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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连城诀》，《连城诀》这个小说，是用很大力量来探讨人性恶的，小说的主人公却是一个纯朴的好人，一个叫狄云的朴实的乡下孩子。所以作者通过这个善良的孩子来看世界，正像去迅先生的《孔乙己》通过一个朴实的小伙计的眼睛来看世界，这样看得更分明，看得更惊心动魄。在狄云的眼睛中，大多数人都是坏人，他只是小说情节的一个推动者，表面上是主人公，其实这个小说塑造最成功的并不是这个主人公，塑造最成功的是坏人。这个小说塑造最好的就是坏人，比如说小说里写了一个大恶人叫做血刀老祖。血刀老祖，我想读过《连城诀》的读者谁都不会忘记，这个老头子很坏，坏是坏，但是坏得赤裸裸，坏得毫不掩饰。我有一个评语说他坏得顶天立地，就是人要坏到这个程度是不容易的。毛主席说过人要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借毛主席这句话说呢，人要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真是这样，你不信你试试，你天天做坏事，你做了三天就把你抓起来，做坏事不抓起来，你自己也坚持不下去，人的心做好事还可以坚持，做坏事是坚持不下去的。但是就有这么一个大恶人叫血刀老祖，他就天天做坏事，而且做得理直气壮，而不掩饰自己。很多人做坏事能坚持，他要欺骗自己，他要把坏事做成好事，或者实际上认为自己在做好事，而血刀老祖呢，为什么说他顶天立地呢？他认为自己在做坏事，认为自己应该做坏事，并且不遗余力地做坏事，所以这个坏人他就光彩照人，坏得光明正大。所以你读《连城诀》，这个人物那正是栩栩如生，你会被这个人物所感动，比那些好人还要感动人，而跟血刀老祖做对比的恰恰是所谓正派豪侠。由于血刀老祖他抢了一个正派豪侠的女儿，骑在马上掳着这个女孩子跑掉了。所以很多正派豪侠就集合起来去追杀他，带头的四个人，用他们外号中的四个字连起来叫做“落花流水”，取他们名字中的一个谐音。落花流水四大英雄豪杰，率领一群正面人物，就追杀反对派，追杀血刀老祖，可是在追杀的过程中呢，这反对派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越追越高大，而相反这一群落花流水的英雄呢，不但被反对派打得落花流水，人格上也是落花流水。武功很人格都被比了下去，最后读者会发现，这些正派豪侠很可疑，侠气，他们没有什么侠气。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人叫花铁干，我曾经就是评点过《连城诀》，评点的时候我说花铁干这个人名起得好，铁干，多么英雄的一个形象，可惜姓了花，一姓花，铁干就没有了。他本来是落花流水里的第二号人物，里面有个花嘛，是一个正派豪侠。结果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突然转变为一个无耻小人。因为他的同伴都被血刀老祖打败了，被智勇双全的坏老头子给打败，最后就剩下他了，剩下他，这个时候其实那个血刀老祖没有力气了，已经非常虚弱了。但是用空城计骗他，就是他还装着自己还有力气，还可以杀掉他，在这个生死关头，花铁干突然屈服了，投降了。而屈服了之后，人品马上就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可以干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们被困在一个雪谷里边，他的同伴都死了，这个时候为了生存，他可以去吃自己结拜兄弟的尸体，去吃掉，可以害自己结拜兄弟的女儿。所以金庸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严肃的人性探讨，一个人一个好人，是不是可以变成这么坏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坏？有什么心理学依据？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假如我们自己落到一种特殊的情境中，我们自己会不会变坏。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就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我就说假如咱们被困在一个山谷里边，比如火车翻了，我们困在一个山谷里边，一个月出不去，解放军警察都进不来，怎么办？到了最后我们会不会吃人，有一些人饿死了，我们会不会吃他们的肉？这是很严肃的问题，那么同学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那没办法也得吃，实在没办法。有的人就说，宁死我也不吃，我宁可饿死也不吃。也就是说到了紧急关头大家选择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平时我们受到似乎是一样的教育，都是好人，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发生种种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受的是革命教育，经常看革命文学作品，有的时候我也偷偷想，假如我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我招不招呢？我在想，有的时候我就实验，拿一个棍打自己，看我自己能够承受多大的痛苦。有的时候我想给我坐老虎凳，给我灌辣椒水，我坚持不招，再一想万一敌人使美人计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要在心里边想一想这些事情，我觉得一个人在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你提前想到和提前没想到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去想那些革命烈士，我想他们不是说突然心血来潮，要为革命捐躯的，他一定是平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准备，心理准备，这对自己的修养是有好处的。
我想很多革命烈士可能文化水平也不高，也不一定受了多深的马列主义教育，而是在他身上有种朴素的侠义情怀，有朴素的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到时候它能够舍身成仁，所以当我们看到《连城诀》中那样一些情节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它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好人有可能变成坏人，坏人有可能变成好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底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还是这些东西本来就藏在我们的心里，遇到了合适的情境它就要爆发出来了呢？也就是说花铁干到底原来是一个好人，这个时候他变成坏人了，还是他心里本来就有坏的东西，但是他没有机会释放，这个时候突然给了他一个自由，坏的东西就释放出来了呢？那么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金庸的小说好就好在，他不仅仅是塑造这些超越性的侠客，他同时又意识到这些侠客本身的局限性。所以金庸小说中有很多反武侠的精神，他的武侠人物身上是经常有缺陷的，他对这些侠客是带有批判的。我们看看金庸小说笔下即使是正面人物，即使是大侠经常也有缺点，比如说陈家洛，陈家洛这个形象当然是一个正面人物，文武全才，可是陈家洛最后却一事无成。陈家洛到底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跳出武侠小说这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陈家洛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描写的，他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用传统的话说呢，陈家洛不是很好地观察到这个社会的矛盾，他是幻想通过改变统治者集团内部的这样一个领导权来解决问题。