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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类旧人物，他们体现的我们民族的善良、质朴、奋发、隐忍、刚强、正直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难道不值得珍惜和爱怜么。老舍历来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也最肯于把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毁灭的一面如实地写出来，这没有什么不正确的。
戏里有几个政治上很反动的人物，例如开头出现的庞太监、结尾出现的沈处长，老舍也都不是用大肆展示反动言行来刻画他们，对这类人的揭露，也贯穿了从文化角度切入灵魂的原则。庞太监露面的时刻，正是清末守旧派势力卷土重来、抡起屠刀镇压了改良运动之后，他身为阉人却要买妻完“婚”的无耻举动，看似文化怪现象，实际上这是写出反动势力行将就木还盲目狂妄、不甘心退出历史的神来之笔。市党部委员、宪兵司令部的沈处长，操着一串洋腔怪调的“蒿”字，在全剧收尾时刻走到前台，他故意把“好”说成“蒿”，是要模仿洋人讲汉语的蹩脚发音，好显得自己像个洋人，这种“文化现象”，是跟他扶植小刘麻子，要强占茶馆创办妓女公司（其中还要隐蔽着一个特务机关）的行径相伴而来的，这就等于是说：肮脏的殖民文化与险毒的政治用心，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怪胎！
《茶馆》的文化蕴涵还体现在剧作达到了高度的风俗化。戏剧的事件发生地是北京，这里有封建帝都文化、传统礼仪文化、旗人习尚文化、北中国市井文化、半殖民地病态文化等多重文化积淀。不同文化成分，在特定时代被搅合成了既矛盾又协调、既开阔又具体的习俗氛围，散发出浓重而特别的“京味儿”。作家老舍让戏里的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透出京味儿习俗特点。第1幕开头，茶客们“泡”茶馆，常四爷和松二爷来了，进门头件事就是把自备的茶叶交给茶房沏上，外人一看，还以为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其实这是当时下层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招儿，自带茶叶，要比沏茶馆里的茶，好歹省下那么一点点儿钱——他们得在生计吃紧、“寅吃卯粮”的时候，保住旗人的脸面，自备茶叶，便是个“两全”之策。可是，就是这位自备茶叶的松二爷，看到二德子向常四爷找碴儿，打碎了茶馆的盖碗，他立马声明：“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更显出旗人时刻都得硬撑着“面子”的习性。当然，故都北京的习俗长河总是在缓缓地流动着，也会不时泛起一两朵奇特的小浪花：第2幕，剧情转入了“民国”，松二爷乍一碰上当年抓他的那对“灰大褂”，下意识间忙不迭地打千儿请安，其实那是已经废止了的前清礼俗，怎奈松二爷在不期然之间又一头撞进了当初的噩梦，他来不及冷静地辨别眼前的一切，赶紧用“老礼儿”向老冤家打千儿请安，以为这才是免遭灾祸重降的惟一办法！习俗，在老舍这儿，也成了写人写事的一种方式。
老舍在谈《茶馆》的时候说过：“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这说明老舍对《茶馆》里边各色人等的认识早就深入到了他们的骨子里，这才可能把《茶馆》写得如此地逼真、传神。
三，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老舍一生都保持着旺盛的艺术探索精神。创作话剧《茶馆》的时候，他心里积蓄的探索冲动再次燃起。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做“新的尝试”，不愿意“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茶馆》的艺术的确不落旧套。以往的话剧作品大多属于叙事剧，老舍不走老路子，敢叫《茶馆》别开生面。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没有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四下铺展，彼此连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
第1幕与第2幕间隔十几年；第2幕与第3幕间隔大约30年。时间跳荡幅度之大，没看过这出戏的人简直无法想象。老舍用一种“串联”的方式，把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悬吊在一条垂直的岁月长索上，营造了感观效果上大气魄的史诗意境。而在每个具体的时代（也就是每一幕）里，又选择了另外一种“并联”的方式，把一个个彼此邂逅的人物和事件，缜密地拼装到有限时空之间。
幕与幕之间时间跨度大，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又不一定全有内在关联，这样的戏，写起来如果功夫不到家，就会丧失整体感，弄得水银泻地，散碎难收。作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拿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他把3幕戏，都设定在一个不变的空间——裕泰茶馆的正堂，这能让观众摆脱各幕时间相距遥远带来的脱节感觉，时代变迁造成的这座茶馆和它的主人的命运，像一条内在的线索，使3个时代勾连起来。其次，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比如王利发、常四爷等，都叫他们从第1幕到第3幕贯穿始终，剧情再怎么铺张，还有这些核心角色在拉动全局；而松二爷、康顺子和李三等次要的人物时隐时现，也起着整合剧情的辅助作用；还有一些剧中人物，虽不是每幕都出现，像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宋恩子父子、吴祥子父子、二德子父子、庞太监与其侄媳妇……都是老少两代传承不断的，他们两两组合，也有利于作品的连贯性。《茶馆》总主题是要“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要“葬送三个时代”，选取的所有人物活动和戏剧片断，都是经过总主题这把“筛子”细细筛过的，瞬间的人物剪影，只有三五句台词、一两个动作的情节安排，都要服务于全剧的总主题，否则就舍弃不用。老舍用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把个《茶馆》写得形散而神聚，意阔而气凝，也叫自己在戏剧结构的大胆尝试大功告成。
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话剧《茶馆》风格样式的特异，也叫人难忘。作者笔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暗淡绝望、遭人诅咒，不过，人们也许想不到，老舍居然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他更大胆的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
