子跃进（1）
到了1975年，华尔街圈内开始注意到索罗斯。更确切地说，他赚钱的能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注定要成为大人物。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和索罗斯共事过的艾伦·拉斐尔所说：“索罗斯工作努力，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作敢为，他很擅长投资。这种职业本身不需要缜密的逻辑和理性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直觉的过程。在这一行业中，经验丰富与否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我看来，索罗斯天生具有这些技能。”
尽管在华尔街，索罗斯已经小有名气，但在华尔街之外，鲜有人知道他。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70年代的金融巨头们一般都是默默无闻的。在那时，业内媒体不太热心关注华尔街的一举一动，而对于金融市场上的大人物，媒体更是没有什么兴趣。如今，华尔街的这些大人物都被媒体密切追踪和报道，不仅仅关注他们的职业生涯，也窥视他们的私人生活。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像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天才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
即使媒体紧追不放，索罗斯和其他大多数在华尔街的同行都会对媒体心存戒备，他们想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不要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投资被认为是一种很个人的活动。再者，华尔街的人们普遍认为，吸引公众注意这种行为会带来坏运气，无异于死亡之吻，起初很有诱惑力，但是最终将使人陷入深渊。一般认为，降临到华尔街投资者身上的最坏命运，就是上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封面。不仅要为名声付出代价，有时可能是致命的代价。
所以，乔治·索罗斯远离聚光灯，他感觉这样非常自在。他的好友拜伦·威恩说道：“在我和索罗斯交往的经验中，他从来没有自我吹嘘过，即使吹嘘对他有利，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当索罗斯卷入美国的政治中时，当宣传他的政治事业至关重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在本书的第29和第30章中，我将详细介绍这点。
1975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篇盛赞索罗斯的文章，将索罗斯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文章的标题让索罗斯初次尝到了公众荣耀的滋味：
逆流而上：证券基金避开华尔街潮流，艰难时代独领*
这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会给索罗斯带来厄运吗？他会发现自己的运气变坏了吗？索罗斯自己有预感，媒体的关注会给自己带来害处。但是事实上，索罗斯应该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篇报道感到高兴，因为这篇报道极力吹捧索罗斯不随波逐流的金融思想，并断言正是这种独立的思想使得索罗斯基金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华尔街日报》是如此盛赞索罗斯和罗杰斯：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购买股票方面，索罗斯和罗杰斯这对黄金搭档表现出了过人之处，他们在股票不受大众青睐的时候买入，而在股票涨到高点时卖出。他们一般不理会共同基金、银行信托部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进行卖空交易。”
1973年和1974年，当大机构沮丧地看着自己持有的股票价值减半的时候，索罗斯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73年的增长为8。 4％，而1974年获得了17。 5％的增长。
罗伯特·米勒是当时索罗斯的一位同事，他回忆说：“索罗斯具备一种技巧，在有些思想还未显露的时候，他就能拨开云雾，找到一线曙光……他很确定自己为什么应该买入或者不买。索罗斯另外一个突出的能力就是，一旦他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会马上改正，毅然抽身。”
锋芒毕露，量子跃进（2）
索罗斯基金公司最常用的一个技巧就是卖空。对于这一点，索罗斯承认自己有一种“邪恶的快乐”。他喜欢卖空那些机构青睐的股票。索罗斯基金公司和几个大机构下相反的赌注，卖空了许多他们青睐的股票。最终，这些股票暴跌，索罗斯基金因此赚了一大笔。
索罗斯进行的雅芳交易，便是他卖空牟利的经典例子。为了卖空，索罗斯基金以120美元的市价借出了10 000股雅芳的股票，接着股价大幅下跌，两年后，索罗斯又以每股20美元的市价买回了10 000股……每股赚100美元的利润，索罗斯基金净赚了100万美元。索罗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文化倾向：老龄化的人口将意味着化妆行业的销售收入减少。，索罗斯在雅芳赢利下降之前就觉察到了。
索罗斯高兴地解释说：“在雅芳的例子中，银行没有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化妆品行业的繁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已经饱和，而孩子们不用化妆品。这是他们错过的又一大变化。”
当然，索罗斯也有失手的时候。有时，在参观工厂的时候，索罗斯太过于相信公司管理人员的乐观评估。他购买好利获得公司（Olivetti）股票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跟公司管理人员的会面，他事后对那次会面很懊悔。因为股票并没有上涨。
在外国货币上投机也是一个失败的主张，购买股票期权也是一样。由于误以为半导体股票会看涨，索罗斯和罗杰斯的团队在美国史普拉格电子公司（Sprague Electric）上亏蚀了75万美元。对此，罗杰斯的解释是：“这只是由于分析不足，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