他幻想乾隆皇帝和自己是兄弟和自己是同胞兄弟，来策反乾隆解决问题。结果最后反而被对方所利用，他在爱情上也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爱谁。他本来先爱霍青桐，后来爱上她的妹妹香香公主，他也曾经追问自己，我为什么爱香香公主？不爱霍青桐，他反省道，难道我担心她太能干吗？所以在陈家洛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金庸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优柔寡断，耽于幻想的这样一种特点的批判。那么金庸在塑造出了从郭靖、杨过、令狐冲到萧峰这样一系列大侠之后，还能塑造出更伟大的侠吗？很难了，特别是萧峰最后以自己气壮山河的一死，奏响了民族和平的最强音，写出这样一个伟大的侠客的时候，你还能够写出更好的侠吗？可以说在古今中外就已经找不出比这个形象更光辉的一个形象了。所以这个时候，物极必反，他就推出了韦小宝这个形象。我们看在《鹿鼎记》这个作品中，本来从正面人物角度来讲，最大的侠是那个叫天地会的首领叫陈近南，江湖上的人物，都希望见到陈近南一面。可是这个陈近南怎么样呢？他还不如陈家洛和袁承志，不但一事无成，反而被一个宵小之辈稀里糊涂就打死了。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不是说谁的武功强，他就一定能够处处占上风，永远得胜，经常是武功低的打死武功强的。而陈近南就是这样的，稀里糊涂就死了。他所领导的天地会怎么样呢，一事无成。反而是他所反对的清王朝，他所反对的康熙，康熙的事业蒸蒸日上，那么在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上就体现出正派大侠无所作为，那些人有一身武功最后能建立什么呢？还不如韦小宝，韦小宝下三烂的手段，什么扔个石灰包，在桌子底下砍人家的脚，反而很实用。金庸这样写一开始是不能令人理解的，难道你放弃了侠义了吗？要把韦小宝写成英雄吗？不是，这里恰恰有一份沉痛的批判。一切英雄好汉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能够进步，不能够受到重用，不能够受到提拔，而像韦小宝这样的人不学而有术，他却能够一路飞黄腾达，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要忘了，这个时候写的还是康熙盛世，是清王朝正在走上坡路的阶段。这就让我们联想起《红楼梦》，《红楼梦》也是写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最后那个辉煌时期，所谓康乾盛世。但是这个家族外面看着辉煌灿烂，里边已经腐朽了。所以《红楼梦》预示着中国封建它要走下坡路，其实我们看《鹿鼎记》你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它同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曲挽歌，到了《鹿鼎记》这里，侠义精神不张，社会上像韦小宝这样的人飞黄腾达，就预示着这个社会不会再有好的发展了。所以我说韦小宝这个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继阿Q之后又一个伟大的形象，从挖掘中国国民身上的国民性来说，阿Q的形象是挖掘得非常深刻的，它深刻地批判了我们国民身上存在的种种精神胜利法，精神缺陷。但是由于《阿Q正传》这个小说它不是长篇小说，而《鹿鼎记》是一个一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所以通过韦小宝所到之处，能够把他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非常丰厚。所以从韦小宝的身上我们能够更仔细更全面地来反思我们的国民性，韦小宝你不要看他没有文化，其实他从小是受的听戏说书，这样的教育，他更全面地了解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韦小宝的出现，也预示了武侠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实际性的功用，它变成了一种精神存在，变成一种纸面上的象征性的存在。所以说到了今天的社会，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侠客越来越少，武侠基本上就没有了，侠客，没有武的侠也越来越少，但是武侠的这种精神却是永远需要的。如果法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们还学雷锋还干什么？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正义永远存在人心中，所以金庸笔下的侠和我们以前所讨论的爱情一样，他已经写到了什么是侠的境界，最后直追侠的本质，从金庸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真正的侠是什么？
李玲…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主讲人简介：
李玲，女，196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代表论文：《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等。
内容简介：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有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一个是圣母。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之后，吃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与泼妇淫妇型女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型女性、夏娃型女性比较相似。只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她们“贤”、“良”的时候所维护的男性准则、她们“泼”、“淫”的时候所挑战的男权原则，与西方文化中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原则、理性原则有所不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根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父权制原则的话，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在文学创作中丑化泼妇、淫妇，往往是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合理的生命追求。历史上最有名的淫妇莫过于《封神演义》中的妲己、《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妲己的罪过在于她的美貌。因为她太美了，纣王一见她就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讨好美人，纣王干下了许多荒唐事，终于亡国亡命。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
男性权威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中国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并不像西方的天使型、圣母型女性那样具有童贞女的感性美。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的风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副教授，她是文学博士，大家欢迎。我们都知道文学是想象的艺术，那么作家笔下的人物呢，也是作家们艺术想象的产物，作家是如何塑造人物并如何安排人物命运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