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这类幽默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就不再是失掉控制的无谓逗哏。对于丑恶现象，老舍的幽默调侃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第2幕，吸毒成性的唐铁嘴宣称自己“已经不吃大烟了”，王利发顿生疑窦，还以为他是戒掉恶习了呢，谁知道唐铁嘴话头一转：“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的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是个寡廉鲜耻之徒，这几句话，把国人那点儿“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沿着丑陋卑贱的心路发挥到了顶点，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毒品危害，只有到了唐铁嘴这种丧失灵魂的家伙嘴里，才能说成是对国人的“侍候”！真是可耻之尤，也可笑之极。这就是老舍砸向丑类们头上的幽默，智慧又犀利。也是在同一幕，从庞宅逃出来的康顺子母子，到茶馆来恳求收留，王利发不愿意，却被内掌柜一句话给留下了，王利发只好嘟嘟囔囔：“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王利发的牢骚、无奈，转化成了这么一句灰色幽默，把这个饱经世故、惨淡经营而又有点自私的小商人的感受，勾画得多到位！观众听到王利发的“怪话”，都会有会意的微笑，也会有隐隐的怜悯，也许还有酸咸苦辣一齐被搅起的感慨，人们能瞧见作家对旧时代小人物杂糅着温情和讥讽的一片心。
邪恶势力的可憎，与被欺侮者的可悲，都来自时代的荒谬。老舍扭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快感，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黑暗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可是，当它注定灭亡的时刻，却总是暴露出许多滑稽、失重的形态，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喜剧场景；铲除在历史肌体上苟且存活的荒唐、怪诞，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把准了这一点，当然要开怀大笑，在开怀大笑中领略整个旧时代的土崩瓦解。我们在座的朋友，凡是看过话剧《茶馆》的，恐怕都会对欣赏这出戏的时候那种整场接连不断的酣畅淋漓的笑声记忆犹新吧！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终于到了写《茶馆》的时候，这么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管以幽默著称的笔，才找到了可以这样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写出来了这样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里，严肃、悲怆，总是属于纯文学的上品格调；喜剧呢，不能说是没有一席地盘吧，可往往还是要被当成饭后茶余的“消遣”。满族作家老舍，毕竟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可惜，那种特别的创作追求，因为不同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没有完全获得中原文坛的认可。各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来就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的。正因为各个民族的艺术风格有差别，彼此文化交流才会有价值，才会让人们产生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
现实主义历来是老舍的创作之魂。话剧《茶馆》充满了迷人的传奇性，又没有离开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半步。荒唐岁月发酵出来的社会现实，本身饱含着数不清的失态和笑料，老舍把最具意味的笑料扫拾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跟幽默风格交相作用的艺术焦点。英若诚先生说起过：“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同志说，他演的这个人物是个到死也没有明白的人物。其实《茶馆》里的人物，王掌柜到死明白了吗？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倒了一辈子的霉。常四爷明白了吗？也没有。刘麻子被大令当逃兵砍了头，他也胡里糊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的现实主义的地方。”这一体会很准确，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深化一下这一体会，一出戏里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都是到老、到死仍然糊里糊涂没明白过来，那么，这出戏的调侃力量还小么！老舍的现实主义，与他的幽默风格，早已经是浑然一体了。
话剧《茶馆》，常被说成是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作品，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的戏剧，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一致性，《茶馆》却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经验：淡化故事、不着力编织统一的矛盾过程，而用一个笼罩全局的写作宗旨把散在的琐细情节收进去。不过，这个戏毕竟主要面对国内观众，为了跟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轨，老舍又在“变”中注入了许多“不变”，他从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中挖掘出一些招数，嫁接到这部作品中间，使它重新成为教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国货”。
有评论家谈到过，《茶馆》颇有点儿国画“大写意”的气韵，这是很精到的看法。《茶馆》没有追求磨砖对榫式的情节密集推进，而是大处落墨，挥洒跳荡，在人物和事件之间，都给欣赏者留下充分的浮想余地，这样，情节虽然简约、具体，却能发挥溢满画面、溢满时空的艺术感染力。这不是跟国画大写意的意境很想像么。
老舍还在《茶馆》中，运用他善于借助民间曲艺来强化戏剧效果的本领。为了对3幕戏各自的时代背景有个交代，也考虑到演出过程中各幕之间台上换景、演员改妆需要时间，他填写了3大段朗朗上口、妙趣横生的“莲花落”（又叫“数来宝”，北方曲艺快板书的一种），让一个跟剧情没有太多瓜葛的角色——乞丐“大傻杨”，在各幕开始之前登台说唱。这种崭新的舞台形式，纯属从民族传统曲艺脱胎而来，它活跃了场上气氛，也加强了3幕戏的整体感。
剧作的语言是体现民族气派的重要支撑点。《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这出戏张嘴说话的有几十人，每个人的谈吐都是性格化的，专靠各自的声口，就可以把不同身份和情感的人物，从人群中间找出来。第2幕，唐铁嘴正和王利发在茶馆里逗嘴，来了一个报童，问：“掌柜的，长辛店大战的新闻，来一张瞧瞧？”王利发没好气地反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报童乖巧地回答：“也许有，您自己找！”王利发动了火，把报童往外轰，偏偏唐铁嘴凑过来跟报童说：“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国事！”说着，唐铁嘴抄走一张报，没给钱就溜了。这